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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历史上的“茶马时代”

从唐代开始到清末民初经历了茶和马交换贸易的千年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之为“茶马时代”。它在民族贸易的长河中具有显著的历史特征和重要的历史地位。

本文全文原题转载自《宜宾学院学报》2008年第11期,作者马冠朝(宜宾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系)。

茶马时代”概念界说

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茶马时代”?

茶马贸易是我国历史上以中原地区的茶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马物物交换的贸易活动和形式。茶马贸易延续了千余年,成为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往交流和政治联系的重要形式,在古代民族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随着历代封建政府对其的高度重视,逐渐稳定成茶和马的贸易形式,以茶易马或以马易茶的贸易关系和贸易历程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茶马时代”。

茶马时代并不是严肃的历史概念,把这千余年的贸易状态高度凝练进而提升,用茶马时代表达这一状态又未尝不可。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汉代“盐铁官营”的实践给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某些商品,比如茶叶经济价值的开发进而在国家实体、民族关系中地位的凸显开创了先例。“盐铁官营”政策的实施成就了封建历史上的“盐铁时代”,茶和马的民族贸易成就了历史上的茶马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从唐代开始到清末民初开创和发展了茶和马贸易的千年时期。这千余年中,唐、宋、元、明、清、清末民初各个时期内地与西南、西北边疆的茶马贸易延绵不绝,因而,从历史宏观的角度来考察民族贸易的历程,将其称为茶马时代客观上表达了民族贸易的历史特征。

茶马时代不是单一地存在于民族贸易发展的长河之中。在其形成、发展、直至衰落过程之中普遍表现出两种客观的存在形式。历史上中原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本身的互通有无、你来我往的茶和马的民族贸易是民营茶马贸易,与之相对的则是官营茶马贸易。自唐代将茶叶同盐铁一样列为专卖品后,茶在封建政权政治羁縻、经济隔离、民族关系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封建时代,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当中原王朝看到茶在少数民族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后,将茶马贸易控制在官方手中,进行官方垄断经营,形成官营茶马贸易。在茶马时代中,民营茶马贸易处于隐形发展状态,官营茶马贸易兴起较晚,自宋开始,成为茶马贸易的显性发展状态。两种贸易形式并行发展,演进于茶马时代之中。历史发展到清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贸易废止,民国初年,曾一度活跃的民营茶马贸易消失于民族贸易的画面之中。

茶马时代的历史特征

1、茶马时代中处于显性发展的官营茶马贸易体现了历代中原王朝“多事四夷”、“以茶治边”的思想

从茶马时代发生、发展的千年时期来看,体现了历代封建王朝“以茶治边”的思想。在唐与回纥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因回纥曾经助唐平叛有功,唐与其的民族贸易往往有赏赐怀柔之意。也往往因回纥侍功大量索要,唐与回纥的民族贸易“所负马值一百八十万”。[1]

两宋的周边环境民族政权林立、纷繁复杂。北宋初期,宋与辽(契丹)、夏(党项)、高昌、龟兹和吐蕃各部政权并存,北宋渡江成南宋,南宋与金(女真)政权对峙。宋时,“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日暮不可暂缺”,这就给宋带来了处理与周边民族政权关系的契机。宋的茶叶经济并没有因汉族传统统治区域的缩减而逊色于唐。在唐代茶叶经济已经蔚然成风的基础上,生产区域又不断扩大,产茶州县97个府州军、277个县,其中川陕产茶州军有24个[2]。对于北宋年茶叶产量的估计也不低于5300万斤,南宋时4700万斤左右[3],有的甚至认为北宋达到了7169万斤[4]。无论哪个统计数据更接近于宋代茶叶产量的实际数量,都能说明宋代茶叶经济的发达。而辽、夏、吐蕃、龟兹、金皆在髙寒地区生活,尤其是吐蕃诸部落,这些民族地区仍然不产茶叶而一贯出产良马,宋政府为获得源源不断的战马,保持与这些民族政权相互对峙甚至是军事进攻的需要就展开了建立在发达的茶叶经济基础之上的茶马贸易。吐蕃政权在诸多民族政权中与宋的关系较为特殊,因而以茶博马政策多用于宋与吐蕃之间,从而利用吐蕃而制衡于夏,达到以夷制夷。通过茶马贸易,获得源源不断的战马而充实边防无不是这一思想的相似体现。

