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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研究视角看:茶、茶艺、茶文化

本文围绕茶文化的“茶艺的日常性与超越性的张力”、“荼艺的审美性与商业性的抵牾”两个张力来展开论述。茶文化得以与日常生活饮茶区分,是由于仪式化的发生,使其成为特殊的生活方式,列为文化现象。

本文全文转载自《文化研究》2014年第2期(原题为《茶、茶艺茶文化:从文化研究视角看》),作者朱红缨(浙江树人大学茶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教授)。

文化硏究视角中的“茶艺

文化研究以观察普通和边缘的社会群体釆纳及改变文化的方式,取代了对经典艺术的关注,将人们视为新的社会价值和文化语言的潜在生产者[1]。但茶文化的文化研究尚不多见。中国的茶文化从日常生活走来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至今仍保留其突出的日常生活特性,以文化研究的视角来讨论茶文化是极有吸引力的。正如文化本身的跨学科性,茶文化的研究视角也可以是多样的,如饮茶健康的科学探究、茶文化与和谐清廉关系的政治学考量、茶文化休闲与消费的社会学研究等。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审视茶文化,焦点则是茶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如何被人们所习性化,又如何与社会文化产生复杂的交互关系,更重要的是茶文化的日常生活传统如何与现代性交融并产生变异。

我们知道,文化是将知识与旨趣融为一体的实践活动[2],中国茶文化亦复如此。茶文化最为关键的实践活动,即沏茶饮茶的行为与技艺的实践——通常称之为“茶艺”,在日本称之为“茶道”,在韩国称之为“茶礼”(本文以下统称为“茶艺”)。笔者认为,茶艺揭示了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意义,它具有多层次积累性与开放性。茶艺不仅是茶文化的知识枢纽,也成为茶文化中最具生产性的产品。自唐代以降,茶艺的繁复形式逐渐被仪式化和固定,但其内在复杂的文化要素和趋向相互纠结地产生了隐性张力,这一张力不断地推动茶艺及其日常社会实践发展演变。本文着力于考察这一张力的结构和动力学,以期揭示茶文化博大精深的历史内涵和现代演变。

茶艺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包含了四个维度:一是茶艺主体认知和控制客体对象(茶、水、器、火、境五元素及其组合规律)的技艺;二是在茶艺过程中时刻表现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尊重、有秩序的礼法;三是以茶艺呈现生活方式的审美态度与艺术表现;四是建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人合一”等具有浓郁中华民族性的理想与修养[3]。其中,技艺与修养是获得型的知识,礼法与审美则是茶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最终升华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叙事范畴——天人合一。在技艺维度中,主体通过自己的动作与器物发生关联,关于茶艺的文化和精神通过物质性的实践而固化于其产品之中;在礼法维度中,通过礼法来诠释茶艺表现形式的特殊性与规定性,这就强调了它的仪式化过程,可以说,茶艺的根本性质即是其仪式化,为茶艺形式及茶人组织的形成确立了社会基质;在审美维度中,茶艺的艺术性和表现性显而易见,其超越日常生活的审美属性得以彰显,它既有像“莫扎特的灵魂仿佛根本不知道莫扎特的痛苦”的宁静的沉思的艺术,也在现代性的表征下混杂着对经典纾尊降贵的悲观以及大众狂欢的疑虑;最后,在茶艺的理想维度中,茶艺与中华文化的民族性理念相衔接,进入了形而上的层面,茶艺的日常性得到了升华。

茶艺的复杂性与生产性

茶作为一种文化,有复杂的生理与心理两个相互交错的层面。从生理的味觉进入精神的体验,使得茶水超越了普通的液体饮用水的物理学意义,达致复杂的文化层面。这里,我们着重分析一下茶本身所具有的先苦后甘的辩证关系。

