首页 文化 论茶马古道上的民族茶文化交流与和谐之美

论茶马古道上的民族茶文化交流与和谐之美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文化的支撑。兴于唐宋的茶马古道遍布云南全境,成为中原内地联结西南边疆的文化走廊,是茶促进了多元民族文化在边疆的传播,各民族茶礼、茶俗、茶艺、茶道中的传统美德对历史上边疆和谐民族关系及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全文原题转载自《楚雄师范学院学报》第二十五卷第一期(2010年1月),作者蒋文中(蒋文中(1962-),男,云南昆明人,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学)、仇学琴、龙翔。

茶是我国的传统经济和文化产业,中国是茶的故乡,有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茶树资源和茶叶品种,有着令世界瞩目的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和多姿多彩的民族茶文化。我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对茶的认识和使用方面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文化,成了中华民族不可替代的国饮和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代表。茶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而传统的重要精神生活内容,饮茶是人们高质量的休闲方式,是人们精神的需求。饮茶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饮茶已成为一种高品位的文化休闲活动。即使在现代人的生活中,饮茶不仅仅是为了解渴,也不仅仅是保健的需要,更多的是追求一种精神需求,包括社交和自我体现等。中国的茶文化,带有东方农业民族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情调,追求自然、讲求质朴、向往和谐与真实,在茶艺、茶道的核心文化里,富含着儒家的治世机缘,隐现着佛家的淡泊节操,洋溢着道家的浪漫理想,倡导清和、俭约、廉洁、求真、求美的高雅精神。从古至今,我国各民族不仅创造了自己的一套加工食用方法,并发展成自己特有的茶俗、茶礼和茶德,对共同构建和巩固中国传统文化,对发展民族关系和文化交流,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体现出了重要作用。[1]  今天,中国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民族文化产业已渐成经济大产业,靠的是古老悠久深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其中博大深厚的茶文化正是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值得充分加以发扬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中国茶文化历经千年的发展,不仅对中国内地和边疆民族经济及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更对促进边疆民族关系发展和多元文化的交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既是构成多姿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媒介,又是传承各民族多元文化的载体。云南民族茶文化既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地方民族文化特点,无论在历史文化、传播和贸易文化、交通文化、饮茶文化、茶礼茶艺茶俗中都有着促进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交流的深刻影响。

一、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交流及和谐发展

中原汉文化,由汉人传播到了茶山,由茶山传播到边疆的各个角落。各茶山由于茶业的发展和所处的地理位置,自唐朝以来,始终是中原汉文化在边疆传播的重要区域。从易武到普洱及各地的茶马古道和驿站,成为内地联结西南边疆的文化走廊,是茶促进了多元民族文化在边疆的交流、传播,并改善、推动了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

云南的历史,似乎总是与路有关,而茶马古道则最能解读这种历史。对茶马古道的找寻,其实就如同历史之路的找寻。起于汉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的茶马古道穿行于高山深谷、隐现于万水千山,遍布云南全境。如果以易武为首的六大茶山是茶马古道上普洱荼生产和采购、贩运的起点,而普洱则是茶马古道上普洱茶的集散中心。

在六大茶山,由于普洱茶名重天下,是云南之首利,明清至民国,入山作茶的滇川茶客纷至沓来,使分布在崇山峻岭之中的边远茶山空前繁荣,高山深谷间出现了许多曲折崎岖的采茶、贩茶古道。由于当时贩运茶叶全靠马帮、牛帮驮运,所以人们把茶山通向各地的山道称为茶马古道。从前驮运茶叶销往四川、西藏的茶马古道,主要由西双版纳茶山经思茅、普洱、临沧、大理、丽江、进入川藏。至清朝乾隆年间,西双版纳六大茶山所产元宝茶除内销外,已远销南洋,外运茶叶的茶马古道也不断出现,如从易武至老挝及经老挝至越南莱州等通往国外的就有4条主要驿道,还有从思茅、临沧出境的古道,共同成为了国际商道。[2]

