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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中国茶走向世界的主渠道

总之,“一带一路”作为中国茶走向世界的主渠道,历史上曾经长期发挥过巨大作用,这一重要作用至今仍未消失。

本文全文原题转载自《农业考古》2015年第5期,作者陶德臣(男,历史学硕士,解放军理工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史、军事历史、党的创新理论。)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明清华茶外销与茶文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5YJA770025)。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对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及宝贵启示给予高度评价,提出用创新的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并从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5个“通”方面先做起来[1](P287-290)。时隔不到1个月,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强调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发出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提出应着重从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5个“坚持”方面作出努力[1](P293)。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提出,是习近平对历史的深刻总结,对现实的本质把握,对未来的清晰昭示。“一带一路”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中国人民与亚洲各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和平友好之路、文明沟通之路、共同发展之路。正是通过“一带一路”,中国开启了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包括丝绸、瓷器、茶叶在内的中国特产源源不断输往世界。今天,饮茶风习弥散世界,茶与咖啡、可可并称世界三大饮料,全世界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亿人喝茶,6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茶,这一局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带一路”对中国茶的传播,没有这一传播主渠道及其良好作用的发挥,就不会有茶遍世界这一可喜局面的产生。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茶走向世界主渠道的发展阶段

“一带一路”是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文明交流的结果。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交通工具的不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条中外交通线路:西北地区的陆上丝绸之路、西南地区的南方丝绸之路、北方地区的草原丝绸之路、东南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习近平强调的“一带一路”是指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它们在丝绸之路中最具代表、最具活力,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带一路”标志性的物产丝绸、瓷器、茶叶都是中国特有之物,“一带一路”作为中国茶走向世界的主渠道,大体经历了清代初年前的兴起、清代中后期的繁荣、民国时期的衰落三个阶段。

1、清代初年以前的兴起阶段。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主渠道,很早就在茶的对外传播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出现茶的信息较迟,大体是在西晋时丝绸之路的起点地洛阳。西汉至三国时期,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否有茶或茶的传播?本人持肯定说,即两汉时期,茶叶可能与丝绸一道,通过丝绸之路起点地长安、洛阳,不断走向西部甚至更远的地方。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西汉时期巴蜀茶产已很发达,饮茶盛行。公元前59年,出现了以成都为中心的茶叶区域市场。茶叶生产还走出巴蜀,传播到长江中游的荆楚之地,茶业发展为贸易提供了货源。二是成都与长安、洛阳等城市商贸发达,巴蜀茶叶北输实为情理之中。大文豪司马相如曾经在成都把茶作为中药出售,他出生在茶区,平时又爱饮茶,到长安做官后不可能不饮茶。《赵飞燕别传》记载:“吾梦中见帝,帝赐吾坐,命进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谨,不合啜此茶云云’”[2](P292),从中可见长安饮茶的某些影子。南来北往的域外商人有的长居长安、洛阳,有的外国使节随西汉皇帝一起游历,他们当然可能接触到茶,有机会把茶传往中亚、西亚。三是张骞来自茶区汉中地区。张骞、班超出使西域,将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推向第一个高潮,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3]。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风习主要集中于南方,但北方饮茶持续升温,即使是北朝统治时期,饮茶风俗虽有所萎缩,不过并未断绝,并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饮茶区域。值到注意的是,晋代敦煌人单道开嗜茶,他“时复饮荼苏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疗目疾,就疗者颇验”[4](卷九五《艺术传》P291)。单道开饮茶的目的是保健,地点在邺城(河北临漳),但他的籍贯透露出丝绸之路的重要地点敦煌对茶已不陌生。