茶叶性温凉,其主要成分茶多酚使茶叶具有苦涩的滋味。唐代陆羽在《茶经》中就指出,茶的根本滋味是“啜苦咽甘”,历代茶人都追求茶的“啜苦咽甘”的味道,并深觉得须要花些工夫才能达致这个味道。比如,鲜叶的采摘工序,唐代以后采茶不再是砍而是采摘了,而且强调“晴釆雨不釆”等细则。鲜叶加工的技术革新,宋代釆用榨茶,明清以后创制了发酵茶,提高茶叶的滋味品尝度。进入茶汤制备程序就更重要了,茶、水、器、火、境各要素必须齐备才能获得一碗好茶,于是制订了更为详细的规则。最后,如何饮用才是关键性的,“话不投机”、“荤肴杂陈”的场景是索然无味的,故“吹歌拍曲”、“课花责鸟”是理想的,独饮则邀“青山入画屏”,与人共饮乃用“礼陈再三”,以表敬重与敬畏。自始至终,为获得这种滋味的满足,在客观呈现的层面上制定了一套既严谨又充满情趣的程式。至此,我们看到,茶的饮用带有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和精神意味。特定的社会语境、人际关系、群体认、同审美境界等,均以各种不同的形态进入茶艺领域。于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茶艺乃是一种文化。

茶文化的特别魅力还在于,人们將“啜苦咽甘”的饮茶体验投射到生活与生命之中。精益求精地炮制一碗茶,还是改变不了其苦涩的滋味,当人们徐徐体贴其苦涩味时,喉底在告诉人们其实是一种美妙的甘甜滋味。犹如人们平凡的人生,总是想通过勤勉努力来改变辛苦的日子,但日子总是多有波折,当人们能仔细品味苦难岁月,才知道其实已获得人生的丰厚回报。不以苦为苦,反以苦为乐,犹如“孔颜之乐”,以饮茶来获得慰藉,修身养性,这是茶艺仪式化的内在动因。以下我们将着重考量茶艺在传统社会文化中的仪式化特性。

茶文化所蕴含的仪式化,仿佛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对生存意义的“开启”一样,具有某种照亮日常生活的功能。光是在日常饮茶的片刻即达到“啜苦咽甘”的慰藉和修养,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困难的,并且在日常生活之中的饮茶,一不小心就湮没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平庸之中。茶文化却在看似平常的行为和仪式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修身养性的契机,为主体反思和体验生存的意义开启了一条隐而不现的路径。很少有一门艺术,像茶文化作品那样既包罗万象又单纯如一,既稀松平常又充满变化,既简单易做又充满诗意。茶艺成为中国人乃至东亚人的生存之道也就不足为奇了。茶艺甘苦的辩证法蕴含了复杂的味觉可能性,打通了通向其他味觉领域的诸多通道。所以在中国,对茶叶独特的味觉作为一种味觉元素,和饮食文化的许多菜肴或饮品发生关联,以茶入肴是司空见惯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茶叶蛋;茶与其他饮品的融合也是随处可见的,如奶茶等。这说明,茶艺不仅本身具有独特的自身特性,而且还有广泛的关联性和生产性,与其他饮食文化元素的结合,生发出千千万万新的可能性。在日本,茶道更是具有生产性和关联性,茶道往往融日式建筑、庭园、工艺、礼法、服饰、烹饪为一体[4]

茶之所以称之为艺,乃是由于它配备了独特的茶艺器具和动作程式,其内包含了复杂的技艺,与一般饮水行为相区别。很少有什么艺术像茶文化作品那样,既细致入微又似乎无关紧要。比如,水有“三沸”,明代学人又细细分岀“三大辨十五小辨”来确定沸腾的程度。说它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但在寂静的空间,沏茶候汤时,火炉上水的吱吱声、壶内攒动的小气泡、冲出壶盖的气流,莫不给人以安慰的律动韵致。在与人共处的场合,更有一种默契的美感,一件琐碎的烧水事,此刻被照亮,充实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彰显岀来。茶文化的仪式化将日常的琐碎提升至新的高度,摆脱了日常性的平庸和无意义,在日常生活的模糊破碎区域中,开辟岀一个有形的、有各种规定性和特殊性的行为和交往区域。

