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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茶诗审美情趣之嬗变

唐代茶诗反映了中国人独特的生活之美、生命之乐,传达出中国文人清高、自适的人格气质,并昭示了古代文人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哲学思想。

本文全文原题转载自《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8月第4卷第4期,作者程荣。

作者程荣:女,(1970-),安徽肥西人,硕士,武夷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盛唐茶诗较少,大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等,皆有咏茶或咏及茶的诗,但都只有寥寥数首。盛唐以前的饮茶,既没有形成文人群体性阶层性的普遍风尚,也没有自觉地与文学艺术活动发生密切的关系。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挣扎于政治纠纷中的士大夫在失望之余,转而寻求精神慰藉的最佳方式,文人由追求外在的事功转向对内心世界的自我品味,精神由昂扬、外扩转向淡泊、内敛,诗境由开朗壮阔转向囿于身边琐事的仄狭,审美风尚由表现浓郁的感情与壮大的气势转向追求平淡自然、意蕴深远,而出于深山幽谷的茶,其性淡、洁、清、雅,正适应了这种时代精神和风尚的转变。尤其是“茶圣”陆羽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为茶文化的发展与普及做岀重大贡献,茶饮成为社会各阶层、各地区不可或缺的物质文化需求,成为文人一种对美的自觉追求的艺术方式。因此,伴随着文人、僧人和隐士茶事的繁盛,茶诗数量大大增加,据《全唐诗》、《全唐诗外编》统计,唐中后期113位诗人著茶诗391首。唐代诗人在对茶的吟咏中,一方面完成了茶自身的净化,另一方面也以茶为媒介完成了心灵的净化,塑造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闲情雅趣,从中体味出超凡脱俗的意义,并使茶由自然之物逐渐演化为中国文化中一种清高的道德象征,中国人特有的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与茶诗、茶文化的发展不无关联。可以说,唐代茶诗奠定了中国茶诗、茶文化基本的审美情趣,而随着时代精神的不同,茶诗的审美情趣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一、从自然俭约到精新细繁

唐人注重饮茶环境的清雅简朴,往往临江溪、对青山、竹下松间,与月为伴、与泉石为友,讲究品茗环境要有野趣,因此茶诗中自然意象较多,充满林泉逸兴:“乳窦溅溅通石脉,绿尘愁草春江色。涧花入井水味香,山月当人松影直。”(温庭筠《西陵道士茶歌》)[1]“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陆龟蒙《煮茶》)[2]“拂袖霜林下石棱,潺湲声断满溪冰。携茶腊月游金碧,合有文章病茂陵。”(杜牧《游池州林泉寺金碧洞》)[3]  即使在自家庭院或禅寺周围烹茶,也清幽雅静,深得野趣:“石屋晚烟生,松窗铁碾声。”(齐己《尝茶》)[2]

唐代茶诗追求一种返璞归真、健康自然的茶文化,注重饮茶时的精神享受,因此不屑于将琐事微物写入诗中。即便是表现个人生活小天地的茶诗,也简约有致,意境浪漫而开展,有浑然一体的兴象韵味。杜甫的《重过何氏五首》其一:“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阑斜点笔,枫叶坐题诗。”[4]  一片兴会胸臆语,闲适愉悦的心境、朴素的生活情景令人赏心悦目,侧重的是品茗情境的自然之趣,和对一种俭朴生活的欣赏和满足,不在意饮茶过程的细节,诗境高远,淡淡的茶香包蕴了大自然的情趣,简约的景致中所展开的空间、时间范围极广泛,表现了唐人生活空间和心灵空间的广阔性。

“安史之乱”后诗歌创作“气骨顿衰”,中晚唐人开始将兴趣转向日常生活的细小情事,文人品茗是追求精致的生活方式,往往对轻、巧、细、繁进行锤炼加工,品饮过程日益精细。他们把玩幽野潇洒的择薪方式,讲究意蕴无穷的取水之道:“粉细越笋芽,野煮寒溪滨。恐乖灵草性,觞事皆手亲。敲石取鲜火,撇泉避腥鳞。荧荧爨风铛,拾得堕巢薪。”(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2]“幽期山寺远,野饮石泉清。”(皇甫曾《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2]  陶醉于文雅隽永的煎饮过程:“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曲尘。”(《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2]“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白居易《山泉煎茶有怀》)[2]  歌咏飘逸深远的茶烟:“茶烟轻飏落花风。”(杜牧《题禅院》)[3]“瑟瑟香尘瑟瑟泉,惊风聚雨起炉烟。”(崔道融《谢朱常侍寄贶蜀茶剡纸二首》)[2]  爱赏精美雅致的茶瓯,品饮茶之清新香色:“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满瓯似乳勘把玩,况是春深酒渴人。”(《白居易《萧员外寄蜀新茶》)[2]“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沏下金沙水。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盏花徘徊。……木兰坠露香微似,瑶草临波色不如。”(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2]甚至连茶诗的形式也精新细繁,不仅律体诗成为主流,还出现了顾况的《茶赋》、元稹的“宝塔诗”——《茶》。这些细小的乐趣,虽平凡浅近,倒也自得其乐,所体现的心胸却狭小了,正是中唐后不断内敛的精神境界的反映。