由六大茶山通向内地的茶马古道,早就散见于各种志书上,有官道,有山间小道。从文献看,1845年普洱府为了方便贡茶的运输,用官银修了一条宽六尺长240公里的石板道,从易武一直铺到普洱,此道至今在易武及附近的茶山仍可看到。除官道外,还有很多将各茶山连接的山道,如《滇系》中就有记载:“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二百二十里曰莽芝,二百六十里曰革登,三百四十里曰蛮砖。三百六十里曰倚邦,五百二十里曰慢撒……”

交通是开展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的条件,思茅经倚邦至易武茶马驿道的开通,不仅使六大茶山茶业更加兴旺,且保证了贡茶、官茶的及时采办,也为各地茶客进入六大茶山打开了方便之门。连四川、江西、西藏等地客商也不远万里到西双版纳和临沧茶山购买茶叶,谓之为“赶茶山”。各地客商以马帮为运输工具将内地的毡毯、布匹、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沿茶马驿道运进茶山,再将茶山所产之茶运往内地,茶叶贸易的兴旺也带来文化的繁荣。

如今在六大茶山,残破而断断续续的茶马古道及文化遗址仿佛还传唱着昔日的繁荣。倚邦茶山、易武茶山是当年古六大茶山之首和茶马古道的辐射中心,在倚邦街的正街,还保留着东至西长约250米,宽约12米~16米的茶马古道。东边街头的东北向有石屏街,东南向有曼松街,西边街头沿西北向有出普洱、思茅的茶古马道,西南向有出易武和景洪的茶马古道。沿正街两旁,曾茶号林立,先后有茶号十余家,逢街交易,人喧马嘶,有过历史的辉煌。莽枝茶山牛滚塘(现称安乐),曾为喧嚣一时的茶马古道要冲,今街道遗址是昔日用青石铺的街道有一公里多长,街道两旁,茶号商铺排立,居民房屋成片,逢街(赶街子)交易,五日一市,人喧马嘶,茶、盐、布、土特产等物的交流异常热闹,以茶为主的贸易曾活跃了一方经济,生产发展,各族安居。

走进茶马古道,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马帮为我们驮出了一方富裕、驮出了一方文化。”从明朝末年至民国三、四十年代,六大茶山的茶叶外销量是十分可观的,那时候从倚邦到易武的茶马古道上每天都有骡马结队,人来熙往。人们经常能看到庞大的马帮、牛帮驮着各个茶号加工制作的茶叶向通往国外的山道走去,马帮们不畏艰辛勇于开拓,用双脚走出了一条连接世界的茶马古道,他们通过茶叶交易向世界介绍云南的民族文化。至今在东南亚各国还有不少人仍在传颂着九龙江(澜沧江)来的大马帮,在他们眼里,云南马帮驮来的不仅是名重天下的普洱茶,还带来了不可小视的中国茶文化。明清时在云南境内的茶叶运输是由脚夫和各族马帮共同完成的,那时的脚夫中有一群石屏的夷家女子,每年成群结队进入茶山,为茶商背茶至普洱。清代沈寿榕有诗云:“石屏彝女健腰脚,出门大笑男儿弱。而今远作茶山行,茶叶尖如妄命薄。薄命奈如何,听唱垄匆歌。歌拍双双声起舞,郎心不知妾命苦。君不见,普洱城南人几家,家家人有思茅茶。少年饮茶莫饮酒,醉向腰间寻匕首。”反映了有彝族妇女参加到背夫驮运中。当地还流传着一首民谣:“砍柴莫砍葡萄藤,嫁人莫嫁赶马人……”记录了赶马人一年四季风餐露宿的艰辛生活。[3]

