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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茶叶专卖和茶马交易

明代茶叶生产,地域分布广泛,在秦淮以南辽阔的茶区内,新的产区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新老产区名品纷呈,在制茶技术上也有许多突破。

本文全文原题转载自《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作者叶依能(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

明代茶叶生产,地域分布广泛,在秦淮以南辽阔的茶区内,新的产区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新老产区名品纷呈,在制茶技术上也有许多突破。如明初原来传统的砖茶、末茶生产,这时除用以和少数民族易马外,一般已不生产;制茶杀青普遍由蒸改为炒;饮茶渐由过去的烹煮改为用沸水冲泡,出现了叶茶(散茶)独盛的局面。不但绿茶风行,而且发展了黑茶(茶马互市用)、花茶和红茶等新品种,特别是绿茶的采制已达到了中国茶叶传统生产娴熟的程度。总之,是我国茶叶发展史上有许多突破的一个继往开来的时期,但其茶叶的专卖制度仍基本沿用北宋以来的引制;唯其茶马互市较宋时范围更广,制度更严而已。笔者在搜集、整理、研究明代农业政策时,涉及到一些茶政、茶法资料,特撰此文,供同志们批评、指正。

明代茶法和茶课

茶法是国家为维护、控制茶叶生产、运输、贸易、课税,实现垄断茶利和“以茶治边”等目的而制定、颁布的政策、法令和制度的总称。具体包括茶叶的贡献、禁榷、赋税以及茶马贸易等方面。茶法起源于唐代,宋代进一步充实完备,至明代“其制尤密”,成为中国茶政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明代的茶叶专卖制度,在明皇朝建立之前就已经“资之以充国用”了。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与陈友谅(地方军阀)决战那年就“议榷茶之法”。中书省官员说:“今疆宇旷,民物滋盛,懋遇颇众,而茶法未行,惟兴安等处旧有课额,其他产茶郡县并宜立法征之”;于是确定江南茶法,主要是关于商人运销的规定。明朝建立之初期,更兼统一的特殊社会环境,开展茶与贸易,以控制西北,孤立和打击蒙古残元势力,为统一创造条件,故定川陕征课例,同时遣官至江西、湖广产茶地方定例,验数起科,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整套官茶制度,确立了明朝茶法的基本格局。但由于明朝茶叶经济政策的侧重点不同,官茶的征课之法,分为东南折征区和川陕本征区这样不同类型的两种税制。正如邱浚所言:“产茶之地,江南最多,今日皆无榷法,独川陕茶法颇严,盖为市马故也。”东南茶法是国家土贡勒索以及赋税征收的来源之一,而川陕茶法则出于易马和赏番的需要。由于出发点不同,故征课体制各异,东南地区的茶课并入两税,此外的余茶即可听商人请引以卖;而川陕则是实行计株征课的什一税,而且明初曾实行余茶官买的统购政策,只有在库茶积滞等情况下,才改正折色。经过不断修改和充实,茶叶专买形成了一套较为周密的制度,根据《明太祖实录》、《明会典》等有关资料记载,明代茶法大致有如下内容:

(一)凡商人买茶,具数赴官纳钱请引,方许岀境货卖,每引茶百斤,不及引者谓之畸零,别置由帖付之。仍量地远近定以程限,于经过地方执照。

(二)茶引每一道,初定纳钱二百,后定纳钱一千文,照茶一百斤,茶由一道纳钱六百文,照茶六十斤。“既,又令纳钞,每引由一道,纳钞一贯。”

(三)客商运到茶货,经过批验所,须依例验引由,秤较茶货,有茶、引不相当或有余茶者,并听执问。批验无误,并无夹带,将引由截角,方许放行,违越者笞二十。

〈四)至往卖处卖毕,须即以原给引由赴所在官司投缴(各府、州、县委一官员掌其事)。如原引不即缴销,停藏影射者,同私茶论。茶与引不许相离,有茶无引,多余夹带,并依私茶定论,听人告捕。诸人但犯私茶与私盐法一体治罪。伪造茶引者死,籍没当房家产,告捉人赏银二十两。

