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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香茗与茶文化

中国饮茶始于秦汉,起源于巴蜀,到唐宋时期,巴蜀茶叶的生产和销售达到极高的水平。巴蜀作为茶文化诞生地,对中华民族文化和世界茶文化作出了崇高贡献。

本文全文原题转载自《文史杂志》2016年第4期,作者张学君(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已有饮茶习俗;茶叶的生产与销售市场随之形成。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此说颇有见地。

唐宋时期,巴蜀茶叶已远销国内市场,成为日常消费品;由于生产与加工技艺的提高,巴蜀茶园培育出品质优良的诸多香茗,成为上层社会和各类茶客珍视的饮品。由于民族地区饮茶之风盛行,巴蜀茶叶通过“茶马贸易”大规模输往西北、西南民族地区,砖茶、马茶需求数量不断增加,供不应求;粗茶产量的不断增加,导致茶叶加工技艺开始落伍于东南地区。巴蜀茶叶生产、加工技艺、饮茶习俗所代表的茶文化,也就自然沉寂下来。

巴蜀茶业兴衰及其原因

1、巴蜀茶业源流

早在秦汉时期,巴蜀人已有饮茶习俗。西汉王褒在《僮约》里就记载了在西蜀一个寡妇扬惠家里烹茶的情景:“舍中有客,提壶行酤。烹茶尽具,已而盖躲。”家中来客人时,“酤酒”、“烹茶”款待。当时“烹茶”,是先将茶叶放入水壶中,煮开以后饮用。这是蜀人最早记述的饮茶细节。在这篇《僮约》里,主人还吩咐奴仆“牵犬贩鹅,武阳买茶”,说明当时的“武阳”(今彭山)已有茶市出现。《蜀都赋》记载成都风物说:“百华投春,隆隐芬芳,蔓茗荧郁,翠紫青黄。”[1]  阳春三月,蜀中遍种茗茶,品种繁多,说明蜀人对茶叶的需求颇盛。汉代“蜀西南人谓茶曰蔎”[2],又“名之苦荼”[3],将茶叶“煮作羹饮”[4]。如何制成“羹饮”?先将茶叶烘烤逐渐变红,捣成碎末,置于瓷器中,用开水浇注,再调以葱、姜、橘子,即成茶羹[5],又称茶粥[6]

西晋时,张载登成都白菟楼,曾写诗赞叹成都饮茶习俗:“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7]  所谓“六清”是指古人所用的水、浆、醴、醇、医、酏等六种饮料,就是《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膳夫》所说“饮用六清”。张载说“芳茶冠于六清”,表明早在西晋时,蜀人茶饮已居于“六清”之首。从诗中“播九区”的描述看,巴蜀饮茶习俗似已流传到南北各省。南朝齐武帝诏告天下,灵前祭品设茶等四种供品,不论贵贱,一概如此。可见茶已列入祭供礼品,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中。[8]

唐代开元(713~741)以后,佛教禅宗饮茶风气的兴起,促进了北方饮茶习俗的形成和中国“茶道”的兴盛。《茶经》、《封氏闻见记》、《膳夫经手录》关于饮茶发展和普及的观点基本一致:唐开元以前,饮茶习俗主要在南方地区,北方地区不多见。唐开元以后,禅教兴起,僧人饮茶打坐,士大夫争相效尤,“穷日竟夜”,“遂成风俗”。[9]  此风也向民间流传,于是茶道盛行,饮茶之风弥漫朝野,其影响及于西北民族地区。

晩唐以后,茶叶成为生活必需品。小民百姓也要维持粗茶淡饭的基本生活。“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10]  特别是建中(公元780~783)以后,举凡王公朝士、三教九流、士农工商,无不饮茶。不仅中原广大地区饮茶,而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饮茶。各地出现了茶铺,“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11]

