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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期“茶马互市”政策下民间贸易盛行的原因

明初政府垄断性质的“茶马互市”政策到中后期发生较大变化,民间贸易盛行,商营冲击官营,且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商品贸易的经济属性。

本文全文原题转载自《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12月(第32卷第6期),作者沙勇。

作者简介:沙勇(1980-),男,甘肃民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北少数民族史的研究。

明代的“茶马互市”政策是唐宋政府以国家政令的形式控制和实施的官方经济贸易活动的延续,它的实施对象主要是针对生活在我国北部与西部从事畜牧业经济的少数民族,由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差异,使得以藏为主的西番民族不得不以马匹等牲畜及畜产品与内地汉族换取茶叶、布帛、铁器等生产、生活必需品。

历经两宋、元的发展和兴盛,明朝政府依照前代遗制,从加强“茶法”和“马政”着手,逐步制定了一套严密的茶马互市制度,并设茶马司统一管理,明代的茶马互市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史载“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1]卷81  但自明代中期以后,明政府苦心经营的茶马贸易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开始走向衰败,“盖明自宣德以后,祖制渐废,军旅特甚,而马政其一云。”[1]卷92  其最显著标志是金牌制度停止,主要表现为:

一、正统年间,随着蒙古瓦剌势力的强大,明政府与蒙古势力在西北地区战事频繁,各卫所属少数民族不断遭到侵扰,徙居无常,金牌散失殆尽。

二、战争使得明政府无力抽调兵丁从事茶运,“陕西军民转输军饷,无暇运茶,腹里卫分军官,又各调去甘凉宁夏等处征操,别无官军可调”。[2]

明中期茶马贸易制度的破坏,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贸易的发展,严重冲击着明政府官办的以垄断茶利为前提的茶马贸易。

而在明政府“茶马互市”政策之下出现民间贸易盛行的现象,并不只是在明中期偶然出现,而是终明一代多种原因累积造成的结果,现就主要原因加以分析。

一、明初“以茶驭番”的政治策略

早在明初,统治者在总结前代茶贸对西番诸族利害关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明确了“以茶驭番”的政治策略。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在谕蜀王椿时说:“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薄矣。前代非以此专利,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可有而贵其所无耳。”[3]卷25  而这个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延伸至茶马贸易领域,民族民间贸易交流频繁,四川天全六番招讨司副招讨杨藏卜有描述:“本司茶户常以茶与西番蛮人贸易红缨、茜草等物,商旅往来鬻贩,每岁课额所收一四千余贯。”[3]卷100  然而,日益发展繁荣的民族民间贸易在明王朝“以茶驭番”策略的指导下被政府严格控制起来,茶马贸易仅限于明政府与西番各族之间进行,政府试图用封建专营的方式排斥正常发展的商品交换关系,这种策略和方式显然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规律。

我们知道,当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产生以盈利为目的的商品生产经营者,他们会根据市场供求变化组织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且遵循市场交换规律,所以即使是垄断性质的官营茶马贸易体制也不能阻挡民间私营贸易的发展,因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4]

二、明政府的“贱马贵茶”政策对西番少数民族切身利益的影响

贸易中商品的比价最能体现贸易的性质和贸易双方的平等性,贸易双方只有在遵循商品交易等价交换原则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正常的商品交换,而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明代茶马贸易则是在政府的调控范围内,等价交换原则也受到冲击和挑战。

明初制定的“以茶驭番”策略中已明确提岀“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可有而贵其所无耳”。统治者错误地认为,贱马贵茶可以制服西番诸族,反之,则会造成“戎羌放肆”。这种错误的思想可以从当时明政府制定的茶马比价体现出来,洪武初,规定河州地区茶马比价:“凡上马每匹四十斤,中马三十斤,下马二十斤。”[3]卷156  洪武中,“上马给茶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5]卷61  这与前朝的茶马比价相去甚远。永乐初,“上怀柔远夷,递增其数。”[5]卷61  但在永乐八年(1410年),河州卫易马中,“上马每匹六十斤,中马四十斤,下马递减之。”[5]卷73  在整个茶马贸易过程中,明政府始终居于主导和垄断地位,控制着交易双方的意愿和价格,掌握贸易的主动权,以期收到“将茶价涌贵,番人受制,而良马亦有不可胜用者矣”[6]  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实际上,明政府推行的“贱马贵茶”政策并未给政府带来多少利益,反而触及到了西番民族的切身利益,毕竟明政府官方控制经营的茶马贸易,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和交易双方的不平等性,各少数民族在交易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一方,而政府可避开等价交换原则任意提高茶马比价,使西番民族深受其害。面对官府的不公平交易,西番各族除了釆取不定期的武装骚扰外,更多的是寻求和私商进行交易,其结果必然导致茶马贸易领域私贩充斥,商帮活跃,给官营茶马互市带来巨大冲击。