传统茶艺与仪式化

“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茶”,这些市井坊间流行语形象地描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前者着重于物质性的消费,后者凸显了精神性的体验,茶文化横跨两者,无论物质欲望抑或精神需求,茶文化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正是由于饮茶及其相关活动的高度日常性,所以我们经常看不见这一活动的复杂内涵,所谓见惯不惊或视而不见了。沏茶、饮茶、解渴的日常性活动,不会被提高到作为专门化、艺术化、哲学化的学问来对待,茶文化得以与日常生活饮茶区分的,是仪式化的发生,仪式化使其成为特殊的生活方式,并列为文化现象。

仪式化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现在已经广泛地用于各个领域,皆以描述那些在某个族群中高度程式化的重复岀现的行为。在古代社会中,仪式化的发生与生命的敬畏有关。人们为了安全、安慰或更好的生活,发明了许多重复岀现的行为范式,借以强化某种原始的、宗教的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充满了对日常生活的敬畏,一件普通的物品或日常的事务往往与宇宙规律无形地联系在一起,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十分常见的思维模式。人们希望通过仪式化行为,使神圣世界中令人敬畏的力量显现在世俗世界之中,带给日常世俗生活以积极影响,使世俗的日常生活具有神圣性。从这个角度审视茶文化,不难发现神圣、敬畏在饮茶的世界里得以诱发,尤其是通过古代文人士绅的诗意阐说,形成了极具中国特点的茶文化仪式,进而成为被世界各地广泛模仿的精致文明的生活方式象征。

茶艺的仪式化,是通过神圣、敬畏的浸濡而内化的,具体呈现茶艺主体的气质、行为,以及茶、水、器、火、境等客体要素的规定性,最终形成程式化和特殊化的形式。与此同时,茶艺的仪式化还赋予人某种身份认同的功能,某人通过特定的茶艺行为而从属于某一群体,并体现该群体的特殊精神风貌,即所谓的茶人群体茶人群体拥戴这样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茶艺规定性和特殊性的仪式得到不断的重复和复制,完成了茶艺的仪式化过程。茶艺的规定性和特殊性表现如下:

规定性首先体现为饮茶器具的系统性,由此与日常生活有所区隔。器具是对茶艺仪式化程度判断的重要指标,专用茶器具越成规模,规定得越细致,茶艺仪式化水平和成熟度也就越高。同时,茶艺的茶、水、器、火、境的客体特征及内在关系显著化,规定了饮茶活动的外在形式,使其具有显而易见的可复制性和可重复性,因而被更多的群体成员所认同。其次,茶艺主体的行为模式亦具有规定性,以位置、动作、顺序、姿势、移动线路等要素来确定,由此茶人能较快地进入暂时有别于日常琐砕生活的特殊形式之中,标志特有的身份特征。最后,茶艺仪式化还规定了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之间的逻辑关系,呈现既在日常生活之中又超越于日常生活的礼法、审美与修养,在世俗中建立神圣的信仰。

特殊性与规定性密切相关。规定性使饮茶方式与一般的饮茶行为区分开来,对规定性越是敬重,特殊性就越发显著。从唐代开始,通过陆羽《茶经》以及其他茶艺典籍的传播,以及对器具的严格规定、技艺要素的强调、茶人理想的宣扬等,茶艺具有了与一般饮茶行为相区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除了对茶艺程式的规定外,还重建社会阶层的内在关系。茶艺仪式在发生之时,就试图借助神圣的力量来消除世俗生活原有分界,如阶层、身份生存状态等不同。人们由于介入茶艺仪式便形成某种新的群体认同,从而形成了以茶艺文化为秩序的诸多小群体,一定程度上重建社会中的日常分层关系。此说法与巴赫金在分析狂欢化时所指出的取消原有社会分界形成大众狂欢的情形有异曲同工之妙[5]。所不同的是,狂欢化是全民的仪式化行为,人们暂时忘却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茶艺的仪式化则是重组了社会关系,最终趋向于小群体的新认同。当然,说得远一些,这里还涉及另一问题,那就是仪式化对于稳定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复制人们行为的组织功能。