茶叶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消费品,名优茶叶价值倍增。巴蜀茶叶产地争相为茶叶市场培育并提供名茶、优质茶叶。唐人品第为全国第一的“蒙顶石花”[12],“散花之最上”[13]  的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片甲、蝉翼,以及神泉小团、昌明兽目等,质地优良、名列前茅。巴蜀地区不仅每年要向皇室“贡新茶”[14],官员、文人也多青睐蜀中香茗。唐人记载:御史台常从蜀中采购上品茶叶,储藏在陶质器皿里,以防暑湿。需要饮用时,“御史躬亲缄启,故谓之‘茶瓶厅’”[15],其珍视如此。蜀茶得到上层人士的钟爱,其作为最佳礼品的地位便确定下来。

白居易曾吟诗谢友人寄赠蜀茶:“蜀茶寄来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16]  白居易为官京城长安,得到好友寄赠的蜀茶,惊喜不已。用渭河水煎出浓香的蜀茶,更觉奇珍。他反复把玩盛满陶器中像乳汁一样的香茶,无比满足;何况是在暮春时节,对一个酒醉之后需要解渴的人来说,更是如饮甘露。

诗人施肩吾在江南山中古刹游览,和尚以蜀茶待客,他则以诗酬谢:“越椀初盛蜀茗香,薄烟轻处搅来均。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17]  施肩吾所饮用的蜀茶,已不用烹制方式,而用“越椀”盛茶,雾气渐散时用器具搅动,使椀中茶水浓淡均匀,搅动器具应是茶椀的盖子,与后代“盖碗茶”无异。山僧问他对此茶的感受,他直感是如饮琼浆,但又怕说出来让人觉得过分。

2、两宋巴蜀茶业特色

宋承唐代饮茶之风,日益普及到民族地区。宋梅尧臣《南有嘉茗赋》云:“华夷蛮豹,固日饮而无厌,富贵贫贱,亦时啜无厌不宁。”茶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18]  茶成为家庭生活中“开门七件事”之一。但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饮茶习俗已经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时侯,蜀茶质量却明显下滑,落伍于后起的江南地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对宋代蜀茶与江南茶叶进行比较时说:

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芽,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然所产甚微,非江、建比也。[19]

为何宋代江南茶叶质量上升,而蜀地茶叶质量下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茶叶销售区域不同、消费对象不同所致。

五代到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地区成为经济、人文繁盛地带,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皇室贵族、官员缙绅、文人雅士云集,他们有品茶的雅趣,读书、会友离不开品茗,对嘉茗的需求量很大;即使与辽、金的岁贡、市易茶叶,也非粗恶之品。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序云:“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顾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福建建州(今福州)等产茶区气候温润,适合种植茶叶;加之距江浙销区不远,自然成为当时高档茶叶的主要供应基地,嘉茗的生产和加工必然随消费者的口味精益求精,也会随市场需求而不断培育岀新品。宋人梅尧臣在答谢雷太简赠送自制蒙顶茶诗中写到:

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比来唯建溪,团片敌汤饼。顾渚及阳羡,又复下越茗。近来江国人,鹰爪夸双井。凡今天下品,非此不览省。蜀荈久无味,声名漫驰骋。[20]

在梅尧臣诗中,坦言蒙顶茶的风光不再,茶味淡薄,无法与建溪“团片”、“越茗”等福建名茶相提并论。

建州茶叶生产享誉上层社会,必然随着消费需求而精益求精,以创新求发展。史籍记载了福建茶叶制作方法:“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21]  朝廷还在建州北苑制造皇帝饮用的北苑龙凤茶,工艺更为精良,其中小团龙凤茶每斤20饼,价值虽高至黄金2两,但无法购得。“每因南郊致斋,皇帝赐中书、枢密院各一饼,四人分储,以为奇玩,不敢自饮。”[22]