唐宋时期迎来陆上丝绸之路的第二个繁荣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地长安、汴梁当时不但是中国饮茶中心,而且是茶叶贸易中心,各地茶叶大量运入这两个中心,茶叶市场网络体系形成并得到发展[5],为茶叶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东段茶传西域的主要通道。这一地区由唐首开其端、宋加以发展而趋繁荣的茶马贸易[6](P124-158),为茶在这一地区大规模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唐与吐蕃的茶马贸易以河西走廊为依托,茶马贸易路线及茶叶进入吐蕃的路线,实际上是西北丝绸之路的支线。唐代王敷所作《茶酒论》并非一种文字游戏,它反映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河西走廊一带茶叶得到传播的史实[7](卷三P262-272)。唐代茶是否已通过河西走廊传至西域?本人认为在所难免。唐代对西域的经营大大提高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随着唐朝在西域、中亚活动程度的加强,茶叶这种中原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必随出征的将士、东来西往的商旅、络绎不绝的使者带到西域、中亚甚至更远的地方[3]。宋代对河湟地区的经营及在这一带开展的大规模茶马贸易活动,使大批茶叶流入河西走廊地区。扼河西走廊咽喉的西夏从宋朝岁赐、茶马贸易、榷场贸易中得到的茶叶,大量用于转口贸易,销售对象为西域地区。茶叶经丝绸之路走向西域有明确史料证明,茶叶是西夏与西域进行贸易的主要物资。西夏使者“乃云本界西北连接诸蕃,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8](卷一四九P3614)。西域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与宋朝保持良好关系,直接驱马东来,通过朝贡这种变相的茶马贸易方式,使大量茶叶经过河西走廊流向西域,回鹘、于阗、高昌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元丰八年(1085),于阗与宋的贸易额高达120万贯[8](卷三六一P8638)。据《册府元龟》、《宋会要辑稿》载,回鹘向北宋贡马在10次以上,数量从3匹至1000匹都有。按元丰年间(1078-1085)1匹马换100斤茶的标准算,这些马可换数量相当可量的茶。于阗在熙宁年间(1069-1077)前,从乾德二年(964)起,多次遣使来宋朝贡。熙宁年间以后,“于阗黑汗王”遣使来宋进行朝贡贸易,“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所贡方物有“马驴”[9](卷四九0《于阗传》P1597)。于阗进奉使还趁机大做茶叶生意,并得到宋朝鼓励。元丰元年(1078)六月九日,“诏提举茶场司,于闻进奉使人买茶,与免税,于岁额钱内除之”[10](蕃夷4之16-P7721)。此外,辽国灭亡后,契丹贵族耶律大石于1125年自立为王,在伊犁、锡尔两河流域建立了西辽,都楚河南边的虎思斡耳朵(托克马克附近),疆域西至阿姆河,东至和平(吐鲁番一带)。西辽位处丝绸之路要冲,境内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内地居民,耶律大石熟悉汉文化,倡导中原文物典章制度,对茶传西方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推断,茶在10至12世纪时肯定传到吐蕃,并传到高昌、于阗和七河地区,而且可能经由于阗传入河中以至波斯、印度,也可能经由于阗或西域传入印度、波斯”[11]。也就是说,北宋时期茶经丝绸之路在西域、中亚等丝绸之路经济带得到传播。南宋以后,西北丝绸之路衰落日益明显,这一过程持续到清初。但元朝的建立还是为茶传西北提供了条件,体现为丝绸之路上大量关卡和腐朽统治被摧毁,丝绸之路通行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方便。14世纪时,东察合台汗国的大汗、贵族饮茶成习。据穆萨•赛拉米所著维吾尔文《伊米德史》第三编载,该汗国大异密(大臣)忽歹达享有12项特权,第2项是“可汗用两名仆人给自己送茶送马奶;忽歹达用一名仆人给自己送茶送马奶”[12]。从茶位居马奶之前的情况看,茶在饮食中的地位非同小可。1347年以后,忽歹达继其父位而为大异密,因而从时间上看,新疆一带的蒙古族人在14世纪中期已饮茶成习。这与陈高华先生推断的“大体上可以说,13世纪下半期起,蒙古人已对茶有所接触并发生兴趣;而到14世纪上半期,已成为蒙古人的一种重要饮料”[13] 基本一致。元朝灭亡后,蒙古势力仍然控制着新疆,明王朝势力仅达新疆东部地区,嗣后又完全退至嘉裕关一线,但明朝在包括河西走廊一带开展大规模茶马贸易,为茶向西传播创造了物质基础。明代文献记载,哈密、吐鲁番等地使臣至京,“每人许买食茶五十斤”[14](卷一一二《礼部七十•给赐三•外夷下》P135)。吐鲁番得到的茶转售其他地方,所谓“其需于中国者曰茶,曰大黄,曰麝香。此三物,吐鲁番用之不甚急,但以西番诸国非麝无以医毒蛇,非大黄则人马大便不通,非茶则郁闷不解。吐鲁番得此欲转货各国,以取重利”。正因为如此,从14世纪至17世纪前期,茶经由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在中亚、波斯、印度西北部、阿拉伯地区得到不同程度的传播[11]

海上丝绸之路也为茶传朝鲜、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等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茶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外传,最先到达朝鲜、日本,其次是东南亚,茶叶最后才传到欧洲。唐五代时期,很多新罗遣唐使、商人来唐贸易,足迹所至登州、莱州(山东掖县)、楚州(淮阴)、扬州,商人们带来土特产品,从唐朝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日本高僧、遣唐使把中国的文化、佛教、典章制度带回国的同时,也把中国茶籽、种茶法、吃茶法、茶礼仪一同带回了本国,“即饮茶之习惯也被热心地学来了”[15]。对茶传日本作出重要贡献的僧人有最澄、空海等人。扬州、明州(宁波)是通日本的海上航线主要起点。而广州、泉州、明州、扬州、交州是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通过这些港口,茶叶不但传到了东亚的朝鲜、日本,还传到了东南亚甚至西亚。671年,从扬州到广州转苏门答腊的巨港(室利佛逝)赴印度求法的中国高僧义净,曾把茶带到印度作为平时饮用养生之物。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二十八:进药方法》记载:“若患热者,即熟煎苦参汤,饮之为善,茗亦佳也”,并感慨:“自离故国,向二十余年,但以此疗身,颇无他疾”。广州港输出物中已有茶叶。9世纪到过中国和印度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描写了广州阿拉伯人的居住情况、瓷器和茶叶,他是最早提到中国茶的西亚人。文称:“国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国的盐税以及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很高,中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Sakh)。此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喝,治百病”[16](P17)。此资料不足以证明阿拉伯人已饮茶并从事茶叶贸易,但却能表明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人第一次知道了茶,并把茶的知识传播过去。