如果说在明初国力强盛之际,政府能够运用带有征收赋税性质的强制手段来要求少数民族交纳“差发马”,但到永乐以后国势中衰时,少数民族已不再愿意按照官定比价和官府进行交易,转而和私商频繁进行交易,因为私商所提供茶叶质量和给茶量均高于政府,私市排挤官市,私商的日益增多打破了政府对茶马互市的垄断。明政府的“贱马贵茶”政策虽然是出于国家利益考虑,但它严重触及了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不仅未能有效地遏制西番诸族,反而更进一步促进了民间私市贸易的发展。

三、明政府对茶园经营管理不善导致的后果

四川、陕西自宋代就是产茶的主要地区,明初太祖就批准用川陕茶叶与西番易马,川陕茶叶在茶马交易过程中深受西番群众欢迎,且因川陕地区距离西北边境最近,因此,川陕茶园是当时明政府着力经营的产茶区。弘治、正德年间,政府又不断招抚流民开荒种地,川陕地区的茶园得到大量开发。但是在官营茶马贸易体制下,政府对茶叶的垄断和无限量征调,对川陕一带茶户造成极大的困扰,宣德四年(1429年),四川江安县茶户诉:“本户旧有茶八万余株,年深枯朽,户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给役于官,欲培植无力,积欠茶课至七千七百余斤,郡县责征,急则逃散矣!嗟乎,所产者,非茶也,乃祸之尔。”[7]  官府的榷茶和茶禁政策使茶户不堪重负,不断逃窜或暴动,茶园荒芜,茶叶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

明政府低价榷茶,严重伤害茶农利益,导致茶园生产萎缩,民户纷纷逃避,特别是明中期以后,官营茶马贸易机构的腐败日益严重,官员徇私舞弊,走私贩私,官商勾结,茶马司管理混乱,更制约了官茶在茶马互市时的竞争力。

茶户们为了应付官府,往往以粗茶或劣茶滥竽充数,而将上茶或好茶私下交易,日积月累,茶课司所收茶叶堆积如山,因为积压日久或管理不当,以致发生霉变等情况,史载:西宁、洮州、河州三茶马司“积茶至二十九万一千五百一十五篦,散块私茶亦十余万斤。”[8]卷116  而茶马司官吏“每于茶商运到茶斤,不以时验收,或以滥恶贮库,比及支放,新陈错处出,无复调理,以致陈茶充积,朽弃无用。”[9]卷147  明政府不得不将腐烂茶叶烧毁,仅嘉靖十三年(1534年),三茶马司毁茶共计“二千万二千余斤,以价计之,则不啻万两之多。”[6]  在茶马交易中,“有司又屡以敝茶给番族,番人抱憾,往往以羸马应。”[10]  官吏们以劣茶向番民易马的行为,在番民中间造成恶劣影响,因此常常受到他们的抵制。

四、茶马贸易中的高额利润及茶叶走私问题

为保证官营茶马互市的正常运行,明初就制定严格的律令来加强互市管理,防止私茶入番行为。《明律》中明确规定:“凡兴贩私茶,潜在边境,与番夷交易,及在腹里贩卖与进贡回还夷人者,不拘斤数,知情歇家牙保,俱发烟瘴地充军。”“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以极刑”。[1]卷80  但随着当时整个社会逐利之风盛行,茶叶走私这样利润很大的商业活动诱使不同阶层或身份的人置国家法律于不顾,不论政府禁令如何森严,官员、边吏、军官、私商、番僧、甚至官员家属偷贩茶叶,趋之若鹫。

洪武三十年(1397年),驸马都尉欧阳伦就因私贩茶叶越境销售,而被朱元璋下令“立即予以赐死,并恨陕西布政使知情不严言,一同处以死罪”。[3]卷252  可见茶马交易的利润也能诱使皇亲国戚亵渎法律,参与其中。边镇官吏更是利用职权和便利,或让家属、随从通番走私,“洮、河、西宁等处专以不堪马匹冒顶番名中纳,或参游等官自中,并纵容其子孙冒中及将茶斤辗转兴贩通番”。[9]卷328  或自出资本兴贩私茶,或受商人贿赂,与商人同贩私茶,从中获利,唯利是图,对官市贸易“多视为鄙事”。在官吏勾结私商贩茶的同时,边地番民也参与到私贩的行列,他们利用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和通晓番语的便利条件,充当商人和当地土民的“中间人”,传译导引,民间茶叶走私和私易番马情况愈演愈烈,陕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一清在督理马政时,就注意到这一情况,指出:“西宁、河州、洮州地方,土民且邻番族,多会番语。各省军民流聚钳万,通番易马,雇请土民,传译导引,群附党援,深入番境,潜住不出。”