在思茅普洱,今仍保留有不少茶马古道遗址,茶庵塘也称“茶庵鸟道”,宽阔的路面是“五尺”官道的标准尺寸,全部用青石板铺建而成,有的地段高出地面,有的地方还能看出当年修的排水沟,这就是茶马官道,从普洱运往昆明进京的贡茶和销往各地的茶,必经此道。大道上深浅不一的马蹄窝,似乎还记录着当年的繁忙景象。据我们考察,由普洱出发的茶马古道有东北路、南路、西北路、东南路、西南路5条。东北路经墨江、元江、玉溪到达昆明,全长580.6公里,行程17天,也叫“官马大道”,普洱贡茶从这条路送到昆明,直至北京,客商以及官员来往、运送茶盐等土特产,都走这条路,所以特别重要。明清两代,沿途设立了若干“营”、“哨”、“汛”、“塘”,严密防守。南路经思茅、车里、佛海、打洛至缅甸,全长311公里,步行单程8天。西北路经景谷、景东、凤庆、弥渡、下关、丽江至西藏,再转口印度、尼泊尔,称“茶马大道”。东南路经江城到越南莱州、海防,直至欧洲。西南路经澜沧、孟连到缅甸。如今,普洱境内尚遗磨黑、孔雀屏、那柯里等古道。磨黑因盐而得名,马帮把茶、盐驮出去,又把药材、棉花、香料等驮回来,盐茶相伴的运输方式也是节约成本的方式。在磨黑古驿站孔雀屏,有一条约4米宽的石板路贯穿全村,路边除少数的砖房外多数是旧时留下的土房,其中不少就是当年的马店,达34家之多。

除西双版纳、思茅外,临沧也是云南重要的产茶区和南茶马古道的重要发祥地,今凤庆和鲁史古镇还保存着很多文化遗迹。临沧段茶马古道分为两条,一条继续北上丽江、中甸,进入四川、西藏。另一条转为东进祥云、楚雄进入省会昆明,再连结中原内地。这是通往省城的官道,民间称之为的“通省大道”,中原内地的先进文化与先进技术都是从这条茶马古道进入。风庆被称为滇西文献名邦,有着浓郁的儒文化影响和云南第二大孔庙。从景东到最靠近下关的鲁史,沿途都能找到一些造纸、织布等全套的传统原始手工艺,凤庆等地的古民居大多是四合院和三合院。四合院是典型的中国北方民居,三合院则是江浙风格。有一座始建于清嘉庆年间的“乐家大院”,其正房有拱形廊顶,拱顶上又绘有水墨花鸟之类,这又是江南徽派建筑风格。

鲁史古镇是临沧茶马古道上最有代表性的多元文化荟萃之地,鲁史原称阿鲁司,位于临沧凤庆县东北部澜沧江与黑惠江中间,历史上是连接巍山、下关、滇西北的重要交通枢纽。早在明万历26年(公元1598年)就在此设阿鲁司巡检,并辟街市。康熙4年,云南北胜州(今丽江永胜)设茶马市场,凤庆茶大量经丽江进入藏区。从顺宁府(今临沧)到鲁史镇,中间有澜沧江相隔,清乾隆26年(1761年)顺宁知府刘清督士民建青龙桥,进一步方便了茶马运输,使鲁史更加商号林立,外来的绸缎、棉纱、布匹、盐巴和本地茶叶、核桃、木耳等土特产在此交易集散。马帮到临沧茶区购茶,要在这里歇脚,每天有两、三百匹骡马从此经过,每年春茶会马帮塞途,内地商人把带来的货物从这里辐射扩散到其他地方,再把购入的茶叶等运到下关输出,使鲁史成为古道商品集散地和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至今保存完好的老街、戏台、古宅、石板古道、马店和驿站,都显示着当年的繁华。