两宋直到明代中期前,海上丝绸之路对茶传播的方式、影响一如既往。宋代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发展时期,已形成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四大外贸港口。北宋在这四地均设有市舶司,掌管海外贸易。广州、泉州主要通南洋,尤其是泉州成为两宋茶叶输出的最大港口,贸易地域远达非洲、西亚、东南亚、日本[16](P160-163)。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商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地不产茶”[9](卷四八九《阇婆传》P1596)。贸易商品结构中,宋朝输出的货物有陶瓷、茶叶、药材、手工艺品、各种各样的丝织品和粮食等。嘉定十五年(1222)十月,臣僚说:“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彿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至夫者,如瓷器、茗、醴之最,皆所愿得。故以吾无用之物,易彼有用之货,犹未见害也”[10](刑法2之144:P6567)。明州主要对高丽、日本进行贸易,民间交易也较频繁,高丽各港常有宋朝船只抵达,双方贸易格局中茶叶是一项重要物资。日本饮茶的再度兴起,使日宋茶叶贸易再次兴起。在日益密切的宋日贸易中,茶不断传入日本,出口地点主要在明州。而荣西来明州再次把茶传入日本,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仍然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茶叶,否则在国内茶叶生产试种阶段,无法保持日益兴盛的饮茶习俗和勃然兴起的茶文化热潮。

明代中期后,茶叶信息、饮茶风俗循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欧洲,进而随西方殖民活动传布世界,中西茶叶贸易兴起[6](P253-269)。明末茶叶向西方输出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它是中国古代茶叶市场发展的重大转折点,标志着国内外市场联系的加强,为清代大规模茶叶海外市场的开拓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早期中西茶叶贸易的市场容量还很有限,茶叶价格、茶叶地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一是输出数量有限。作为输出的商品茶,英国东印度公司每次仅定购1罐茶叶,1637年后多一些,具体数量不详。1640年,俄国从卡尔梅克汗带回的茶较多,计200包600俄磅,以1俄磅合409.51克折算,合245.706公斤。荷兰输出量应多一些,数量也不会太多,1685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仅“要订购二万磅新鲜的上等茶叶”[17]。二是价格昂贵,难以畅销。17世纪30年代,荷兰茶叶价格每磅50-70荷盾。1684年鹿特丹茶价仍然每磅高达80荷盾[17],1磅宫廷用茶价值甚至高达100荷盾。17世纪初,“华茶之初到英国也,人皆视如宝珠,出高价以购行之”,茶价“异常昂贵,时有所谓‘掷三银块饮茶一盅’之谚,观此即知其值矣”[18]。1694年巴黎一位药剂师说:“中国茶一磅70法郎,日本茶一磅150-200法郎,这种价格对中、上层阶级的人大概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19],普通百姓更不敢问津。三是贸易方式多为间接转口。西方各国输入的茶叶相当部分是从南洋万丹、巴城、澳门转口,直接赴广州输出的茶极少。从陆路输入的茶更少。四是茶叶在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不甚重要。当时中西茶叶贸易仅是尝试性的,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17世纪40年代前,仍以丝绸、瓷器、药材等为主要输岀物,至18世纪茶叶才成为中西贸易结构中的核心商品。

2、清代中后期的繁荣阶段。

清代初年以后,“一带一路”作为中国茶叶向外传播主渠道作用的发挥最为显著。此阶段丝绸之路经济带茶叶贸易繁荣的突出表现是新疆茶叶内外贸易的发展及西北茶马贸易的转型,海上丝绸之路茶叶贸易繁荣的标志则是中西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

清代西北茶叶市场经过整顿,得到恢复和发展,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茶叶传播的东段情况。具体内容本人已有论述,不再重复[6](P185-403)。丝绸之路经济带传播茶叶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为新疆茶叶内外贸的发展。清朝统一西北后,运进新疆的官茶来自陕甘地区。乾隆二十九年(1766),“将军明瑞奏明每年由陕甘额调茶叶一十一万一千五百斤存库收贮”[20](卷三三《食货二•茶法》P320),这些茶主要用于搭饷、赏赐、售卖。乾隆年间运往伊犁的茶,“由肃州运至巴里坤,由巴里坤运至伊犁”[21](P318)。据研究,自清政府统一新疆后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每年输入官茶(包括搭饷茶11万余斤),约为18万余斤。嘉庆十年(1805)至道光年间,每年输入官茶20万余封100余万斤。光绪八年(1882)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每年发行茶票194票左右,折合茶叶仅22万余块110万余斤。光绪三十一年(1905),输入官茶相当于39万余块196万余斤。宣统三年(1911)至民初,每年输入官茶79万余块395万余斤