二、从超尘脱俗到近俗乐俗

唐代茶诗反映了唐人强烈的隐逸情怀,茶是隐者的象征,是逃避外在世界纷扰、入世而不为世所累的孤高个性的体现。文人隐士以茶雅志,追求超尘脱俗的情怀,彰显清高的人格,使心灵得到净化、精神得以升华。

最早的茶诗当属李白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尝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白如鸦,倒悬清溪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5]  奇特的想象是盛唐自由浪漫精神的一种反映,茶与隐逸与学道成仙的幻想联在一起。中唐后,“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从人世的逃遁退避。”[6]  士人的浪漫精神日趋萎缩,隐逸之风盛行,并将隐逸从幻想中拉进现实生活,把性洁不可污的茶作为反观和解放自我精神的对照物。

他们或在茶诗中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归隐,即身心俱隐(如陆羽、皎然、灵一等)。茶是远离尘世、不染风尘的高士的象征:“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皇甫曾《送路鸿渐山人采茶回》)[2]  茶代表着一种清白高尚的生存状态:“啸竹引清吹,吟花成新篇。乃知高洁情,摆落区中缘。”(孟郊《题陆鸿渐上饶新开山舍》)[2]  茶诗中还洋溢着一种对自由人生的追求:“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岩下维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灵一《与元居士青山潭饮茶》)[2]  茶道中人高风绝俗,不能沾染半点富贵俗气:“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欲知花乳清泠味,须是眠云跤石人。”(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2]

他们又或以茶洗涤凡心俗念,在世俗或官场的牵扰中保持一份超越尘俗的孤高。“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原。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韦应物的《喜园中茶生》)[2]“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白居易《琴茶》)[2]  文人自觉将隐逸之趣移入世俗官宦生涯,表达的情趣是意念上的归隐,即“心隐”,文人从中最大限度地获得了物质上的享受,又保持了独立的心灵空间。

白居易的茶诗逐渐脱离了高洁的人格追求,表现出近俗乐俗甚至庸俗的趋向。他不求高蹈绝俗,但求平安适意,表达的是对生活的满足之情,而且是很节制很温柔的满足。“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居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食后》)[2]“暖床斜卧日曛腰,一觉闲眠百病销。尽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闲眠》)[2]  表现的是家常环境中的物质享受,流露出一股脉脉的人间温情,也是一种对自身遭遇无能为力而聊以自慰的心态。在诗酒茶的流连中,诗人似乎忘怀了荣辱进退,虽旷达却没有更高的人生追求,不免显得庸俗。这是他进退自如的处世哲学的反映,更是知足保和的生活态度的反映,消解了茶作为隐士的孤高绝俗,而演变为世俗化的雅士形象。

到了晚唐,由于社会动乱,文人几乎丧失了对社会的信心,皮日休、陆龟蒙互相唱和的茶诗进一步世俗化,甚至带有潇洒游戏的成分。如《茶具十咏》,夸巧斗糜,诗人留意于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视野局促,表达的都是闲散隐逸、自得其乐的情调,突出了避世心态与淡泊情思,没有了开阔的胸襟,没有了清高人格的追求,缺乏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对自然美的深刻感悟,境界不免不高,给人空虚无聊之感。