传统艺术是仪式性的[6],是膜拜韵味的,这一点在茶艺审美中尤其突出。在茶艺仪式化所出现的唐代《茶经》中,饮茶器具以“二十四器不可缺一”为基准,煎茶的技法以克服“九难”为规程,以“精行俭德”品味饮茶的“色、香、味”为茶人态度,这些均有严格的规定。由此产生了茶艺所特有的雅致含蓄的艺术美感,与日常饮茶方式(如“沟渠弃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到了宋代,茶艺达致登峰造极,茶人态度成为普天下的标准。宋徽宗著《大观茶论》提到“缙绅之士,韦布之流,咸以高雅相从事茗饮”,谓之“盛世清尚”。宋代为达到茶艺美韵之极致,在生产、技艺上进行了大胆甚至奢侈的改革,并由普罗大众的热情模仿,这就形成了茶艺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明清时期的饮茶风度,以饮茶“礼陈再三”的仪式(明代朱权《茶谱》),以“形尽神不灭”、“天人合一”的饱满人文情怀,呈现中国茶文化气象万千、气韵生动的景象。中国茶艺在宋代成功地传播到日本,在那里经过本土化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更为严谨的仪式化艺术——千利休的草庵茶道。日本茶道“幽玄、清寂”的趣味,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艺术风格和审美体验。

仪式化的功能最终形成主体的文化习性。虽说饮是人类的一种生理需求,除了饮水外,世界上有三大饮品——咖啡、可可、茶,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和习性。我们知道,茶在三大饮品中并不占有最高的销量,却是一个全然不同于咖啡和可可的文化现象。茶文化能成为一种仪式化的高雅艺术,并为人模仿拜,毫无疑问与中国古代文人(代表精英阶层和社会权威)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倡导有密切的关联,但似乎又不完全是他们的功劳。咖啡同样为西方知识分子偏爱,并未形成复杂的艺术形式。茶文化在被其他国家模仿传播中,其文化形态只有在日本、韩国等地扎根发展,在英国形成的下午茶更像是一种饮食习惯;尽管茶文化起源于中国,但作为文化实践,其仪式化的形式与艺术高度不及日本。正如布迪厄(又译“布尔迪厄”)习性理论所揭示的,习性是历史的产物,茶文化的建构与被建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它受到其被建构的社会环境所影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影响中,传统的茶文化并非由古代流传下来一成不变的,它被习性不同的社会在不同时代鲜活地创造着。“习性是持久地配备了有规则即兴创作的生成动力”[7],这种即兴创作的艺术美感在茶艺中也一览无余。浪漫的宋代举国上下斗茶、艺茶,热衷“水丹青”、“茶百戏”,就是点茶过程中,在稍纵即逝的汤面沫饽上,即兴地描出诗文或山水画,来赢得喝彩,欣赏一瞬间的美。这样的艺术是不能预设的,故每次的斗茶充满惊喜,惊喜成为欣赏的内容之一。作为有着完整艺术形式的日本茶道,以“一期一会”为理念,它意味着每次茶会的形式,都是在此场景的逐一建构又逐一消亡的过程,每一次的茶会都有仅在此次的特殊意义,因而对此次当下的感受既然不可预知所以更加珍惜。另外,这种看似即兴创作的茶艺,却必须沿着仪式化的路径,必须认同茶文化的特殊性和规定性,必须按部就班地等候一个个程序的完成,才能达到对茶艺之美的共同感,才能欣赏茶艺即兴创作带来的愉快感。中规中矩的仪式化与充满偶然性的即兴创作,在茶文化的领域里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饮茶仪式化建构了人们的传统生活习性与文化习性,这在特别强调生活秩序的东方文化社会必然得到重视,并以小见大地发展为茶之艺术,成为中国非常独特的一个文化面相。同时,伴有即兴创作特征的茶艺又带给茶文化突破仪式化秩序而自由发挥的艺术生命力,它满足了人们在平常中发现不平常的惊喜与渴望。这就是茶文化的复杂性张力所在,也是茶艺历久不衰而推陈岀新的驱力所在。