新疆为茶叶输往中亚及更远地区的桥头堡。清初,这一功能的发挥作用更大。清朝平定西北后,在伊犁、塔城地区恢复与中亚各民族的通商互市活动,以满足与中国西部地区密切联系的中亚各国人民的贸易要求。乌孜别克族建立的重要汗国浩罕在与新疆的茶叶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浩罕商人是南疆茶叶的最大买主,许多人居住南疆从事茶叶转手贸易,把包括茶叶在内的货物从喀什噶尔等地运回浩罕,再销往布哈拉。道光八年(1828)左右,内地运入新疆的茶每年达四五十万封(每封5斤),新疆军民的食茶只有20万封,这其中相当部分茶被输出国外,浩罕商人是输出茶叶的主力。“从浩罕运往布哈拉的货物主要是大米、砖茶、绿茶、银锭、瓷器和质量上乘的‘齐利亚’丝绸等”[22](P76)。砖茶在中亚受到热烈追捧。中国和浩罕“两国的商业是这样进行的,商队从南中国经过和田来到叶尔羌,再从这里到达喀什噶尔。他们带有‘粘合着的,烧不着,和砖一样形状和硬度的加了工的茶’、丝织品、褥子、陶器和其他种种物品。但是,茶是输入的大宗。茶的消费,在整个中亚是普遍的”[23](P467)。浩罕商人还见缝插针,利用地缘优势,将茶叶转销俄罗斯。道光八年(1828),官府查获喀什、和田、叶尔羌、乌什、阿克苏等地侨居10年以下的浩罕商民277户,囤积茶叶6.9万斤[24](P31)。此阶段的布哈拉汗国商人也从事茶叶贸易。“布哈拉除了和俄国与英印从事着贸易外,还和喀什噶尔、叶尔羌的中国部队保持着广泛而且直接的商业关系”。他们输入的货物不一,但“主要的输入品却是茶”,1832年“从叶尔羌到布哈拉的有950驮载,也就是约20万磅的茶”,而“一驮载,250磅的茶,在叶尔羌的价格是60梯拉,在布哈拉有时要卖100梯拉。茶都是绿茶”[23](P467)。新疆与俄国的茶叶贸易发展迅速,相关研究已有较好成果,可资参考

海上丝绸之路对茶传播的主渠道作用发挥是中国茶走向世界的最重要标志。清代茶叶贸易的最显著特点是海外市场的大起大落。自明末起,最先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已把茶叶作为商品输入本国销售,俄国则从中亚等地转口输入中国茶叶,茶叶市场在欧美等地开始兴起。清初,随着中西贸易的发展,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饮茶之风勃兴,世界各地对茶叶的消费需求与日俱增,极大刺激了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1888年出口茶叶达到历史最高峰的2413456担,旋即在印度、锡兰、日本、爪哇等新兴茶业国家强力竞争下,中国茶叶出口不断萎缩,1912年减至1481700担[25]

此阶段的海上丝绸之路演变成海上茶叶之路与茶埠的形成密切相关。一是珠江三角洲出口茶埠,包括广州、澳门、香港。二是长江三角洲出口茶埠,包括上海、苏州、镇江、宁波、杭州、温州、芜湖。三是台湾出口茶埠,包括基隆、淡水;四是福建出口茶埠,包括福州、厦门、三都澳。五是华中出口茶埠,包括汉口、九江、宜昌、沙市、长沙、岳州。六是大西南出口茶埠,包括蒙自、梧州、思茅、腾越、龙州、重庆、大足。这六大系统20余个输出茶叶的商埠,地位并不相同,真正能称为茶埠的大凡有汉口、九江、苏州、上海、宁波、杭州、温州、三都澳、福州、厦门、淡水、广州等,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茶埠仅汉口、九江、上海、广州、福州、厦门6个[6](P294-326)。但不管怎么说,这些茶埠无一例外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3、民国时期的衰落阶段。

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中国茶走向世界的功能发挥,在民国时期均呈现衰落。在洋茶激烈竞争下,中国茶外销量一路下滑,1920年跌至30余万担,倒退到100年前的水准。兹见衰退时期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销售量(单位:担)

年份19131914191519161917191819191920
数量14421091496199178235315426321125535404216690153305906

 20世纪20年代起,苏联市场开始恢复,嗣后北非市场得到开辟,中国茶输出量有所增加。抗战爆发后,茶叶生产、外销均遭重大打击,海外市场几乎断绝。抗战胜利后虽有所恢复,但已摆脱不了崩溃的厄运。兹见茶叶历年外销情况表(单位:担)

年份1921192219231924192519261927192819291930
数量430326576071801415765935833007839317872176926020947730694047
年份1931193219331934193519361937193819391940
数量702302653558693758777942630638616483672253688248372985570445
年份194119421943194419451946194719481949总计
数量150465248022149582677846311408127188428938016405715188450

29年中,中国茶共销往国际市场15188450担,年均约523740担。比严重衰退时期茶叶出口年销量净减969211.5担,只有以前的35.1%。况且1946-1949年的销售量还包括台湾茶的出口量在内。当时台湾茶出口量占中国茶出口绝大部分[26],如果除去这部分茶叶及1949年后半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出口量,中国茶的海外市场自然丧失殆尽。

民国时期,西北茶叶市场经历了从发展到衰落的过程。大体以1942年7月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国茶叶公司兰州公司设立为标志,前为继续发展时期,后为走向衰落时期[6](P403-405)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茶走向世界主渠道发展阶段的原因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茶叶外传播主渠道体现的阶段特点,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大体而言,有生产因素、市场因素、交通因素、社会因素等。