随着中后期政治腐败,边备松弛,明政府对茶禁的管理力不从心,民间私茶泛滥成灾,“沿边镇店积聚如丘,外境夷方,载行如蚁”。私茶的巨大冲击,严重影响着官营茶马贸易,明政府不得不以调整茶马比价、厉行茶禁,或严惩不法官吏等措施进行整顿,但收效甚微。

五、“召商中茶”政策出台及民间茶马贸易的开放

明政府在四川立仓储茶,由水陆两路将茶叶运至各茶马司。明初,政府尚能征调大量下层军士和劳动人民承担运输,但随着中后期边防战事增多,民力不足,运茶困难日益突出,运茶成为川陕两省百姓的沉重负担,以致于两省地方长官多次请求减免茶运之役,以解民困。宣德三年(1428年),四川参政李衡奏报:“户部勘合令民运河州茶马司茶六十余万斤赴陕西。比因松潘等处番寇作乱,发动剿捕,其旁近州县民皆惊溃,而发成都等府民六十余万往运军饷,民力不足,乞暂停运。”[11]卷41  宣帝许之。同样,针对官茶运输劳力,陕西官员也苦不堪言,正统九年(1444年)陕西都督同知郑铭奏言:“今年收纳番马,该四川运茶八十四万三千六十斤至陕西界。陕西起遣军夫运至各茶马司,用军夫二万一千七十余名。即今岁旱人饥。乞暂停运以待丰年。”[8]卷118  为解决官茶运输问题,明政府不得不依赖民间商人运茶,变官运为商运,由此便有了“召商中茶”政策的出台,“弘治三年,令陕西巡抚及布政司出榜召商报中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分为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12]  这项政策的实施,在一段时期内解决了令政府头疼的官茶运输问题,经过反复实践后,正德六年(1506年),杨一清建议:“商人不愿领价者,对分,官茶贮库,商茶令自卖,遂为例永行焉。”

明政府允许商运,使得中后期民间茶马贸易更加开放,大批商人运茶至茶马司后,官商对分,然后将对分所得之茶出售,由于茶马司地区地广人稀,商人储备的茶叶一时难以全部销售,只好寄存在当地居民家中,或雇请当地居民深入藏区交易,或待下半年支付官府换取新茶,丛而促进了茶马地区民间贸易的发展。

由于开放商营,西宁、河州、洮州等茶马司地区的居民,从商人手中获得的茶叶也有所增加,当地群众用所得茶叶换取藏区良马,然后出售给商人,换取更多的茶叶,再与藏区群众交换其它产品,出现了“茶司居民,陆续窃易马匹,以待商人,往来兴贩,岁无虚日。”的局面。商运和商营严重冲击着政府的茶马贸易,明政府的控制和干预明显减弱,大批商人私贩茶叶出境,加之弘治年间将私茶出境之罪由极刑减为充军,法律上出现的松动,更助长了私茶大量贩运出境,“私茶盛行,以致官茶阻滞,易马甚难相反,河州、洮州等茶马司却因民间贸易的发展,造成大量茶叶积压,无马可易。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明初“茶马互市”政策是基于对西番诸族的有效统治而制定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随着明朝中后期茶马比价不公平、政府经营管理不善、官员腐败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垄断经营的茶马制度遭到破坏,商营严重冲击官营,民间茶马贸易得到很大发展。明初“以茶驭番”的政治策略在民间私营贸易的冲击下越来越被淡化,随着历史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茶马贸易越来越凸显出商品贸易本身的经济属性。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明)杨一清,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驭番夷安靖地方事[M]//(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115,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2。

[3] 明太祖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 王晓燕,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衰落及原因[J],民族研究,2001(5)。

[5] 明成祖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 梁材,议茶马事宜疏[M]//(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106.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2。

[7] 续文献通考:卷26[Z],征榷•茶。

[8] 明英宗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9] 明世宗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0](清)张彦笃修,包永昌等纂,洮州厅志卷16播族•茶马[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光绪三十三年抄本。

[11] 明宣宗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明)李东阳,大明会典卷37:茶课[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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