宋代蜀茶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蜀茶销区转移到西部民族地区,饮茶对象主要是高原、草地的游牧民族。蜀茶榷茶的时间虽晚于东南地区,但一直未弛禁,蜀茶成为宋王朝的军国之需,以生产粗茶为主,细茶产量较少;主要销往肉食乳饮的少数民族地区,自然产量高、质量不高。这方面,可以从蜀茶产量成倍増长看出。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吕陶奏报说,蜀茶岁约3000万斤。[23]  南宋时期,四川茶叶总产量大致接近北宋3000万斤的年产量。与宋朝所辖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等东南地区相比,北宋时期四川超过其产量(约2280万斤)的23%;南宋时期超过其产量(1781万斤)的40%。[24]  四川担负着榷茶和茶马贸易的双重任务,需要数量巨大的茶叶以满足宋王朝的军国之需,因此蜀茶产量高于东南地区。宋王朝通过榷茶得到的大批茶叶,用于交换西部民族地区的马匹。茶马贸易需要的茶叶数量很大、质量要求不高,粗茶多而细茶少,大都是老茶叶梗压制的砖茶、饼茶。这的确是宋代四川茶叶产量极高,质量却较东南低的主要原因。但是必须肯定,宋代蜀茶以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满足了特殊市场的巨大需求,为当时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和睦关系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巴蜀香茗产区与茶叶生产

1、香茗产区

自汉晋以来,巴蜀茶叶产地集中在川西南山区。蜀茶“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摘”[25]。广汉郡什邡县“山出好茶”,犍为郡“南安、武阳皆出名茶”[26]。川东涪陵郡“出茶”[27]。此外,涪陵郡以北的巴东郡产茶,“巴东别有真香茗,煎饮,令人不眠”[28]

唐代开元以后,巴蜀茶业出现快速发展,特别是在中唐以后,饮茶习俗在我国南北各地的普及,茶叶生产供不应求。巴蜀地区产地不断扩大,从川西到川东的长江上游地区,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泸州、眉州、汉州、渝州、涪州、开州、忠州、渠州,均为茶叶产地,并出产嘉茗。[29]

唐人记载,嘉州“园畦半种茶”[30]。简州土产有“茶”[31],茂州“玉垒关外宝唐山有茶树,产悬崖,笋长三寸、五寸,方有一叶、二叶”[32],被视为茶宝。涪州则“出三般茶:最上宾化,制于早春;其次白马;最下涪陵,收茶在四月,嫩则益人,粗则损人。真者用碧箸烟熏过,气味尤佳”[33]。渝州南平县“狼猱山茶黄黑色,渝人重之,十月采贡”[34]。开州也产茶,张籍《茶岭》诗说:“紫芽连白蕊,初向岭头生。自看家人摘,寻常触露行。”[35]夔州有“香山”[36],渠江有“薄片”[37],忠州南宾有四园:“一多陵,二多波,三波罗,四思龙;皆方饼,惟多陵为上。饭后饮之消食,空腹朔饮。多波次之,二园下”。[38]

宋代四川的茶叶生产,在唐和五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茶叶产区仍然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四周、长江流域和川北山区。其中以成都府路产茶地区最为集中。北宋华阳人范镇说:“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39]  这是产茶最多、也各自拥有品牌茶叶的地区,除利州的罗村而外,均在成都府路辖区之内。成都府路的川西平原四周是当时产茶的中心。南宋绍兴时,“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处茶场,岁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一千六百十七万系成都府路九州军,凡二十场”[40]。仅成都府路的茶叶产量就约占同时期南宋茶产量总数的2/5,[41]  可见宋代成都平原地区茶叶生产的发达。

2、茶叶生产

野生茶树为常绿乔木,属双子叶门离瓣花区二重花冠系金丝桃部山茶科。唐以前,巴蜀地区所出茶叶主要采自野生茶树,最初是砍倒茶树摘取茶叶,既损害了野生茶树资源,也不利于增加茶叶产量。后来采茶者不再砍树,直接攀援采摘。西汉时期,随着茶叶需求增加,野生茶树数量有限,不敷供应,巴蜀地区开始栽培茶树。人工种植的茶树,通过长期选育,形态发生变异:树干变矮,呈半乔木或灌木状。唐代人工种植的茶树迅速增加,唐人记述人们栽培蒙顶茶树的情况说:

始蜀茶得名蒙顶也。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视厚利,不数十年,遂斯安草市岁出茶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顔之徒。[42]