1、生产因素。

茶叶生产的发展是“一带一路”传播中国茶叶的现实基础。正因为如此,虽然中国茶叶生产源远流长,但直到茶叶生产取得长足进步的唐代,茶叶向外传播的条件才完全成熟。这样,茶叶才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长安走向河西走廊一带并向西传播。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明州、广州也才出现茶向日本、南洋传播的明确记载。在此之前,茶叶在“一带一路”的传播,要么语焉不详,没有明确史料基础,要么仅停留在“一带一路”的起点地段。体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就只有西晋到北朝如北魏洛阳为中心的饮茶,除此之外,洛阳以西的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见不到有说服力的史料可以证明茶叶得以传播的事实。海上丝绸之路的沿海起点城市附近,尽管已有茶叶生产、茶叶消费现象的存在,却未见茶叶向外传播的史料岀现。由此可见,茶叶传播尤其是通过“一带一路”向海外传播不但是茶叶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茶叶生产长期发展的产物。离开了这种文化现象传播的物质基础,是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发生的。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茶叶生产继续发展,尤其是至清代中期后,茶叶生产取得巨大成就。兹见下表[27](P174-175)

年代面积(万亩)产量(万担)内销(万担)外销(万担)茶农(万户)人数(万口)
1832-1837521.0260.5200.060.5130.25651.25
1861625.0312.5202.5110.0156.25781.25
1871819.0409.5202.5207.0204.751023.75
1886934.9581.9205.0362.5233.721168.62

上表显示,短短50多年中,晚清茶区面积、茶农人数比鸦片战争前递增了80%。这种发展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其带来的茶叶生产增幅抵得上从前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成就。茶叶生产的巨大发展为茶叶通过“一带一路”向世界传播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正是在这个时期,茶叶经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出河西走廊,到达了新疆。宋代于阗、回鹘等位居新疆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与宋开展的茶马贸易及位居中亚的西辽在茶传西方的重要作用,明确说明茶已传入新疆、中亚一带。元朝时,远在西域的耶律楚材于1222年向“万里之外”的友人王君玉乞茶的事实,说明茶已通过赠送的方式传播至西域[28](P280)。而14世纪的东察合台汗国可汗及大异密(大臣)忽歹达饮茶的资料“可汗用两名仆人给自己送茶送马奶;忽歹达用一名仆人给自己送茶送马奶”,也表明新疆的蒙古贵族饮茶成习。明朝时,控制新疆的蒙古人仍饮茶,哈密、吐鲁番等地使臣多次从明朝得到茶叶,他们对茶叶、大黄、麝香的渴望不单纯是满足自身消费,还主要进行转手贸易以获取重利。正因为如此,从14世纪到17世纪,茶叶源源不断经河西走廊、新疆的丝绸之路,走向中亚、波斯、印度西北部、阿拉伯地区,进行程度不同的传播。清代尤其是1759年乾隆统一西北地区后,新疆政局趋于稳定,为内地得到恢复和发展的茶产沿丝绸之路经济带来到新疆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湖茶从湖南北上,西趋河西走廊,源源不断进入新疆。晋茶则从张家口、归化(呼和浩特)沿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进入新疆乌鲁木齐、古城等地销售。浩罕(乌孜别克)、哈萨克等国中亚商人及嗣后的俄罗斯商人在新疆大量收购茶叶,运往中亚、俄罗斯,丝绸之路经济带重放异彩。

19世纪80年代,俄国还在河西走廊的嘉峪关购买茶叶。1885年、1886年、1887年曾达164363担、169680担、174922担,突显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传播中国茶叶的重要性。19世纪90年代,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国茶业经济江河日下,茶叶生产日益衰落。到抗日战争时期,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受制于生产不旺,货源不足,茶叶经丝绸之路经济带外输数量严重下降,包括河西走廊、新疆等地的西北地区茶叶贸易一蹶不振,竟无回天之力。

生产决定传播的情况同样体现在东部海上丝绸之路。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东南地区发达的茶叶生产为茶叶通过海路向外传播奠定了良好物质基础。明州、泉州、广州等不但是茶叶向传播的基地,也是茶叶对外销售的主要起点。资料明确说明,这时的茶叶贸易不但包括朝鲜、日本市场,还包括东南亚、阿拉伯国家。茶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历经元明清,地位不但没有削弱,而且得到不断加强,以至到18世纪,中西贸易结构中茶叶已成核心商品,海上丝绸之路演变成货真价实的海上茶叶之路。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中国茶叶主要输出路线,输出的茶叶数量十分惊人,最高年份达到200多万担。嗣后,受生产萎缩、洋茶竞争及土货出口增加影响,海上丝绸之路输出的茶叶数量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均不断下滑。尤其受日本侵华战争影响,茶叶货源难以保证,最终惨遭破产。

2、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包括饮食习惯、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市场竞争等。“一带一路”对茶叶传播世界的能力与上述市场因素密切有关。消费者对茶的认识、有无饮茶习惯、茶叶消费能力如何、茶叶消费需求是否旺盛,有无同类茶叶竞争,都对“一带一路”传播茶叶主渠道作用的发挥产生巨大影响。就丝绸之路经济带而言,中唐以前,北方饮茶不多,地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仅存在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少量地区,人数也以南方北迁人员及皇帝、贵族、文人为多,普通百姓饮茶不多,更不要说河西走廊、西域一带甚至更遥远的中亚、西亚一带人士了。虽然不能说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唐以前没有传播茶叶,即使传播也是少量、不持续的零星活动,因而就没有见到河西走廊及更远地区的茶叶传播资料。中唐以后,情况发生突变。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称:“茶早釆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山东邹县)、齐(山东临淄)、沧(河北沧州)、棣(山东惠民),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之溺之甚。穷日昼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寒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陆羽《茶经•六之饮》也说:“饮茶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此屋之饮”。饮茶的地域性已被打破,身份地位的标志也不存在,所谓“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29](卷一七三《李钰传》P543)。史料明确记载,吐蕃也爱上了喝茶,尤其是拥有内地名茶的消费[2](P292)。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洛阳、长安直到河西走廊一带的人都对茶叶有消费需求,但茶又产自南方,必须经过长途运输至这些地区进行销售。西域地区虽然没有资料证明茶已传入,但从唐代经略西域及唐文化的西传来看,茶叶市场拓展至西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3]