(五)山园茶主将茶卖与无引,由客兴贩者,初犯笞三十,仍追原价没官。如将已批验截角退引入山影射照茶者,同私茶论。卖茶去处,赴宣课司依例三十分抽一分。芽茶、叶茶各验价值纳课。贩茶不拘地方(与盐之有引界异)。

成化十八年(1482)规定:“有兴贩夹带五百斤者,照现行私盐例押发充军。”弘治十八年(1505)规定:将私茶潜往边境兴贩交易,及在腹里(内地)贩卖与进贡回还夷人者,不拘斤数,俱问发南方烟瘴地面卫所永远充军;在西宁、甘肃、河州、洮州卖者,一百斤以上问发附近卫分充军,三百斤以上发边卫永远充军;若在腹里兴贩者照例五百斤以上押发附近卫分充军,止终本身;不及前数者,枷号一个月,有力纳米赎罪,无力解五百里之外。私茶处分很严,缉査私茶与盐茶一样重视,截角缴引是防止私茶影射的一种方法,所以明政府对此十分强调。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又定:“造假茶及贩茶罪例。”有司奏称:“各处茶商有原无资本,混报茶批入山,通同园产,蒸造假茶;及将验过真茶盗买沿途,采取草纳官(纳茶于官,以备买马等用)”,请加征处。为此规定:犯有以上情节“各至五百斤以上者,商人、园户及知情转卖之人,民发附近卫分,军发边卫,各充军止终本身。茶价入官,不及前数者,依私盐法论罪,仍枷号两个月”,“窝顿店户知情者从重论”。“至一千斤以上,本犯发极边卫分,永远充军”,“店户不问知与不知一体治罪”。“官司开报茶引,令各商互相保结,中间若有前项之徒,听其首发,同通妄保者一并治罪,不知者不坐”。同时规定:“各处行茶地方,但有豪强茶徒,出本雇觅十人以上挑贩私茶者照例问罪”,“若拿获雇觅之人隐护首恶及妄举平人者不分茶斤多少,问发南方烟瘴地面”;巡捕官兵通同茶徒卖放首恶,及挟诈良民者,“事发,官员降一级,巡捕人役枷号两个月,有赃各从重论”。造假茶以次茶纳官,五百斤以下同私盐论,五百斤以上依斤数多少定罪各有差,其罪更重于私盐。商人要结保,相互检举,控制更严。这些都说明明代茶叶,虽不官卖,也不官收,但仍是一种茶商专卖。

茶课是历代封建政府一项重要的财税来源,“至宋代则为国赋,额与盐等矣”,明代课额也相当可观,被统治阶级视为“裕国用”的重要源泉,明代茶课收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是凡卖茶去处,赴宣课司交三十分之一的商税。二是买引照茶所付的引价,每斤茶十文钱,后来实际上是收钞,惟云南征银(产银之地)。三是对陕西汉中安康等地的茶园和四川巴茶的征实,由官贮之,用作易马。四川碉门、永宁、筠连所产的“剪刀粗叶”,“惟西番用之”,也立局征十一之税(九万多斤),易红缨、毛毡、米、布、椒、蜡以备官用。四是各处批验所秤制余茶和贩私茶査获,没收缴公者,在产地设茶课司,由其掌握的作单独的茶课收入,不算商税。据统计明代茶课收入与前代相比数字大减,四川茶课最重,故有“茶课莫多于四川”之说。为此,永乐十七年(1412)曾免四川通江县茶课(“税亩茶课”)“三百七十万四千四百斤有奇,以贫民岁输不足故也”。同年十月,令四川江安县一些茶树年深枯朽、户丁或死或役于官、无力培植的茶课折收钞。以后,又几次蠲免四川一些山深地瘠、茶多枯死,或被却扰地方的茶课,或几次以钞折交茶课(每斤折钞一贯),有时还免茶户徭役。至正统九年(1444),八十四万余斤的四川茶课,“又减其半”。弘治二年(1489)为始,拖欠茶课俱减轻,每芽茶一斤,征银一分五厘,叶茶一斤止征一分。到万历时,九姓土司办纳的本色(茶)十五万八千余斤,存本处听侯支用;折色三十三万六千九百余斤,其折银四千七百零二两八分,“内三千一百五两五钱五分,存本省赏番”,其余一千九百五十余两之数,“实解陕西巡茶衙门易马”。从征实和折银数字上看,四川的茶课也不算很重。

