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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普洱茶文化情结

由于茶文物研究和普洱茶文化研究贡献,黄桂枢个人生平事迹入载《中华当代茶界茶人辞典》、《世界名人录》等多种辞书中。

——饮茶茶文物考证到茶文化研究

本文全文原文转载自《农业考古》2011年第5期,作者(云南省普洱市文物管理所)黄桂枢

我这一生,既不抽烟爱饮茶,无心恋酒捕鱼虾,嗜书得食充饥肚,爱笔耕耘种苦瓜,与茶结下了长久之缘。少年时期,我在家中喝过普洱茶,但只知道止渴解腻;1951年秋参加工作时,我由墨江家乡沿普洱茶马古道步行五天到普洱,次年调到思茅,半年后又沿茶马古道步行从思茅到普洱到墨江,乘坐煤炭汽车、马车、尖头客车到昆明学校学习,毕业后又返到墨江,再步行走茶马古道到专区所在地普洱,这是六十年前的1951-1953年的事了。后来我搞文化宣传工作,下乡到过茶乡景谷黄草坝困庄,看见过山区民间妇女揉茶,对所饮之茶有了一点感性认识;青年时期,我曾居住在一个生产传统普洱茶的景谷县茶厂旁边,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茶厂生产车间,无数次看到过人工压制紧茶、沱茶、砖茶的情景,对普洱茶制作有了进一步了解;中年时期,我当“农业学大寨”农村工作队员时,就在景谷县彝族茶乡勐麻小海驻扎一年,与农民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上茶山同采茶,写过一些茶乡报道文章,留下过美好的茶乡印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因写作和爱好,曾在同好陪同下,下乡考察过景谷纪家村清末民初茶人纪襄廷的墓碑,上山调查采访过小景谷苦竹山古茶树及主人,作了笔录。1984年,我调到思茅地区文化局筹建地区文物管理所,与茶文化接触更多了。

在思茅地区(2007年改普洱市)这普洱茶乡的一些古代茶文化实物遗存中,有古茶树、茶贡品、茶马古道、茶碑刻、茶叶公文、茶包装单、茶具等属文物范畴,因有文物研究价值,而成了我文物考古工作的研究对象,我从茶文物研究入手,进而研究了内涵和外延更宽广的茶文化。可以说,普洱茶文化与思普区文物考古方面工作是密切相关的,普洱茶文化是古今思普区文物考古方面的重要学科、交叉学科。尽管茶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但普洱茶文化却包含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要研究它是离不开文物考古历史研究社会科学的。

由于我的本职工作就是文物考古又与茶文化之间关系密切,加上我往日的调查采访所得,我对茶文化作了由浅至深的研究,1991年12月我写出论文《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第一个提出了“普洱茶文化”这一概念,这篇一万多字的论文被发表在中国《农业考古》1992年第二期上,当时本省和思茅无反响,却唤醒了港台日韩东南亚,香港《中国茶文化》、台湾《紫玉金砂》杂志全文转载了我这篇论文,我心中有了底后,1992年6月便向当时的思茅地委书记李师程同志建议,在举办普洱茶叶节的同时,举办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茶文化搭台、茶科研开道、茶经济唱戏、提高茶身价,促进思茅经济社会发展,我的建议受到重视并被釆纳,一年后的1993年4月,思茅地区举办了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和首届中国普洱茶叶节,4月4日两研讨会开幕至11日,4月9日茶叶节开幕至11日闭幕。在思茅地委领导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信任支持下,我被任命为大会组委会委员、执行秘书、大会秘书长,我利用侨眷和学者的身份在海内外各方人士支持下在组委会工作,邀请来了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181位专家学者赴会,通过研讨、交流、考察,这次国际研讨会解决了争论一个多世纪的大问题,即世界茶树原产地不是在印度,而是在中国、在云南,本人在会上发言交流了论文《论云南澜沧邦歲古茶树的发现考察论证及其文物价值与世界茶树原产地问题》,得到与会者的支持和海内外新闻媒体的报道,论文后被邮电部门拿去为国家邮电部1997年4月发行《茶》邮票第一枚《茶树》奠定了基础。1993年10月,因我文物考古和茶文化研究方面的贡献,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待遇享受至今。因我是侨眷,1994年6月,荣获全国侨联侨眷先进个人暨“爱国奉献奖”。

1997年2月和2001年4月的第二、三届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当任副秘书长之职,尽力完成了交给的任务。自1993年至2003年的十年间,我执笔主编出版了《中国普洱茶诗词楹联集》、《中国普洱茶文化研究》、《中国普洱茶文化新探》等书三部,公开出版了个人学术专著《思茅文物考古历史研究》(内有“茶文化论篇”12篇)、《普洱茶文化》(台湾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二十二章,16开本精装)、《普洱茶文化大观》(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先后印刷三次,11000册),2006年8月,这本书获第十四届中国西部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12月获普洱市第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普洱茶文化研究把我从思茅普洱推向云南、推向全国、推向世界。1992年我参与考察过澜沧邦崴古茶树,自1993年以来,我先后出席过国际茶文化学术会议十余次,1996年参与考察镇沅千家寨野生古茶树,应邀赴泰国出席第六届国际泰学研讨会,1998年秋,应邀赴美国洛杉矶出席“美国中华茶文化国际研讨会”,2003年3月,应邀赴台湾作“两岸普洱茶文化交流”10天,2005年9月应邀考察欧洲11国文化15天,随着普洱茶与茶文化的影响力,我于2007年秋,又访问埃及、南非10天,2008年秋,应邀访问美洲美国、安圭拉圣马丁、波多黎各、海地、加拿大五国25天,我都愉快地把普洱茶文化宣传介绍到了国内外。

是思茅地、市委、普洱市委、地区行署、普洱市政府各届领导的关心、重视、培养,是普洱、云南和全国、国际茶界专家学者、茶人、茶友们对我的支持,使我从一个文物考古工作者变成了一个普洱茶爱好者、普洱茶文化研究者,2005年4月,我被选为(云南)普洱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被评为首届“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获茶马奖,9月9日,本人肖像印入“首届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云南四杰”国家邮票(面值80分),公开发行。12月8日被云南省档案馆列入“档案名人”(M0041号)。先后被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聘任为学术委员、顾问,被中华茶人联谊会聘为名誉理事。在云南,我被聘为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顾问,云南省茶马古道研究会理事、云南普洱茶协会理事,任(云南)普洱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普洱市茶叶协会茶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普洱》杂志编委会副主任。由于茶文物研究和普洱茶文化研究贡献,个人生平事迹入载《中华当代茶界茶人辞典》、《世界名人录》等多种辞书中。2011年1月5日获得“振兴普洱人才奖”。18年前的1993年,我参与点燃了“普洱茶热”之火,普洱茶注入了茶文化灵魂,使之世界得益。

我多年来自题有一副《安乐养生联》聊以自慰。联曰:

“不抽烟,晨昏两服Q安片;稍饮酒,卯亥三喝普洱茶。”

每日早晚服两粒“阿Q安慰片”,用以自我安慰调理心态促偷快,“卯亥”是在天亮之后的“卯”时与晚“亥”时之间,喝三次普洱茶,这就是我安乐养生的普洱茶文化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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