三、从宁静淡泊到文化品闲

唐茶诗努力营构山、水、茶所构成的空灵淡远境界,韵律和谐,流溢着一种恬淡若水的宁静和高雅脱俗的情思,使人产生种种联想并追求自省,颇得茶中真趣和人生真谛:“何山尝春茗,何处弄春泉?莫是沧浪子,悠悠一钓船。”(皎然《访陆处士羽》)[2]  清幽的环境与冷静、淡泊的心境融为一体,意远语疏。“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钱起《与赵莒茶宴》)[2]  疏落的景致勾勒出淡淡的诗境,流露出诗人岀入山林泉流间恬淡闲适的心境。“生拍芳丛鹰嘴芽,老郎封寄谪仙家。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满碗花。”(刘禹锡《尝茶》)[2]  一切多余的不必要的东西都像渣滓一样被过滤掉,只剩一片澄明宁静的心境。“仙翁白扇霜鸟翎,拂坛夜读《黄庭经》。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温庭筠《西陵道士茶歌》)[1]  诗人注重生命个体的愉悦和超脱,饮茶与山水林泉、与道家的修炼导引在空寂中高度契合,产生刹那间从短暂通向永恒、从有限通向无限的奇妙而愉悦的感受,从而达到宁静致远的效果。诗人澄心静虑,在茶诗中倾注了对生命特有的关注、理解和热爱,并注重对自由思想和浪漫情绪的培养和把握,从而心旷神怡,达到内心淡定、充盈、“足乎己无待于外”(韩愈《原道》)[7]  的审美境界,即回归自然、参天地造化,尊重自我、实现自我,与天地精神往来,把自我提升到“与天地合其德”[8]  的一种审美境界。

如果说这种情思只是文人追求个体生命意义和自我与自然的联系,品味的是心境的宁静淡泊,那么随着时代风尚、人生态度的转变和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中晚唐茶诗逐渐形成文人群体性阶层性的普遍风尚,并自觉地与文学艺术活动发生密切关系,品茗情趣一步步文人化,而讲究艺境的营造。茶成为文人雅致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成为一种导向内在和谐、自适的媒介,成为一种文化品闲的标志,诗中人文意象增多。可独自品闲:“冷咏霜毛句,闲烹雪水茶。”(白居易《吟元郎中白须诗,兼饮雪水茶,因题壁上》)[2]  可以茶会友:“春风小榼三升酒,寒食深炉一碗茶。”(白居易《自题新昌居止因招杨郎中小饮》)[2] 可参加盛大的茶宴风流高会:“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晓景屡裴回。”(皎然《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2]  也可辟茶园、置草堂隐居:“架岩结茅宇,斲壑开茶园。”(白居易《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2]为了体现个人修养和社会地位,茶逐渐与各种文学艺术结合。诗人发现茶可助文思、起诗兴:“味击诗魔乱,香搜睡思轻。”(齐己《尝茶》)[2]  一边饮茶,一边赏花、吟诗,甚至听琴、弈棋、观书画、赏歌舞:“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白居易《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因寄此诗》)[2]“在席挥毫像七贤。”(刘真《七老会诗•咏茶》)[2]  形成一个以茶为中心多元化的艺术情境。文人雅士在丰富多彩、风流高雅的文化生活中优游品闲,自足自适,既追求茶之味,又追求茶之韵,旨在艺术地享受人生,更多怡情、消闲、娱乐的倾向。

四、从以茶悟道到茶禅一味

当初盛唐一切外向的追求似乎都落空,所有的身外之事都难以常保,中唐文人发现真正该做的就是不断完善自己,使内心充盈富足。他们从茶中发掘出“人生”、“人品”范畴以及整体的生活哲学,为人们提供一个新的人生价值空间。文人隐士在山水茶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生命的乐趣,在茶诗中寄托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伟然屹立的人格,也在茶中、在生生不已的大自然中,体悟人生之“道”、天地之“道”。诗人将饮茶与处世哲学相结合,并上升至哲理高度,在品茗时静观人生,摒除机心,超越红尘,获得一种内在的圆满和自足,形成所谓茶道。

最早的茶道精神是陆羽创立的。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就对饮茶者提岀品德要求:“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9]《茶经》不仅阐发了饮茶的养生功用,而且明确地将它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从此之后,中国人喝茶,再也不是只从解渴、提神、保健的角度出发,而是上升到品茗艺术的高度,将品茶作为净化心灵、沐浴灵魂的生活艺术。”[10]  陆羽留下的茶诗很少,却首次将茶与人生紧密相连:“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惟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陆羽《歌》)[2]  表达自己不慕权贵、淡泊名利,立志从事茶学研究,树立茶道精神。