另外,明代贡茶大为减少。贡茶原为一种直接上供的实物税,至明代已收得很少。全国上供的茶共“四千有奇”,“福建建宁所贡最为上品”,隆庆时贡二千三百余斤。明太祖以其劳民,令采茶芽代替砖茶以进,这也是明初统治者轻徭的一种表现。

总之,明代虽然实行茶叶专卖,于私茶有禁,但茶课减轻(且在很长时间里是收日益贬值的折钞),贡茶为数较少,茶利在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大,与宋、元之汲汲于增课加价相比,可以说是发生了政策性的变化。这种比较开放的政策,对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至明中叶以后,由于不时的增课加征,使广大茶农处于贫困的境地,严重地影响茶叶生产的发展。

明代的茶马贸易

茶马贸易是我国自唐以后,历代中央王朝同西南西北少数民族,主要是藏族之间进行的以茶易马的经济交流活动。由于我国茶叶主要产秦淮以南的苏、皖、赣、浙、闽、湘、鄂、川、黔、滇等省,战马则主要产于西北高寒草原。茶叶以其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为肉食乳饮的以畜牧业为生的少数民族所必需。战马以其奔腾疾驰,猛勇顽强,吃苦耐劳而为军队必不可缺。所以,从唐代开始,随着中原地区茶叶生产的发展和西北地区对荼叶的需求,茶马贸易就产生了。它起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明代官营茶马贸易十分兴旺发达。

明代为了同边外茶马贸易的必需茶叶,对四川和陕西地区实行严格的茶叶榷禁制度,在边境设立了茶马贸易机构,即茶马司。洪武时(1368-1398)就设有秦川(后改设西宁),河州(甘肃临夏)、洮州(甘肃临潭,一度停罢。永乐时又恢复),甘肃(正统时裁,嘉靖时复建)、雅州(辖今四川雅安、荣经等县);后经变动,明中叶属陕西都司管辖的有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甘州、庄浪六茶司。永乐以后,番马改由陕西道,四川雅州茶马制度即废驰了。除茶马司外还在四川岩州、成都、重庆、保宁(阆中)、播州(遵义)设有茶仓,以备运至茶马司贸易。

明政府在茶马贸易中采取了“金牌”派马制度。所谓金牌,就是发给各族头人的铜制牌状勘合,金牌上写着“皇帝圣旨”,其下左边写着“合当差发”,右边写着“不信者斩”。上半截藏在朝廷内府,下半截发给藏族部落首领,共发四十一面。朝廷三年一次派遣官吏,一出临夏,一出天全,与藏族部落合符,并检査茶马司是否按额买马和如数给茶,合符易马名曰“差发马”。本年欠交,下年补足。三年中间的两年,自愿前来边关,将马换茶,互市时也持金牌为凭,以绝奸伪。因而明代茶马贸易的地区,大大超过唐、宋。史载:“自碉门(四川天全)、黎(四川汉源)、雅(四川雅安)、抵朶甘(甘孜)、乌思藏(西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永乐十四年(1416)停止金牌信符,宣德十年(1435)复给。不久蒙古俺答汗势力入侵,各族遭受劫掠,徙居内地,金牌散失。以后就“不给金牌,听其以马入贡”。嘉靖时“定议发勘合予之”。在茶马贸易中还有所谓“订篦中马”之制。各族之人前来市马,“不能辨权衡”,茶叶就简单地以“篦”计(一种盛茶的竹编器具)。这样篦大,则官亏其值,小则商病其繁。弘治十年(1497)巡茶御史王汝舟“酌为中制,每千斤为三百三十篦”,每篦以六斤四两为准,正茶三斤,篦绳三斤四两。