现代茶文化的演变及其危机

传统茶文化以仪式化为表征,有精英文化的趣味与审美观。然而,到现代,随着现代性的侵入,在“有啥用啥”[8] 的现代潮流中逐渐改变了。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中,中国传统茶文化在沉寂了百余年后得以复兴。当茶经济与茶文化紧密结合时,传统茶文化及其茶艺就变了味,被指控为媚俗,降格为大众趣味的满足。

在今天的中国,大众趣味的现代茶文化现象比比皆是,茶艺表演成为人们肆意发挥各种想象力的欢乐舞台:可以篡改、解构经典,实行“拿来就用”主义;表演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茶叶好卖,通过茶艺的吆喝能卖出好价钱,所以谁吆喝得热闹,就能引来更多人的围观、叫好;选美毫无疑问也成为茶艺评判的内容,“茶艺之星”、“茶仙子”等选美名目层出不穷,似乎喜闻乐见。自2009年起,定下每年的4月20日(谷雨)作为全民饮茶日,在那一天,在广场上,一群人以不同常人的仪式有礼貌地沏茶、奉茶,路过的行人也配合仪式接过敬奉的茶汤,仪式化日渐沦为鄙俗的日常性活动。在2010年前后,中国的一个茶文化专家能平均三天一个活动地点,排满春季的三个月,借着茶文化的由头,茶乡诞生了美轮美奂的疯狂季节,商业性活动是茶文化活动的主旨。一些县市“父母官”也正儿八经地加入了闹剧,为茶叶开釆鼓劲,穿戴好古装衣帽扮作前朝的县太爷或贤达的先人,夸张地祈福,与民同乐。从官场到民间,从文人到茶农,似乎都由衷地迎接这场人人能参与、各就各位地释放或表演自己角色的欢乐活动。经典被戏谑为叫卖,面朝大地的茶农被追捧,新的茶艺狂欢注入了太多的商业性色彩,茶艺变为生财之道,茶文化蜕变为典型的商业消费文化。

茶文化在中国虽有悠久的历史,当代复兴却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复兴让“有脚阳春”官员看到了搭建平台的契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演变为众人的狂欢。机敏的商人利用茶文化做文章,因而肆无忌惮地挟持了文化,使文化成为戏谑茶农、陶瓷匠、织染匠等劳作者,参与茶文化的盛会,不仅是茶叶、茶具、茶服能卖出好价钱,更重要的是,一群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都很有礼节地对他们表示尊敬,这是在日常生活中从未有过的。闲人、附庸风雅的人、看热闹的人,也都悉数参与到茶文化活动中,并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科学家、文人、官员、商人、劳作者、闲人,这些看似不搭界的角色,汇集在一起的欢庆,迅速地造就了现代茶文化的大众趣味。

或许我们可以说,茶文化本性就是大众的,今天的茶文化又回归了大众。所要警醒的其实并不是它的大众性,而是与商业结盟后对茶文化的颠覆性改造。今天的茶文化像是舞台上仪式化的表演,它趋近日常生活却无超越日常生活的力量了。表演者有模有样地演绎着茶艺过程,乐此不疲地重复着茶艺行为,却暗中蕴含着一些推销享乐与商品的动机。商业性动机彻底改变了茶艺的面貌,看起来还是那些程式与动作,但茶艺的审美特性在不知不觉中被商业特性所取代。

更令人深省的是,茶艺已不再具有经典性,而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消费行为。现代茶艺与历史记载的己有了很大的不同,茶艺是为了沏好一杯茶汤而存在的艺术,通过对茶汤的观照,实现茶的人格化和时空的艺术化。现代化技术带来了茶艺结构中茶叶、茶具及其他要素的发展,也改变了人们对茶艺的看法。被炒作的茶叶、琳琅满目的茶具、日臻完善的茶席、雅集茶会、茶艺馆等,已被改造成大众消费的对象。如果从表面看是经济滋养了文化,但实际上是经济解构茶文化而获利。现代茶艺所走过的这些路线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在张力中重建茶文化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触及茶文化的两个张力:一是茶艺的日常性与超越性的张力,二是茶艺的审美性与商业性的抵牾。从传统到现代,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发展趋势,那就是茶文化在传统语境中倡导一种仪式化的生活方式,但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在去仪式化的祛魅性现代情境中,茶文化难免会出现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的积极面与消极面同样显而易见。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重建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中国茶艺?