蒙顶茶是蜀茶的代表,因其享誉海内,价格昂贵,一捆丝绸难换一斤蒙顶茶。名茶高额利润的诱惑力激发了种茶人的求利冲动,于是他们开始大量种植茶叶。仅仅过了数十年,距雅州不远的遂斯安草市,每年蒙顶茶的交易额就达到千万斤。在蒙山种茶人的带动下,巴蜀地区种植茶叶蔚然成风。岑参在嘉州书斋中,凭眺到“园畦半种茶”的景致[43]。樊宗师在绵州吟诗说:“辍田植科亩,游圃歌芳丛”[44]。孟郊在蜀中所见是,“蜀山绕芳丛”[45]。这都可以证实当时种植茶树已成茶叶生产的主要途径。种茶实践中,人们总结出许多宝贵经验:“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46]。茶树需要良好的排水条件,“水浸根必死”[47]。茶树喜阴凉,不耐阳光直射,有人对此作了富含哲理的阐述:

植产之地,崖必阳、圃必阴。盖石之性寒,其叶抑以瘠,其味疏以薄,必资阳和以发之;土之性敷,其叶疏以暴,其味强以肆,必资阴荫以节之。阴阳相济,则茶之滋养得其宜。[48]

种茶土地方位也有考究。如果在山崖地区,应选择向阳地带种植,因为崖石性寒,茶树枝叶不易得到营养,必须多感受阳光照射,以弥补营养不足;如果在园圃种植茶叶,必须选择阴凉地带,因为园圃土地肥沃,茶叶营养过剩,茶味富足,不需要过多阳光,适宜减缓茶树的代谢活动。阴阳相济,是茶味适宜的要诀。

茶树最忌低矮潮湿、不易排水的土地,“大概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于两畔深开沟垄泄水,水浸根必死”[49]。因此,山区、深丘地带最宜种茶,其次是容易排水的平畴地带。巴蜀地区唐代茶叶种植情况,大致是“即山树茶”[50]。山区贫瘠土壤,原本不宜五谷,正好由茶树来弥补这个缺陷。南宋洪迈说:“蜀之茶园,不殖五谷,惟宜种茶”[51]。除少数依靠野生茶树为生的山民外,大多数茶园都以种植茶叶为业。例如:泸州,“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闻于秀麦”[52]。涪州宾化县民户“不务蚕桑,以茶、蜡供输”[53]。可见唐代茶叶生产与粮食作物生产一样,都是可以顶替田税的产业。茶农通常在自己的山林种茶,釆茶时节,需要雇人采茶,或初步加工,卖茶后取得收益。例如:彭州“九陇居人张守珪,家甚富,有茶园在阳平化仙居山内,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辈,男女佣工,杂之园内。”[54]  这家茶园佣包到百余人,很显然,应是一家规模很大的茶园。

唐代茶树的种植,采用直播法,“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斸,着粪和土,每坑种六、七十颗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则以米泔浇。”采用这种方法种茶,省功、成本低,适合大面积种植。缺点是茶树生长期长,需要3年才能成熟采茶。每亩种240棵茶树,每棵收茶8两,共计“收茶一百二十斤”[55]

宋代巴蜀地区茶叶产地、产量都有大幅增加。由于人口增多,许多深丘、高山地区不宜种植粮食作物,却适合茶树生长,农户开垦大量荒山野岭,专门种茶。宋人吕陶说:“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赋税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56]。他以九峰山茶农生活作诗云:“九峰之民多种茶,山山栉比千万家。朝脯伏腊皆仰此,累世凭恃为生涯。”[57]  种植面积大的茶园,年产达到三五万斤以上。吕陶记载,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十七日,堋口茶场一天就收茶6万斤,造成官府无钱继续购买,茶叶积压,最终酿成两天后园户五千余人进入卖茶场痛殴官吏的事件[58]。同年,永康军也“积压茶五十六万余斤在务”[59]。由此可见,蜀地年产数十、百万斤茶叶的茶园不少,每年巴蜀总产量超过东南地区也是很自然的。