从文献记载看,鲁史最早的土著居民是今天布朗族的先民“蒲蛮”,这里既有浓郁的民族文化,更多的是内地先进的汉文化。据清《顺宁县志》载,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改土归流,各省著姓巨族之裔,先后踵至,鲁史成了一个移民古镇。鲁史街有“三街七巷”之称。“三街”代表天、地、人,“七巷”代表七星朝斗。整个古镇以四方街内心点,三街七巷都以此为基点布局,处处透出儒家传统文化的印记。当时的文人们用“绿树、粉墙、青瓦,古道、小巷、人家”来形容鲁史。这里的房屋结构大多是“三坊一照壁”,是江浙民居的风格,讲究的是开敞纳气、接风迎财、通风采光、清爽凉快。“俊德昌”是过去鲁史有口皆碑的茶叶大商号,现存占地532平方米的骆家大院是一座走马转阁楼的四合院,处处体现着汉文化的精致、豪华,在鲁史像骆家这样的建筑还有十多家。因茶而兴的鲁史,在内地先进文化的影响下,不仅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从明清时期始的教育和宗教也迅速发展,明朝时期,鲁史就有私塾、医学,宗教文化方面,先是佛教进入,后是道教进入,佛、儒、道三教进入鲁史,形成寺观很多的特点。[4]

从滇西北入藏的滇藏茶马古道更惊心动魄,这段在险恶的自然环境挑战下行走于地球的最高点的茶马古道,山高谷深,峭崖密布,就在这条连接云南、康巴和西藏的古道上,千百年来不知留下了多少各族先民艰难跋涉的足迹和说不尽的故事。当时滇川藏的商路主要有两条:一条经中甸翻越梅里雪山后经加郎、碧土、扎玉、左贡、帮达至昌都,再分路至江孜或拉萨;另一条则出中甸经乡城、桑堆、理唐、雅江至康定再至日喀则等地入印度。滇西北地区的历史,总是和“茶马古道”分不开,通过古道与全国的历史密切相连,同时又与云南地方民族历史的发展血脉相关,其特殊的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又反过来增添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

弥渡县太花乡今仍存在的“南诏铁柱”,显示着当时大理地区六诏统一和南诏政权的建立。而漾濞江畔的“唐标铁柱”则见证了公元707年唐朝军队在迪庆一带击败吐蕃扶持南诏的历史。唐标铁柱已不可觅,丽江塔城铁桥遗迹犹存,当时虽三方在这里争夺对峙,时战时和,但信使、商贾仍不绝于途,军事斗争是暂时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与交往则是长久的。北宋时期在宋与大理国建立藩属关系和茶马互市下,各民族政权之间的交往被一种更有积极和深远意义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所取代。从唐宋至元明清,云南各民族与康藏间的商旅、文化宗教信使通过茶马古道的频繁往来始终没有间断,商人们将云南的茶、盐及内地的丝绸运往康藏,又将藏区的麝香、羊皮、羊毛及来自印度的珠宝首饰运回。云南的中甸、德钦、塔城、丽江不仅是滇川藏间的交通贸易集镇,更是多元民族文化的交汇之地。

在“茶马古道”上,除那些大山大江给人的震撼外,那些依然屹立着的、残破凄清的建筑,尤其是雪域众多巍峨宏大的寺院、壮丽的建筑和雕刻绘画艺术让人震撼,那种神秘古老和苍凉,感染着人们的心灵。建于康熙十八年的中甸松赞林寺,是滇藏康边最大的喇嘛寺之一和黄教中心,其建筑、宗教文化和收藏的经书、典籍、医学、雕刻、器皿和绘画等艺术品,均为罕见的珍贵文物,它既是藏文化的结晶,更是多元民族文化的荟萃。从充分体现雪域高原造型艺术建筑看,它融汉藏等不同民族建筑的风格为一炉,在大量的雕塑绘画艺术中,既有中原文化传统,又受印度、尼泊尔风格及西亚文化的影响,它反映了茶马古道上各民族文化传统的相溶并存。在澜沧江大峡谷里,现今还有当年古道留下的诸多遗迹,如今的华丰坪村,便是当年的驿站。古道的入藏门户德钦,是一个藏传佛教和西方天主教共融的世界,这里不仅可以看到飞来寺、德钦林寺等喇嘛寺,还有清真寺和茨中天主教堂,这是多种宗教相生并存的和谐。[5]