明朝建立以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巩固边疆地区的稳定。明初与故元蒙古势力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但却不能彻底摧毁其势力。在明政权的西北主要生活着藏族及其它民族,即明朝所谓的“西番”。明朝遂制定了“以茶奴番”的民族政策,其利用藏族“视茶如命”的特点,运用国家权力垄断茶马贸易,使其获得茶叶只能通过官方控制的渠道,并且从其手中获得源源不断的优良战马。另一方面继续以武力打击蒙古势力,不与其进行茶马贸易,从而控制了茶通过蒙古进入番族的通道,进而割断了蒙古与番族在经济上进而在军事力量上可能存在的联系,最终达到明王朝在与蒙古、西番民族关系当中的主动与驾驭地位。正如弘治时督理陕西马政左副督御使杨一清言:“以是羁糜之,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独得之者也。”[5]  因此,明代的茶马贸易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深刻反映着西北复杂的社会状况和民族关系。

2、茶马时代体现了农耕与游牧经济极强的互补性、依赖性,茶马贸易加强了农耕与游牧少数民族间的联系

唐代的吐蕃、回纥,两宋的契丹、党项、女真,明代的“西番”,清代的藏族、蒙古族都在不同时期先后活跃在游牧地带,而始终不变的是唐、宋、元、明、清各朝汉族经常性地居住于中原的农耕地带。自茶马时代以来,基本上在农耕与游牧接触带上展开了茶和马的贸易关系。茶马贸易的产生,就成为农耕与游牧民族联系的桥梁、纽带。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基于少数民族居住的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我国北部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并不产茶,但自茶的功用被开发并且传播开来以后,茶又是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平露堂本《王氏家藏集》:“蜀中有至细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轻视滞者,茶是也。五穀饔飱,非不类也,食牛乳酪者则不以为急;布帛帷帐,非不廲也,御穹廬氈裘者则不以为重。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清;青稞之熟,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不论是所谓“夷人”对茶的认识,还是基于汉民族就少数民族对茶的依赖性的认识,茶已经成为联系农耕与游牧民族纽带的一端。

但是居于草原型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却盛产良马。“夷人”之地所产马匹耐寒、善奔跑,在冷兵器时代,马凸显了其在战略战术上的作用和作为战斗武器的特殊之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特别重视马,而历代也将马政作为国家军事中的大事。北宋之初,太祖即说“国马之政,历五代寝废”[6],表现出了对马的渴求和对马政废弛的深深忧虑。因为在政权关系当中,北宋与夏、辽战火连年,军费开支浩大,战马来源贫乏。明政权对战马的渴求同样不减于两宋,弘治年间大臣杨一清认为“惟国之大事,莫急于兵;兵之大要,莫先于马。陕酉、延宁、甘肃,皆边防重镇,却因边疆告警,战马缺乏”。[7]  可见,在封建时代,马匹对于国防军队建设无可替代,国家政权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武装了战马的军队来保卫。但是由于中原内地不适产马,不论是唐与吐蕃的对峙,宋与吐蕃、西夏、辽的对峙,南宋与金、明与蒙古的对峙,其势不同而情同,因而中原农耕地区对战马的渴求又成为茶马贸易的桥梁与纽带的另一端。

由此,不同经济生产方式下各个民族最深层次而又最基本的是经济联系。茶和马简单的交换关系也因此形成了延绵不绝、跨越千年的茶马贸易。不难看出,茶马贸易首先是一种经济关系,但在农耕与游牧民族交往史上更多又表现为一种民族关系。农耕与游牧在相互碰撞、相互接触的过程中,以茶和马为纽带形成的民族贸易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本质的良性发展增添了鲜活的内容。这个本质就是:“各民族间还会相互吸收、相互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8]

3、茶马时代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独特的茶马古道文明,茶马古道成为加强民族团结、传承民族开拓精神的载体

“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在以茶马贸易为主要内容的茶马时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汉蕃民族的商人“在西北、西南边疆,用自己的双脚,踏岀了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9]  所谓茶马古道就是历史上中原内地与西南、西北进行民族资易茶马贸易形成的贸易商道,它既是内地与边疆进行交流的古代交通线路,也是内地农耕经济与边疆游牧业经济进行交换的贸易通道。

茶马古道主要线路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100多公里;另一条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工江布达、拉萨,然后再经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800多公里。在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将滇、藏、川‘大三角’地区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历史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文明古道。”[10]