宋元明时期,丝绸之路经济区中段、西段的各少数民族都爱饮茶,但都必须通过内地运输而来,才能满足消费需求。正因为如此,历代官方、民间的茶马贸易、商茶贸易、私茶贸易,都以甘肃、西藏、青海、四川、新疆交汇处为中心,这个区域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茶叶市场。通过中段,中亚、西亚甚至更远地区的茶叶消费才能得到满足,这就是市场因素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传播茶叶主渠道作用发挥的重要支撑。

市场因素对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茶叶的重要支撑同样十分明显。唐代直到清代之前,虽然饮茶习惯首先传到朝鲜、日本,嗣后逐渐向东南亚、阿拉伯甚至欧洲传播,茶叶贸易随之兴起,朝鲜、日本、东南亚都程度不同地进口中国茶叶。由于各国饮茶习惯并不普及,消费者对中国茶的消费需求并不迫切,消费欲望不高,消费能力不大,因而直到中西茶叶贸易开展前,市场因素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30]。16至17世纪,新航路开辟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闯入中国沿海一带或东南亚一带,这些国家的传教士、水手、商人在接触中国茶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了中国茶,形成了饮茶习惯。经过不断将茶的信息、饮茶习惯、茶叶物品输入欧洲,荷兰、英国等国日益兴起了饮茶风俗。这一新的饮食风俗持续趋强,并随西方殖民活动传播到世界各地,一种新兴的贸易茶叶贸易随之兴起。中国是世界茶叶市场的唯一货源地,这就决定了海上丝绸之路运输茶叶活动的兴旺发达。19世纪30年代以后数十年间,英国、荷兰等国在殖民地印度、锡兰、爪哇发展植茶业,同时日本茶业也得以兴起,世界市场出现洋茶对中国茶的竞争。这种竞争对中国茶叶外销产生了严重影响,是中国茶叶出口下降,茶叶生产衰落的重要催化剂。从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90年代后海上丝绸之路茶叶贸易的衰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3、交通因素。

运输道路、方式、费用等交通因素对“一带一路”茶传播主渠道作用的发挥也有相当影响[31]。就丝绸之路经济带而言,历史上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与西域、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之间最便捷的交通要道就是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这是它历经数千年仍然具有迷人魅力的原因所在。但陆上丝绸之路经常由于环境变迁、战争发生等原因难以畅通,这就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播茶叶功能的发挥。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比,尤其是与茶埠用大帆船甚至蒸汽轮船运输相比,采用较为原始方式运输的陆上丝绸之路缺点更明显。晚清重臣左宗棠曾对此进行过比较,他说:“自海口通商以来,洋商雇人分赴产茶各省地方收买红茶,行销各国,议价颇昂,茶之出海者,不可胜计。而由产茶地方出海口,均一水可通,脚价减省,商贩争趋,各省始设局卡,兼抽茶厘,以佐军用。而陕甘官茶,经由湖北襄阳入陕,取道潼关,必须舍舟而车,间途荆子关,必须舍舟而驮,出口行销,又动辄数千里。茶本既因洋人卖趸而高,脚价又因陆程迢递而耗,于是山陕茶商渐多亏折,值粤逆紴猖,道路多梗,茶利更微”[32](卷四十五《变通茶务章程》P1779-1780。两相对比,不难看到陆上丝绸之路衰落的某种必然性。同时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更使传统陆上运输的缺点被放大。

此外,政治因素对“一带一路”传播茶叶主渠道功能的发挥也有影响。如历代统治者对西北茶叶贸易进行严格控制。直到清代中期,官营茶马贸易才得以废除,但采用引制的茶叶贸易政策仍然存在,1942年才被统税取代。专卖制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传播茶叶起到钳制作用。同样,封建统治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参与港口、贸易方式等管理严格,能够参加茶叶传播的港口屈指可数。近代以来,出口茶埠的崛起是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结果,它以牺牲民族独立、主权完整为前提,是国家和民族屈辱的标志和象征。当然,在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基础上形成的北方茶叶之路,繁荣兴盛了200年左右,也对“一带一路”传播茶作用的发挥产生过强烈冲击作用[33]

总之,在多种因素影响下,“一带一路”作为中国茶向外传播主渠道作用的发挥,体现出清代以前的兴起、清代中后期的繁荣、民国时期的衰落三个十分明显的阶段。

发挥“一带一路”传播中国茶主渠道作用的现实思考

千百年来,“一带一路”作为茶叶走向世界的主渠道是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谊纽带、交流桥梁,发挥过重要影响,起过重要作用。这种传播对世界人民的饮食结构、文化礼仪、生产贸易、社会生活,甚至交通运输所起到的正面作用巨大。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好好挖掘文化内涵,让“一带一路”重放光芒,发挥更为巨大的作用,可以从茶叶生产、茶叶市场、交通运输、社会政治等方面多做工作,让“一带一路”助推中国茶更好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一如既往地喜欢中国茶,爱饮中国茶,这是中国人民责无旁贷的事情。