明代茶马贸易中,茶马的比价,时有变动,洪武年间(1368-1398)时正常比价,平均是一匹马换茶叶七十斤(上马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弘治初因马少价贵,每匹需茶一百斤,后来又减少了;正德时(1506-1522),每匹给茶五六十斤,万历时(1573-1615)是四五十斤(拟以茶叶五千引换马一万一千九百余匹),有时更少至四十斤。换入马匹的数量,洪武末至一万三千五百余匹,三年一次的差发马数额为一万四千五十一匹,中间两年自愿互市,也达一万多匹。易马茶为一百零二万余斤,故得平均每匹马需茶七十几斤。曹国公出使以五十万斤茶,易马一万三千八百匹,带有进贡性质,每匹马给茶四十斤,这在明初只是个别现象。弘治三年(1490),茶四十万斤,易马四千匹,每匹给茶一百斤,弘治末正德初,茶五六十万斤,得马万匹,每匹给茶五六十斤;万历时得马九千六百余匹;天启时(1621-1626)增为一万二千匹;崇祯时(1628-1635)又增解二千匹,但实际上“年年虚额,无济军需”。明代易马数量,一般都在一万匹上下徘徊,有时更在五千匹之下,从未达到南宋赵开时的二万匹。朱元璋的“用陕西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四川松、茂如之”的大计划实际上并未完成。明政府为了保证官营茶马贸易,严防茶叶走私出境,禁令十分严厉。汉中在征税和酌留食茶给茶户岁用外,其余尽数收为官买。在四川居民所收之茶,也由官买。官收之茶按江南茶法,于所在官司给引贩卖,明初易马的官茶主要是汉茶川茶,这两种官茶和官收民茶,又以川茶为主,荆湖之茶(湖茶),尚未参加茶马贸易。

官茶征收以后,要运至各茶仓收贮,再运至各地边境易马。明初一律实行官运,运输十分烦费,造成一方面茶马司缺茶易马,另一方面四川成都、保宁等处官茶屯积,运不出去。后“请召商运”,但未行通。官茶经历了先多后少和时多时少的曲折过程,在官茶短少之时商茶即起。商茶易马始于明代中叶,原先明初都用官茶易马,不许商人介入,商茶不能运至边境,这部分官茶实行完全的直接专卖制。弘治三年“令巡按及各布政司出榜召商报中,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处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分为率,六分听商自卖,其四分贮官”。从此,就由官茶官运改为商茶商运,比先前的官茶商运也跨出了一大步。这种做法可以说在性质上也是一种商专卖制——民制、商收、商运、商销(指抽分后由商人自己发售的部分),只是政府采取抽分而不采取征收引价的办法而已(官府抽分、用于易马的茶叶,则是官专卖,而非茶商专卖)。

茶商专卖,商人被委托赋予商品的专卖权,在这里,商人对于抽分后留下的茶叶——“商茶”,自己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合法地售卖,按照规定,这部分商茶只用于内销,不能参与易马贸易,但由于茶商专卖的控制本来较松,又加运茶之处地近边境,易马之利又厚,商茶就逐渐向私茶转化,形成“自中茶禁开,遂令私茶莫遏”的状况。过去自陕西到边地,关隘为险,三路严守,私茶难越,改为商人中茶运茶至茶司后,茶司所在地“与番为邻”,“关隘少而岐路多”,“其相通固已易矣”。十分之六的商茶,由商人掌握,外加纳粟中茶所得的茶叶,边地市场容量有限,“岂能尽卖尽买”,运回内地又多烦费,出家千里为求速售的商人们就通过茶司所在地的“土民”,走私越境,私相易马,大搞非法活动。政府反而换不到足够数量的马了。商茶之弊日著,弘治十五年(1502)以御史王绍言复停召商开中。至正德元年(1506)又恢复过去商茶的茶商专卖制度,只是由官收其四提高到官收其五而已。史称:“招商中茶,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