回到茶艺的仪式化上来,茶艺如何在仪式化中保持日常性与超越性的平衡,这是茶艺在现代条件下亟待解决的难题。茶艺如何既保持日常性与普罗大众息息相关,又不流俗地沦为琐屑平庸的日常行为而保留其复杂的精神品格?这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过度的仪式化可以凸显茶人的风雅与品位,但会由于复杂的程式化和形式化与普罗大众无关,进而成为某种只具有表演性的无根之艺术。将茶艺之风雅、审美和精神品性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之中,是茶艺在现代条件下发扬光大的关键所在。这就是我们提倡的茶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原则。依据这个原则,茶艺既要保留千百年来所积淀的复杂文化意蕴,又要努力融入当地生活形态,并改变其仪式化与日常性严重分裂的格局。

中国近年来大为流行的茶服、茶艺插花、陶瓷品等,一方面引发了对商业性动机侵入的忧虑,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可能性。茶艺新旧融会的仪式化,在给人以从生理到心理的享受的同时,也塑造茶人的秩序感,塑造了有序饮茶和有序生活的社会,建构起茶人清晰的修养逻辑。茶文化千千万万拥趸者潜移默化地恪守社会秩序,拥戴主流意识形态。目前各种茶文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受到主流社会庇护,其组织规模也不断壮大。据2014年的统计,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的组织机构,在大陆就成立了25个省级组织,浙江省的11个地市均成立了茶文化研究机构,并在90个县市区中有70个建立了茶文化机构,于是,茶文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茶文化是通过仪式化的实践来参与社会变革的,其根本的动因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内在张力。列斐伏尔预言,日常生活将成为城市居民革命的策划地,因为日常生活受到了生存空间的挤压。茶文化的仪式化实践正是呼应了这一断言,在科学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空间逐渐被缩小,试图恢复日常生活的秩序和美感,营造日常生活的空间,茶文化在参与社会变革方面是有其潜力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认识这一潜力,又如何利用这一潜力。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日常生活不管如何被压抑、掠夺、蹂躏,观照历史的长河,唯有它才是主宰着社会发展,唯有它才是将“文化崩溃成自然状态”[9] 而使文化再一次获得重生。大致在400年前确立的日本茶道文化,是基于对传统审美的否定而提出的[10],它否定“富有、富贵、华美、艳丽、丰满、匀称、锐利、崇高”等事物,而提出“节制、冷瘦、枯萎、粗糙、寂寞、歪曲、稚拙、幽暗、简素”等审美范畴。在茶道中,以“不匀称”否定了“匀称”之后,反而获得了审美的无限可能,表现了“本来无一物,无一物中藏无尽”的新审美观。中国茶文化虽起源于1200年前,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中国茶艺文化与日本茶道文化是有差异的,但在否定传统审美的理念上有着一致性。中国茶艺文化试图消弭审美距离,强调茶艺之美就是享受美味、享受美景、享受人与人之间的亲切问候,并以日常生活为根本需要来重构文化、重构艺术。诡谲的是,中国的茶文化正是将有距离感的仪式化来试图消弭审美距离。

参考文献:

[1](美)托比•米勒:《文化研究指南》[M],王晓路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2](英)齐格蒙特•鲍曼:《作为实践的文化》[M],郑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85。

[3] 朱红缨:《中国茶艺文化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0。

[4]、[10] 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M],东方出版社,1992:73、337。

[5](苏)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J]/《巴赫金论文选》[M],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00。

[6] 周宪:《艺术的自主性:一个现代性问题》[J],外国文学评论,2004(2)。

[7](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M],蒋梓驿译,译林出版社,2012:80。

[8] 陶东风:《超越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J],学术交流,1998(6)。

[9](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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