云南关山万里,古道斜阳的关缢锁住了通向各地的要道,穿越了云南几千年历史的马帮用马驮出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遍及云南各地的茶马古道、古镇是多彩的民族文化交流的集中体现。今天茶马古道上形成的大大小小集镇,不论是易武、鲁史还是云南驿、寺登街,既是茶与盐的始发地,又是马匹、药材、日用百货等的集散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规律:因茶兴而兴,因茶衰而衰,而茶的兴衰又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沧桑的巨变虽然使茶马古道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对民族文化交流,在促进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将永存。

二、云南民族关系和茶文化中的和谐之美

世界茶树原产地故乡的云南,民族茶文化可谓丰富多彩,云南少数民族在千百年的种茶、制茶和用茶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艺,在与内地文化的交流中,形成了各民族独特和丰富多彩的茶文化,显示出自己独有的茶艺、茶道,如白族三道茶、彝族的油盐茶、布朗族竹筒茶等。云南各民族丰富的茶文化内涵及茶礼、茶俗、茶艺、茶道中的传统美德是我们今天光大民族文化,建设和谐社会的宝贵财富。

云南有25个民族,各个民族都把茶当成一种高洁典雅的物品,认为茶是上通天神,中达祖宗,下连亲友的媒介和信物。至今,布朗族以茶树为始祖,认为茶不仅孕育了人,还孕育了日月星辰,因此布朗族无论迁到何地都要先种茶树,把茶与祖先联系在一起。佤族认为阿佤祖先是在洪水泛滥的远古时期来到西盟山的,那时大地被洪水淹没,是“缅”(茶)救了阿佤祖先的命,所以茶叶是阿佤人心中最圣洁的灵物,用茶祭“司岗里”、祭太阳神、月亮神,因此在中缅边界一带,佤族、布朗族有“腊人”,即“茶人”之称。[6]

哈尼族把茶叶奉为吉祥之物,期望发达兴旺、昌盛繁荣,婚、丧、嫁、娶所有要办的事情离不开米、蛋、茶这三样东西。其用茶的含义是在祈求消灾祛病、清吉平安,他们把茶看作民族精神哲学的物质体现,由此看来,哈尼族对发展茶叶,不仅是经济依靠,还是社会交往信物,是他们崇拜自然物的民族哲学的重要表达方式。哈尼人认为:金山银山花得尽,牲口粮食吃得光,留下拉白保健康。他们极尊重山上的一草一木,万物皆有灵性,对茶树更若对天神般虔诚,对生命般爱惜,对茶有无比的依恋。

聚居在苍洱的白族,招待宾客用著名的三道茶。三道茶即主人依次向宾客敬献的第一道茶为苦茶,第二道茶为甜茶,第三道茶为回味茶。三道茶用料讲究,制作复杂,这几道茶口味各不相同,使人联想到人生的先苦后甜、苦尽甘来,蕴含着无限深邃的人生哲理,引人深思。白族三道茶不仅是白族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一部分,而且是逢年过节、结婚喜庆、宾客来访时必不可少的礼仪之一,并常常伴以白族民间的歌舞来烘托喜庆欢悦之气氛。

玉龙雪山下的纳西族也是一个喜爱饮茶的民族,纳西族的龙虎斗是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饮茶方式。首先将茶放在小土陶罐中烘烤,待茶焦黄后注入开水熬煮,像熬中药一样,熬得浓浓的;另在茶杯内盛上小半杯白酒,然后将熬煮好的水冲进盛酒的茶杯内,此刻,顿时发出悦耳的响声。纳酉族人把这种响声看作吉祥的象征,响声越大越吉祥。怒江傈僳族人举行婚礼时,要饮红糖油茶,一般由女方家用花生仁、芝麻和茶叶等碾碎后制成油茶,并在油茶中加红糖配成。客人在饮用之前,必须先喝一杯苦味浓茶以祝新婚夫妇同甘共苦、先苦后甜。

在云南各民族茶文化中,饮茶礼俗是丰富的,各民族多姿多彩的茶礼、茶俗甚至可以是早期人类文明史的活化石和宝贵的活的史料。饮茶礼俗即饮茶礼仪习俗,它是各民族在长期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以茶为主题或以茶为媒体的饮俗、习惯、礼仪,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的产物。它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而变化,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行业,茶俗的特点和内容不同,但都属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除了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和在饮茶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民族民俗仪礼和茶文化精神,成为人们在品茗活动中的一种高品位的精神追求,并将人的道德观、价值观体现出来,积淀成为中华民族优秀和谐的文化传统。