茶马古道不仅成为内地与边疆经济往来的动脉网络,更是汉藏民族精诚团结、富有开拓精神的载体。通过这些密密匝匝的交通网络,中原内地把以茶叶为主要商品,其它的比如布匹、绢、丝绸等运送到广大藏蕃地区,物资的交流必然带动文化的传播,中原的农耕文化、儒家文化传播到藏蕃地区;藏蕃地区以马匹为主要商品,其它的比如畜产皮革、药材、珠宝、羊毛运送到中原内地,同时也将藏蕃民族的宗教、艺术文化传播到中原地区,汉藏民族共同把历史上从事农业与游牧业以茶易马或以马易茶为主的民族贸易内涵丰富化了。这个民族贸易的内涵就是最基本的经济的互通有无,而其外延随着茶马古道的延伸更为宽广和富有特征——汉藏民族的团结和民族文化的交融。

以茶马古道为交流载体的汉藏民族具有积极的开拓精神。一条条载着货物与希望的马帮之路表现了汉藏人民的坚韧、勤劳,共同为开发祖国的边疆、丰富多民族的文化、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交融而奋勇拼搏。

茶马时代的重要地位

1、对稳定和巩固我国的西南边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唐开元十九年,与吐蕃赤岭互市,这在茶马贸易史上,开启了汉藏民族交流的先河。继之两宋,有与辽(契丹)、西夏(党项)、金(女真)、吐蕃(藏)的茶马贸易,但宋与吐蕃的政治关系是官营茶马贸易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10]。可见,宋与吐蕃的茶马贸易在宋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及至明,在对蒙古势力进行武力征伐的同时,明政府对藏区各部落,即所谓的“西番”实行招抚政策。明代的“西番”包括今青海、西藏以及甘、青、川交界的广大地区。在明代,根据政府对藏族地区社会控制力量的不同将“西番”区分为“生番”和“熟番”。政府与“西番”的茶马贸易——即汉藏之间的民族贸易,就发生在这广大的范围内。政府“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11]。迨至清,虽然官营茶马贸易因时事的不同到雍正年间废止,但在此期间进行贸易的仍是汉藏民族,“四方商贾辐辕,为川茶夷货交易之所”[12]。“夷”即当时青海、西藏,特别是甘、青、川交界的藏族地区。即使在清末民初时期,汉藏民族之间民营茶马贸易仍然活跃在祖国的西北边疆上。“西宁为西藏、青海入内地之门户,……清初,清政府在西宁等地设茶马司,使西宁在当时成为西藏与内地贸易的最繁华的城市。从雍正年间起,随着四川茶叶产量的增加,以茶叶为主要商品的汉藏贸易直线上升,打箭炉和松潘逐渐成汉藏贸易的最大中心和集散地”[13]。在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时期,汉藏间的民营茶马贸易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御辱团结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时期汉藏民族共同抵制英帝国企图在中国倾销藏族人民不喜欢的印茶而达到渐次分离祖国领土西藏的阴谋。“汉藏茶马贸易(不论是官营,还是民营茶马贸易)是藏族和以汉族为主的中央王朝政治经济联系加强的产物,因而它必然成为加强汉藏民族团结,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的经济基础。”[14]

2、在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

茶马时代总的历史时期超过千年,在其发生的历史过程中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如唐朝、元朝、清朝,也有政权分离的各民族政权,如五代十国、两宋与吐蕃、辽、金、西夏,明朝这个历史过程与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同步,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

通过茶马贸易的经济联系,密切了各个少数民族及其民族政权与中原汉族及其政权之间的关系。唐时吐蕃政权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青藏高原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汉藏间播下了民族贸易的种子后,这种联系因为经济关系而从未中断。北宋时期,采取联络角厮啰以拒西夏的策略,羁縻怀柔吐蕃诸部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茶马贸易获取番马加强战备。宋辽经过几番较量,终因势均力敌而签订澶渊之盟。此次会盟结束了政治军事的紧张对抗,给双方的经济关系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宋时的西夏,同样对中原的经济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庆历四年,宋夏结束了十年的对抗关系,重开了榷场贸易。南宋时,宋、金经过绍兴议和结束军事对抗,经济交流自然成为双方关系的主要方面。宋与金沿淮水到秦州交界线上各置榷场,重开民族贸易。明朝在“熟番”所居之地建立军事卫所,流官与土官并设,形成“土司制度”,更主要的是以经济手段,即官营茶马贸易达到政治目的,隔断“西番”与蒙古势力的联系,使其成为故元蒙古势力的“藩篱”,因而,密切了明政府与“西番”的政治、经济关系。