采茶时令与茶叶加工技艺

1、采茶时令

采茶是茶叶生产的重要环节,据陆羽《茶经》记载,采茶主要是在春季“二、三、四月间”[60]。巴蜀地区气候差异大,在气温高的长江河谷,采茶时间多在春初,“收茶在四月”的涪陵茶被列为下等[61]。西部气温低,通常四月收茶,部分上品茶多于清明前后采摘如雅州的蒙山中顶茶是在“春分之先后,多构人力,俟雷之发声,并手采摘,三日而止”[62],“火前”(清明前)采摘的“有露芽、谷芽”,“火后”(清明后)采摘的质地稍差。又如“临邛数邑茶,有火前、火后、嫩绿黄等号”,绵州“龙安有骑火茶”[63],最上等,采茶时间更为奇特,恰在清明当日,故曰“骑火”。普通蜀茶采摘时间大多在四月底,“自谷雨已后,岁收数百万斤”;晚茶则在“十月采贡”,这又是极品,专供皇帝享用。蜀地也有初春采摘的早茶,如蜀州(今崇州)出产的片甲散茶就是“早春黄茶”[64]

采茶通常选择晴朗天气,优质茶叶多在日出前采摘,因为茶叶不能被雨水、汗迹污染。被污染的茶叶,“制造虽多,皆为常品矣”[65]。茶叶采摘后要立即加工,否则要发酵变质,“新茶连拳半未舒.自摘俄顷余”[66]。《大观茶论》说:“夫造茶,先度日晷之短长,均工力之众寡,会采择之多少,使一日造成,恐茶过宿,则害气味。”这是采造优质茶叶的关键环节,否则,造出的茶叶只属常品。

2、茶叶加工技艺

唐代巴蜀地区出产的茶叶,大致分为饼茶与散茶两类。饼茶历史远肇汉代,唐代更为普遍。彭州“茶饼小,而布嫩芽如六出花者更妙”[67]。眉州、雅州制作茶饼。邛州有火番饼,专门销往川西高原,“每饼重四十两”[68]。眉州所属洪雅、昌阖、丹棱加工茶叶方法,“如蒙顶制茶饼法”[69]。渠江“薄片”,每斤“八十枚”[70]。夔州三峡一带,以“穿”论茶饼重量,120斤为“上穿”,80斤为“中穿”,50斤为“下穿”。饼茶的制作有采茶、蒸青(去青草味)、捣碎、拍打(压模)、焙干、穿孔、封装(打包)7道工序[71]。巴蜀地区散茶主要出自蜀州,“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盖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黄茶,芽叶相抱如片甲也。蝉翼者,其叶嫩薄如蝉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72]。其他产区大多同时生产饼茶和散茶,如眉州洪雅、昌阖、丹棱,“其茶如蒙顶制茶饼法,其散者叶大而黄,味颇甘苦,亦片甲、蝉翼之次也”[73]。雅州“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74]。散茶制法与饼茶采茶、蒸青工序略同,其后不捣不压,而用炒、晒、焙的方法尽量除去水分,保留茶叶自然香味。

宋代巴蜀地区生产的茶叶大多数是易马茶,专门行销边地,故称“边茶”。这种用粗老茶叶加工而成的砖茶、饼茶,茶味特浓。藏羌民族肉食乳饮,饮用浓茶有助于消化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加马奶煮成茶粥,深受牧民喜爱,所以有巨大的需求。这是宋代蜀茶的主要消费对象。

巴蜀茶文化管窥

陆羽认为,《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的记载,饮茶习俗应当追溯到神农时代,“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75]。这只是一种传说,不足为据,较有历史依据的说法是,中国饮茶始于秦汉,起源于巴蜀,经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逐渐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饮茶由上层社会向民间社会发展,由道家、佛门向世俗社会弘扬;饮茶的人士越来越多、地区越来越广,茶叶的产地和品种也越来越多。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日知录•茶》认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西汉著名辞赋家王褒《僮约》是关于巴蜀饮茶的最早记载,《僮约》中有“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等,一般都认为“烹荼”、“买荼”之“荼”为茶字。《僮约》作于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因此蜀人饮茶习俗不会晚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王褒为犍为郡资中人,买茶之地“武阳”在今四川彭山。最早对茶有过记载的王褒、司马相如、扬雄均是蜀人,可见饮茶是蜀人发明的。西晋诗人张载《登成都白兔楼》诗云:“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说成都的茶叶香溢四海、名满天下,可见茶香味有独特的魅力。