云南民族茶文化礼仪习俗中的和谐文化集中地表现在各民族日常饮茶生活习俗中的以茶敬客和以茶行礼,泡茶与饮茶技艺只是外在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是对茶文化精神的追求,是一种文化观念的融通和茶道精神体现。云南各民族泡茶、饮茶既有技巧又有高于技巧而进入到一种美学范畴的艺术,其饮茶艺术中包含了实用美、生活美、休闲美。如白族三道茶,不仅注重环境的美、水质的美、茶叶的美、器具的美,更强调人情的美和寓意的美。傣、布朗、哈尼、拉祜等民族的竹筒茶,既体现了泡茶的艺术之美,又反映泡茶者仪表美和心灵美、外在美和精神美的统一,是外在与内在的一致和谐。这种和谐之美同样在藏族酥油茶、纳西族龙虎斗、基诺族凉拌荼等茶俗、茶艺中得到体现。如都有自己独特的茶叶的识别,茶具、泡茶用水的选择,对茶汤的品尝、鉴赏及泡茶和饮茶的技巧,茶艺表演等。

云南各民族的茶俗、茶艺、茶道精神其和谐之美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质朴自然。中国文化讲究道法自然,崇尚自然。“自然”一词最早见于《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天地万物,其二是自然而然的人性。道法自然,就是与自然相一致、相契合,物我两忘,发自心性。崇尚自然是以简为德,心静如水,怡然自得,返璞归真。因此在思想主张上,中国的儒释道虽旨趣相异,但其基本倾向都是肯定自然,肯定生生不息的生命流动。云南民族茶文化正是深得自然之性,一切取之自然、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的属性是那么的本真,体现在茶的种、采、加工、储存、运输、饮用都以自然为最高境界,在各民族的饮茶习俗中同样处处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美。

布朗族不仅最早种茶,且发展了自己的一套加工食用方法。明代万历年间李中立辑《本草原始》中载:“(濮)儿茶出南蕃,系细茶末入竹筒中,紧塞两头置入污泥沟中,日后取出,捣汁熬制而成。”这里的茶名省略了一个“普”字,而只称“儿(耳)茶”。现在思普区的濮人后裔布朗族仍保留着古老的“酸茶”制作法,即把鲜茶蒸熟,放在阴凉处晒干水气后,装入竹筒中压紧封好,埋入土中,几个月乃至几年以后,将竹筒挖出,取酸茶款待宾客,其制作法与明代记载十分相似。这种适应自然的酸茶,在云南热带、亚热带地区特别解渴解暑提神且有助食欲。直至今天许多茶区民族,至今仍沿袭着最古老的采制茶叶方法,如散茶:采回鲜叶杀青后,在竹笆上揉搓,晒干即成。他们把这种晒青散茶拿至集市交换油盐布锦,因此,可推断布朗族采摘制作的散茶,自然就成为最早的普洱茶。这种最自然简单而实用的茶叶采制技术和饮茶方法,成为了声名远播的普洱茶最基本的加工方法,而这也正是普洱茶与中国其他茶类加工最本质的区别。

二是和诚处世、平等待人。在中国文化中,“中和”为中庸之道的主要内涵,儒家认为能“致中和”,则天地万物均能各得其所,达到和谐境界,人们常常把这种相对的和谐作为一种理想的境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人的生理与心理、心理与伦理、内在与外在、个体与群体都达到高度和谐统一,是古人追求的理想。而个体与社会以及社会中各种关系的均衡、和谐、有序、稳定的发展则是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太平盛世。在当今的现代生活中,由于商潮汹涌、物欲剧增、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所以人心浮躁,心理易于失衡,导致人际关系紧张。而茶文化是悠闲的文化,它能使人们绷紧的心灵之弦得以松弛,倾斜的心理得以平衡,在自然质朴中和诚处世,平等待人,在热情好客中奉献爱心、和睦相处、相互尊重、互相关心。云南民族茶文化中的质朴、热情、简约、宽厚、温和、淡定正是这种“中和”为中庸之道的最佳内涵体现,也正是如此,才使得由云南民族文化的质朴特质构成的普洱茶深受中外人民的欢迎。