1、茶叶生产。

茶叶之所以占据“一带一路”千余年,成为继丝绸、瓷器之后中国的又一标志性产品,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特突性。饮茶有益健康、强体明目、健脑利神,更有利于文化熏陶、礼仪修养,因而深受中国少数民族及其“一带一路”地区乃至世界人民的欢迎。这一广受世界人民欢迎的健康饮料和特色产品是聪明勤劳的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无价之宝。对于老祖宗留下的这一珍贵遗产,在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实现“一带一路”战略时,中国完全有责任有义务生产出更多适销对路、优质高效的茶叶。历史上的中国生产了大量茶叶,以供应“一带一路”人民的消费需求。现在,中国虽然已不是世界唯一茶叶生产国,但仍然是世界第一茶叶生产、种植国和第二茶叶出口国,茶叶生产的科研队伍庞大,技术先进,当务之急不但要稳住茶叶生产数量,更重要的是进行清洁生产、有机生产,以适应国际环保要求,同时还要大力进行世界主流茶类红茶的生产。只有生产更多适销对路的茶叶,才能为“一带一路”茶叶经济发展提供充足货源。

加强“一带一路”茶叶生产交流和合作,也是一项重要内容。现在世界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产茶叶,其中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茶叶生产都是从“一带一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直接或间接传播过去的。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茶叶生产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茶叶生产国茶叶生产的共同发展,从而更好地造福“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人民。这是一项惠民生、促交流、增感情的事情,值得相关国家和地区在“一带一路”茶叶历史遗产和茶叶生产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2、茶叶市场。

茶叶自从跻身“一带一路”以来,中国向世界提供了多少这种健康理想的消费品,实在难以估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茶叶贸易占据“一带一路”历史长达千余年,至清代中后期,不但迎来了“一带一路”茶叶贸易的飞速发展时期,而且茶叶真正走向世界,产生了诸多方面影响。现在的中国不再是世界茶叶的唯一提供者,也不是世界茶叶贸易的主宰者,但这并等于说中国茶叶在世界市场或者“一带一路”市场就无足轻重了。相反,中国茶叶生产与贸易对世界的影响仍然很大。发挥“一带一路”的作用,对中国茶叶贸易而言,就是要巩固原有市场,开拓新的市场,形成“一带一路”茶叶市场覆盖。如中亚各国历史上对中国茶很熟悉,又是中国近邻,可以利用地理优势,巩固原有市场。东南亚国家华侨多,拥有大量中国茶消费者,欧美国家对中国茶也不陌生,这就为中国茶借助“一带一路”开拓市场提供了便利。

3、交通运输。

历史上“一带一路”的畅通,对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带来极大便利;反之,交通阻塞,道路不畅,运输困难,则会极大影响“一带一路”功能的发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搞好交通运输建设,夯实基础设施。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应着眼于完善欧亚铁路大动脉、公路网及航空港的建设,使沿经济带各国在交通便捷、设施完备的环境中更好地让茶叶流通起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应着眼于打通东西海上通道,加强港口建设和相互联系。同时要注意加强合作,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离势力、恐怖势力这三股严重影响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构成严重安全影响的极端势力破坏。此外,还应严厉打击干扰海上丝绸之路的海盗,与相关国家妥善解决东海、南海领土争端,确保海上丝绸之路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为“一带一路”更好发挥茶叶传播作用起到促进作用。

当然,加强文化交流,密切人员往来也有助于“一带一路”传播中国茶。“一带一路”在传播中国茶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留下了众多的文物遗产。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宝贵财富为今天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厚实历史基奠。通过加强文化交流,密切人员来往,可以增加了解,融洽感情,增进信任,从而利于各方沟通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总之,“一带一路”作为中国茶走向世界的主渠道,历史上曾经长期发挥过巨大作用,这一重要作用至今仍未消失。实施“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沿路沿带各国人民可以携手共进,大显身手,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崇高事业。

注释:

❶ 陶德臣《中国古代茶叶国内市场的发展》,载《安徽史学》1999年第1期;《汉魏南北朝时期茶业经济的初起》,载《茶业通报》2012年第3期。

❷ 陶德臣《南北朝时期茶叶消费群体分析》,载《茶博览》2010年第4期;《汉魏南北朝茶叶市场消费需求的发展状况》,载《贵州茶叶》2012年第1期;《汉魏南北朝茶业经济的初起》,载《茶业通报》2012年第3期。