西晋杜育的《荈赋》中有对于茶艺的描写。《荈赋》现存茶艺文辞曰: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

文中所言“灵山”,即巫山,今属重庆市;如烹茶之水,择取岷江中的清水;选器,茶具选用产自东隅(今浙江上虞一带)瓷器;煎好的茶汤,汤华浮泛,像白雪般明亮,如春花般灿烂;然后用匏瓢酌分茶汤。由此可见,茶艺的形成与巴蜀习俗有直接关系。文中还说,茶汤“调神和内,慵解倦除”。饮者已发现茶汤具有提神、和胃、解除疲劳的功效,说明饮茶具有健身提神的作用。

唐宋时期,巴蜀茶叶的生产和销售达到很高的水平,在全国享有很高的水平,在全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唐代蒙山茶被列入“贡茶”,产地专辟“皇茶园”,每年春天,名山县合衙官吏都要斋戒沐浴,择吉上山,焚香礼拜,采茶精制,装入银瓶,运送京师。著名诗人白居易赞美蒙山茶诗云:“琴里知闻唯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唐人郑谷《蜀中》诗也云:“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

北宋名臣吕陶在《净德集》中保存了吟咏九峰山茶园的诗。前引“九峰之民多种茶……”反映了九峰山民的生活实况。他们世世代代以种茶为生,茶叶生产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苏轼在《漱茶说》中说:“除烦去腻,世不可缺茶”;但饮茶也会“誾中损人”,有损伤脾胃的弊端。他摸索出“浓茶漱口”之法:“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齿间者,得茶浸漱之,乃消缩不觉脱去,不烦挑刺也。”[76]

“盖碗茶”,是成都最先发明并独具特色的饮茶方式。所谓“盖碗茶”,包括茶盖、茶碗、茶船三部分。茶盖扣在茶碗上,茶碗的下面有木盘或漆盘作依托,如装载货物的船,因此叫茶船。相传是唐代德宗建中年间(780~783)由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发明的。原来的茶杯没有衬底,经常烫着手指。受到饮茶风气的启发,崔宁之女心思奇巧,发明了木盘子来承托茶杯。为了防止喝茶时茶杯倾倒,她又想法用蜡将木盘中心浇铸一圈,使杯子固定在蜡圈内,这便是最早的茶船。后来茶船改用漆环来代替蜡环,人人称便。到后代环底做得越来越新奇,外形百态,有如环底杯。一种独特的茶船文化,也叫盖碗茶文化,就在成都地区诞生了。这种特有的饮茶方式逐步由巴蜀向四周地区浸润发展,后代遂遍及于整个南方。

茶馆里张贴名人字画——这种高雅的习俗也始于宋代的四川,主要是供饮茶人消乏解闷时欣赏。在苏轼的诗里,茶水又叫“茶汤”、“茶食”;由于饮酒吃饭前,要先品茗,进茶一盏,这种习惯也叫做“茶筵”。这种习惯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现在日本的“茶道”。由此可见,日本的茶道同古代巴蜀饮茶的程序和方式极有关系。

茶汤鲜净清香,沁人心脾,在高朋满座、谈兴甚浓的时候,茶汤的温润清香更给人们带来温馨宜人的良好气氛。所以,古人用茶来形容清丽的女孩子。金人元好问的诗说:“牙牙娇语总堪夸,学念新诗似小茶。”因此,“小茶”、“茶茶”常被用来作为美丽女孩的代称,甚至径称为“茶花女”……这充分显示了茶文化在人们审美心理上的重要地位及其所起的作用。而中国乃是世界茶文化的诞生地,西蜀是其中之一。这是巴蜀茶文化对祖国民族文化作出的崇高奉献。

注释:

[原文中部分引注遗漏或重复的,本站小编按原文格式进行了细微修改]