与陆羽一起谈经论道、品茗赋诗的皎然等人则进一步发展、提升了陆羽对茶所赋予的精神文化内涵。他的《饮茶歌谐崔石使君》首次提到“茶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2]“涤昏”、“清神”,是修道的门径,即在纷繁的世界中保持一份清醒和超越。所谓“全尔真”之茶道,是将饮茶与顿悟大觉联系起来,由味茶性延伸到味人生,将茶与人的自然天性相联系,在茶饮中追求一种“全性保真”之“道”。其中既有儒家“道不行,乘浮椁于海”[11]  的旷达散朗,又有道家不拘形迹、自由活泼的精神,更有禅宗清心虚灵、洒脱无执之觉悟。“中国茶道追求道之真、追求情之真、追求性之真,在品茗和茶事过程中,做到放松自己,在无我的境界中去放飞自己的心灵,放飞自己的天性,达到“全性葆真”的境地。”[12]  品茶从疗疾健身、解渴提神的自然物质功能,在陆羽、皎然等人的提倡下,走向社会精神功能,并上升到哲学高度,成为为人处世之道。

此后爱茶的人一直保持着这种可贵的体道精神。卢仝的七碗茶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在咏茶诗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2]  与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样,都流露着一股悒郁不平的率真之气,一种坦荡正直的人格独立精神,一种对险恶、虚伪社会的摒弃,表现出求道之人历经坎坷后可贵的超越红尘、心游物外的旷达情怀。更可贵的是,七碗茶诗没有忘怀民间疾苦,有一份儒家仁民爱物的宽厚胸怀:“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巔崖受苦辛!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2]

诗人在诗、茶、禅的品味中,逐渐发现诗茶一味、茶禅一味。茶味的清苦,类似禅境的空寂、诗境的清空:“入户道心生,茶间踏叶行。……诗言与禅味,语默此皆清。”(喻凫《冬日题无可上人院》)[2]“药销日晏三匙饭,酒渴春深一碗茶。每夜坐禅观水月,有时行醉玩风花。”(白居易《早服云母散》)[2]  茶禅一味不过是珍惜当下一杯茶、一片风月。“茶爽添诗句,天清莹道心。只留鹤一枝,此外是空林。”(司空图《即事》)[2]  心灵在清空中才能获得真正的人生智慧,保持莹洁的道心。“觥船一棹百分空,十岁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杜牧《题禅院》)[3]  袅袅茶烟与怡然平静的内情在几许禅意中泯合无间,在寂静的情绪中得到一种超脱乃至崇高的意味。

茶和自然山水一样,以自觉的审美对象进入他们的视野,成为体道、悟道的媒介,成为沟通自然与心灵的契机:“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13]  无论是以茶悟道,还是以茶参禅,都旨在忘却世间烦恼,体悟人生之道,追求生命内在的圆满,这是茶道中人应有的情怀。

茶作为物质和精神载体,对古代文人的生活情趣、生活艺术、哲学思想以及民族精神的塑造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人重的是饮茶过程中最自然的东西,最洋溢着生活之美,最体现生命之乐的东西。”[14]  人在茶与自然的妙契中快乐自足,得鱼忘筌,体现的是中国人独有的“乐生”精神,“这既是一种完整的哲学境界,又是一种健康的民族精神。”[14]  茶文化从唐代开始成为中国人一种独特的生活艺术,茶文化特有的审美情趣酝酿于唐,完善、成熟于宋。宋代茶诗基本上沿袭并整合了唐代茶诗的审美情趣,既脱俗又入俗;既有清高超旷的人格追求,又有脉脉的人间温情;既追求深远、空灵的诗境,更注重雅静、闲适、淡泊诗境的营造,并进一步文人化。其后,中国茶诗再也没有超越唐宋的藩篱。可以说,唐代茶诗奠定了中国茶文化基本的生命情调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中国人独特的生活之美、生命之乐,传达岀中国人自足自适的人格气质,并昭示了中国文人共同的价值取向:无论外在环境能否成就事功,都要努力持守生命内在的圆满、自足与自适。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闲情,是中国人特有的生命关怀和审美情趣。中国文人通过包括茶饮在内的种种艺术形式,陶冶情操,以达到人格的完善,并由此造就群体中的一种协调,以期达到社会的完美与和谐。

参考文献:

[1](清)曾益,温飞卿诗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清)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 陈允吉,樊川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清)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清)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 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7] 钱仲联、马茂元,韩愈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8] 刘大钧,周易集解[M],成都:巴蜀书社,2004。

[9](唐)陆羽,茶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10] 尹邦志、杨俊,茶道“四谛”略议[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5(3):12-16。

[1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 温孟孚、关剑平,道教文化与唐代茶诗[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7,7(4):86-91。

[13] 王先谦,诸子集成•庄子集解[M],上海:上海书店,1986。

[14] 旭烽,大象无形——我看中国人品茶[M]//余悦,茶理玄思,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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