❸ 陶德臣《唐宋饮茶风习的发展》,载《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唐代茶文化的主要表现和历史地位》,《茶报》2004年第1期;《唐代茶文化兴盛的社会历史条件》,载《茶报》2004年第3期;《唐宋时期的茶叶广告》,载《古今农业》2004年第4期;《宋代茶叶市场体系的发展》,载《中国茶叶》2005年第1期;《唐代茶叶市场体系》,韩金科主编《第三届法门寺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唐代茶商探析》,载《茶业通报》2006年第3期;《宋代茶商集团势力的发展》,载《中国茶叶》2007年第4期;《唐代茶叶经济的繁荣》,载《第十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宋代茶馆茶叶消费特点分析》,载《贵州茶叶)2008年第3期;《宋代茶业生产经营中的包买商——兼与姚治中先生商榷》,载《农业考古》2008年第5期;《宋代卖引法茶叶市场管理机构述论》,载《广东茶业》2008年第6期;《宋代茶叶生产的地域分布及分析》,载《茶业通报》2009年第1期;《宋代茶园户的经营业务与绩效分析》,载《古今农业》2009年第1期;《唐代四次增加茶税》,载《茶业通报》2009年第2期;《宋代通商法对茶叶市场的管理》,载《广东茶业》2009年第2-3期;《唐五代时期的茶叶市场管理机构》,载《广东茶业》2009年第5期;《宋代茶叶外销管理机构述论》,载《中国茶叶》2010年第1期;《宋代茶叶生产的发展》,载《古今农业》2010年第2期;《宋代茶园的茶叶商品生产》,载《中国茶叶》2010年第5期;《宋代对茶叶走私的法律制裁》,载《中国茶叶》2010年第10期;《唐五代茶业技术述论》,王思明主编《技术:历史与遗产》,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唐五代时期官府对茶叶市场的法律管理》,载《中国茶叶》2011年第4期;《宋元茶叶技术论述》,载《茶业通报)2011年第4期;《宋代茶叶消费的社会影响》,载《中国茶叶》2012年第3期;《宋代茶向周边传播》及《唐五代时期的茶叶消费》,姜捷主编《第四届宝鸡法门寺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论宋代伪劣茶与官府的法律应对》,载《广东茶业》2013年第1-2期;《宋代茶叶市场上的茶品分析》,载《茶业通报》2013年第3期。

❹ 关于茶马贸易详细内容,可参考王晓燕著《官营茶马贸易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48页。

❺(明)桂萼撰《进哈密事宜疏》,(明)陈子龙辑《皇明经世文编》(第3册)卷181,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50页。

❻ 参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第12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9页。

❼ 参考蔡家艺著《清代新疆茶务探微》,载《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相关估算。

❽ 郭蕴深《论新疆地区的中俄茶叶贸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4期)对此问题已有系统研究,可资参考。

❾ 黄炎培编《中国商战失败史——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第494页;袁仲逵主编、蔡维屏编著《茶叶》,外销物资增产推销特辑第一辑,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1943年编印,第13页。

❿ 袁仲逵主编、蔡维屏编著《茶叶》,外销物资增产推销特辑第一辑,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1943年编印(1921-1939年原数量单位为公担,今按1公担等于1.653465关担换成担。后面小数点四舍五入计入);陈椽著《一年来的中国茶业》,载《中国茶讯》1950年12月号(1945-1949年单位原为公担,换成关担,小数点后的数四舍五入);1940-1945年数量据陈宗懋主编《中国茶经》,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第735页换算(按1吨等于16.53465关担折成,小数点后的数字四舍五入)。

⓫ 穆萨•赛拉来著《伊光德史》第三编(维吾尔文)。转引自刘志霄《察合台汗国初探》,载《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⓬ 钱恂制《光绪通商综核表•俄商运茶另数表》,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48辑,文海出版社1977年版。

⓭ 陶德臣《近代中国外销茶的发展阶段与特点》,载《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民国茶业的衰败破产及其原因》,载《近代中国》第20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

⓮ 庄国土《从丝绸之路到茶叶之路》,载《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18世纪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载《中国社会经济研究》1992年第3期;《茶叶、白银和鸦片:1759-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⓯ 陶德臣《中国传统市场研究以茶叶为考察中心》,长虹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74-76页、第124-158页、第185-238页、第385-419页。

⓰ 陶德臣《简论饮茶风习的传播》,载姜捷主编《第四届宝鸡法门寺茶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西方早期饮茶风习的兴起》,载《农业考古》2008年第5期;《清至民国时期茶叶消费主体的新变化及其影响》,载《安徽史学》2010年第5期。

⓱ 陶德臣《荷属印度尼西亚茶产述论》,载《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南亚茶业述论》,载《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近代日本茶产与市场——兼论对中国茶业的影响》,载《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印度茶业的崛起及对中国茶业的影响与打击》,载《中国农史》1997年第1期;《英属印度茶业经济的崛起及其影响》,载《安徽史学》2007年第3期;《英属锡兰茶业经济的崛起及其对中国茶产业的影响与打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英属锡兰茶业经济的发展阶段》,载《中国茶叶》2014年第2期。

⓲ 陶德臣《清至民国时期中国茶叶国别市场分析》,载《安徽史学》2009年第6期;《清代民国时期中国茶叶海外市场容量分析》,载《农业考古》2014年第5期。

⓳ 陶德臣《华侨向海外传播茶文化的功绩》,载《华侨华人研究论丛》第5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论华侨华工对世界饮茶文化的贡献》,载《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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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陶德臣:《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

[28]陈彬藩主编:《中国茶文化经典》[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29](五代•晋)刘昫:《旧唐书•二十五史》(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30]陶德臣:《宋代茶向周边传播》[A]//姜捷主编:《第四届宝鸡法门寺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31]陶德臣:《论运河在茶叶传播运销过程中的历史地位》[J],农业考古,2013(5)。

[32](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M],上海:上海书店,1986。

[33]陶德臣:《外销茶运输路线考略》[J],中国农史,1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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