三是充满着生活气息的明伦之礼。在云南民族生活中,茶是用来喝的、用来吃的、用来表情达意的,是开门七件事之一,是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他们在饮茶用茶中不仅关注冲泡过程,更关注解渴提神的作用,同时把茶的滋味感觉、心理感受和社交很好地融为一体,追求一种极好的生活享受。正如唐代刘贞亮在《茶十德》中曾将饮茶的功德归纳为十项:“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云南各民族在饮茶生活中,茶之为用十分高洁,茶之作意极其深邃,现在多民族的人文背景与茶息息相关、相依相伴。云南民族饮茶之美表现在自由旷达、毫不造作、注重内省、不拘一格。普洱茶正是没有严格规范要求,不僵化、无凝滞,率性而为,充满着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和生命的活力,富有各民族文化特色的茶艺各有意境,百花齐放。各民族茶艺多姿多彩,充分借茶表敬意,以茶行礼德可谓无处不在,无论儒雅含蓄与热情奔放,缤纷多彩与清丽脱俗,各种风格和寓意都能一一展现,可谓是借茶将中国礼仪以最直率的发挥出来。

我们认为礼是一种人类社会形式化了的行为体系,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个礼制发展的历史。礼制的产生与中华文明、国家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中国茶道中明伦之礼的“和”、“敬”、“融”、“理”、“伦”等和云南民族的茶俗中十分突出的和诚处世、热情好客、尊老爱幼、和睦团结等,对于今天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调整都是十分值得提倡光大的。

云南各民族茶文化中的和谐之美,通过上述质朴自然、返朴归真、和诚处世、平等待人、充满着生活气息的明伦之礼汇聚成中国茶道的又一特色精神文化,在今天弘扬茶文化中,我们将通过把云南各民族饮茶习俗与内地茶文化相结合,进一步把中国传统茶文化中以修行得道为宗旨的道家、儒家和佛家文化的深刻影响的茶道精神相交流,对包含茶艺、礼法、环境、修行四大要素进一步研究,进一步树立和弘扬和谐之美的茶道精神文化核心和灵魂,成为指导茶文化活动的最高原则。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推动,而文化的发展又源于经济的繁荣。在我国最集中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的茶文化正在不断受到重视,因此进一步研究发掘民族茶文化资源,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尤其对建设和谐边疆意义重大。云南各民族茶文化在上千年的文化交流中,在充分吸收了内地传统茶文化基础上,虽保持地方民族茶文化特点,但它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和茶道精神是一致的,同样是由中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所养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样在千余年各民族茶文化交流中,将茶礼、茶俗、茶艺、茶道中的传统美德保存下来,它不仅在过去对民族关系及社会的和谐有着非常突出的影响,在今天同样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最宝贵的文化资源,值得加以充分发挥和弘扬。

参考文献:

[1] 蒋文中,中华普洱茶文化百科[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

[2] 詹英佩,中国普洱茶古六大茶山[N],云南政协报,2005-3-11。

[3] 周红杰,云南普洱茶[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5。

[4] 蒋文中、彭昱发,临沧段茶马古道及历史文化考察[J],昆明社会科学,2006。

[5] 蒋文中,中国普洱茶[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6] 张顺高编,西双版纳文史资料选辑•茶叶专辑[M],昆明:云南人民版社。

[7] 李师程,普洱茶古茶山览胜[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5。

*1、原文中[3]的作者为“周宏杰”,应属校刊错误,作者应是云南农业大学教授周红杰。

*2、原文中未见[7]的具体标注,是否是全文多处都参考了该文献,还是具体某段文辞?如原作者有疑问,请联系本站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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