[1]《全蜀艺文志》卷一。

[2]《广群芳谱》卷十八引扬雄《方言》。

[3][5]《尔雅》卷十四《释木·苦荼》郭璞注。

[4] 唐《新修本草》卷十三《木部·苦荼》。

[6][25][29][46][60][70][71][75] 唐·陆羽:《茶经》卷下《七之事》;卷下《七之事》;卷下《八之出》;卷上《一之源》;卷上《三之造》;卷上《二之具》;卷上《三之造》;《六之饮》。

[7] 晋·张载:《登成都白兔楼》,《全蜀艺文志》卷六。

[8]《南齐书》卷三《武帝本纪》。

[9][11][12][36][74]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

[10]《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李珏列传》。

[13][34][64][67][68][69][72][73]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五引《茶谱》、卷一百三十六、卷七十五、卷七十三、卷七十五、卷七十四、卷七十五、卷七十四引《茶谱》。

[14]《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本纪》。

[15] 唐·赵璘:《因话录》卷五《征部》。

[16] 唐·白居易:《谢萧员外寄新蜀茶》,《全唐诗》卷四百三十七。

[17] 唐·施肩吾:《蜀茗词》,《全唐诗》卷四百七十四。

[18] 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鳌铺》。

[19]《通考》卷十八《征榷考》。

[20] 宋·梅尧臣:《得雷太简自制蒙顶茶》,《宛陵先生集》卷五十五。

[21]《宋史》卷一百八十三、一百八十四《食货志·茶》。

[22]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并见《宣和北苑茶录》。

[23] 宋·吕陶:《奏乞罢榷名山等三处茶以广德泽亦不阙备边之费状》,《净德集》卷三。

[24] 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第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3页。

[26][27] 晋·常壊:《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卷一《巴志》。

[28] 汉·桐君:《桐君采药录》,《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七。

[30] 唐·岑参:《郡斋平望江山》,《全唐诗》卷二百。

[31][53]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六《简州·土产》;卷一百二十《涪州·宾化县》。

[32] 宋·吴淑:《事类赋》卷十七引《茶谱》。

[33][37][61] 清·王灏:《广群芳谱》卷十八、卷十八、卷七十五引《茶谱》。

[35] 唐·张籍:《和韦开州盛山露行》,《全唐诗》卷三百八十六。

[38] 清·张澍:《蜀典》,《诸茶品》引《茶谱》。

[39] 宋·范镇:《东斋纪事》卷四。

[40]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

[41] 贾大泉:《宋代四川地区的茶业和茶政》,《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

[42] 唐·杨晔:《膳夫经手录》,《续谈助》卷五。

[43] 唐·岑参:《郡斋平望江山》,《全唐诗》卷二百。

[44] 唐·樊宗师:《蜀绵州越王楼诗并序》,《全唐诗》卷三百六十九。

[45] 唐·孟郊:《凭周况先辈与朝贤乞茶》,《全唐诗》卷三百八十。

[47][49][55] 唐·韩鄂:《四时纂要》卷三《种茶》;卷三《种茶》;卷三《种茶》。

[48] 宋·赵佶:《大观茶论》,《地产》。

[50] 唐·孙樵:《书何易于》,《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五。

[51]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三《蜀茶法》。

[52] 唐·李商隐:《为京兆公乞留泸州刺史洗宗礼状》,《全唐文》卷七百七十二。

[54] 唐·杜光庭:《墉城集仙录•阳平化》,《云笈七签》。

[56][59] 宋·吕陶:《奏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奏》,《净德集》卷一。

[57] 宋·吕陶:《以茶寄宋君仪有诗见答和之》,《净德集》卷三十一。

[58] 宋·吕陶:《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情状》,《净德集》卷一。

[62][63] 宋·吴淑:《事类赋》卷十八引《茶谱》;卷十七引《茶谱》。

[65] 宋·黄儒:《品茶要录》,《采造适时》。

[66] 唐·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全唐诗》卷三百五十六。

[76] 宋·苏轼:《漱茶说》,《全宋文》第45册,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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