茶马贸易的开展加强了民族团结与民族融合,茶马时代的历史进程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同步。中原农耕民族与边疆游牧民族的和、战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现象,这种现象背后的实质就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必然的经济联系,其中延续千年的茶马贸易成为两种耕作方式下汉蕃民族的共同选择。千年的茶马贸易实际上是已被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扩大和丰富了的民族贸易。茶马时代不仅仅是茶和马的交换,不仅仅是推动畜牧业和茶叶的发展,它更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诸如牛、羊、皮革、药材、珠宝和其它土特产大量输入汉族地区,汉族地区的布、绢、丝绸、盐以及其它手工业和农产品大量输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因此,扩大化、丰富化了的茶马贸易就必然会加强汉蕃民族的交流和团结,推动民族融合的进程。宋、吐蕃互借茶马贸易加强了联系,从而共同抵御西夏的进攻。再如,西夏与宋议和之前,连年混战,断绝了经济上的往来,激起了得不到茶叶的西夏老百姓的不满,当时有歌谣唱道“食无茶,衣帛贵”[15],最终迫使统治阶级重开榷场贸易,这深刻表明茶马贸易对宋代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各民族融合、多民族国家统一与巩固的重要性。

3、茶马时代延续千年,在封建时代足为民族贸易的奇迹

唐代是民营茶马贸易的发端时期,从唐人封演的记载落下笔墨,民营茶马贸易历唐、五代、两宋、元、明、清、民国。虽然民营茶马贸易经常在农耕与游牧民族间的日常生活中进行,且官营茶马贸易产生后其一度处于地下走私状态,但民营茶马贸易才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贸易的常态。官营茶马贸易自宋带确立后,历宋、明、清,在制度上将其规范化、制度化,尤其是到明代因颁行“金牌信服制”使其达到国家控制茶马贸易的极限。茶马贸易长期处于国家制度的控制之下,封建国家以行政手段加强了农牧民族的联系。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如果说与茶马时代有可比性的盐铁是表达了封建时代的历史特征,那么茶马时代堪称中国封建历史上民族贸易的奇迹。从时间上来讲,具有历史发展过程连续和绵延性。茶马贸易从唐代开始,历五代、两宋、元、明、清及清末民初,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连续过程。其间,民营茶马贸易和官营茶马贸易并行发展,在封建政府以制度强化茶马贸易时,官营茶马贸易处于显性发展状态,而民营茶马贸易则处于隐形发展状态。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官营茶马贸易得到官方大力扶持和发展的时候,民营茶马贸易也仍然未被禁绝。官营茶马贸易和民营茶马贸易一明一暗,但民营茶马贸易才是中原与边疆、农耕与游牧民族经济生活中贸易交换的常态形式,这一形式经历千余年,历经沧桑,连续发展且绵延不绝。从空间上来讲,具有贸易区域的稳定性。茶马贸易肇始于汉藏间的民族贸易,从历史发展的过程考察看,历来都是中原内地与我国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进行着的贸易交换。在区域空间上,虽然个别时期有所变化,但基本上贸易的区域稳固在甘、青、川、藏的交界地带。这一地带成为茶马民族贸易的集散地和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大舞台。茶马贸易千年史中,这种区域空间的稳固性反映出了农耕与游牧之间必然的经济联系和民族交往、团结的历史动因。

总之,不论是民营茶马贸易还是官营茶马贸易,始终发生在农牧民族之间,而且“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商人在西北、西南的边疆,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的茶马古道”[16]。这条古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亲和力。

参考文献:

[1] 《新唐书:回纥(上)》[M],卷二百十七。

[2] 朱重圣:《宋史研究集:15集》[C],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

[3] 贾大全:《宋代四川同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J],西藏研究,1982(1):50-60、116。

[4] 孙洪升:《唐宋茶叶经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81。

[5] 乔世宁:《丘遇意见》[M],百陵学山本,第7页。

[6] 《宋史:兵十二•马政》[M],卷一百九十八。

[7] 杨一清:《杨一清集•茶马类》[M],北京:中华书局,2001:97。

[8] 翁独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与学术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4):44-45。

[9] 丁运苍:《茶马古道探源》[N],光明日报,2OO4-ll-19(B1)。

[10] 王晓燕:《官营茶马贸易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64。

[11] 《明史:食货志•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47。

[12] (清)王世睿:《进藏纪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3] 杨作山:《清末民初的青藏及其历史地位》[J],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54-57。

[14] [韩国]朴文焕:《清代茶马贸易衰落及其原因探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45-48+4。

[1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 丁运苍:《茶马古道探源》[N],光明日报,2004-11-19(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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