商茶开放以后,日久又发生“开中大滥,商茶数多”,“官茶阻滞,易马甚难”的问题。冲击茶叶专卖制度和茶马贸易政策,但明政府停了又开,不敢决然废止。其根本的原因是为了籍此作易马的筹码,做无本生意,由商人出资买茶,官府“抽分”拿一半,何乐而不为。

商人中茶还有一个弊端是“附茶”的优待,给商人大钻空子,以致影响了正茶的及时运送。附茶指报中茶商酌给一部分茶叶,以鼓励多开中引茶。按招商办法规定:每上引(五千斤)给附茶一百篦,中引(四千斤)八十篦,下引(三千斤)六十篦(每十斤茶蒸晒一篦,蒸晒后一篦重不过七斤),名曰“酬劳”,经过地方官派员盘验催运。但事实上“奸商假以附茶为由,任意夹带,恣情短贩(短途贩运)。甚至汉中盘过,有二三年不到茶司者,巩昌招中,有十数年不销原引者”,且越益严重。为此,明政府于隆庆五年(1571)立赏罚例,规定到茶司销引的期限:“今后招商引内注定一年完者厚赏;二年量赏;三年免赏;四年问罪,仍抽附茶一半入官;五年问罪,附茶尽数入官,不准再报;六年以上即系老引兴贩,照例问遣”。经过汉中、巩昌,专责理刑推官,査照引内篦斤,着实盘验。与此同时,“复定买茶中马事宜”,要求“买茶所在官司催发起程”,填注发行年月日,印铃,运至汉中府辨验真假,称盘篦斤;以后沿途査验,稽考夹带。“每正茶一千斤,许照散茶一千五百斤,数外若有多余,方准抽税”。“各照格填注,印铃截角,依限运赴洮泯参将,转发洮州茶司。照例对分符库,取实以赴院缴销”,“如有夹带数多,伪造低假(茶),正附篦斤不同,即从重问罪,夹带与斤重者入官,低假者砍焚,引过五年之上不销者究问”。同年又令“嘉靖末新设的甘州茶司仿洮、河、西宁事例。岁以六月开中,两月内中马八百匹”,对商茶管理比前有所加严。中马时间,洮河茶司为五月,河、甘二司六月,西宁为七月。

明代茶马贸易中最难处置的问题是私茶的沮坏茶法马政。明前期贩私出境的主要是那些豪门贵戚,如私茶坐死的驸马欧阳伦。武宗时“宠番僧,许西域人例外带私茶。自是茶法遂坏”,贩私茶又多了一种人,且是特许的。中期以来主要以商茶贸易,“伺便而发,乘隙而动”的走私贩者,除了仍有“官豪势要之人”参加,将士军吏之辈勾连外,商人们在这中间扮演了主角。明后期虽也有茶禁稍饬之时,但由于商茶的盛行,刑罚的减轻(减死刑为充军),明中后期私茶问题比明初更为严重,已形成一个个规模大、人数多和官商勾结的贩私集团。武宗初年的贩者,竟是“橫恣肆,略不知惮。治边镇店,积聚如丘;外境夷方,载行如蚁”,“各执兵器,昼止夜行”……,以至“群聚势凶,莫之敢捕”。但商茶贸易对明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管理太严,商人无利可觅,他们就不来报中商茶,政府对半分落空,就没有茶叶易马了。所以,对猖狂的走私活动,只是采取收收、松松、紧紧的作法,睁一眼,闭一眼,自己抓一批茶易马,也让私商在不太猖狂的走私活动中得利。这也是一种官商分利的政策,明政府只能默认商人从自己手中分去的这部分“利益”。

明代以茶易马的对象主要为西部地区的藏族,称“西番”;北部地区的元代后裔蒙古族与明政府有冲突,和平时期交易惟用绸缎布粮等物。神宗万历五年(1577),蒙古族“谙达塞,请开茶市”(代表的是“牛欠”,是一个左边牛字旁右边一个欠字,不是现在的简化字),明政府因“番以茶为命,北方若得,籍以制番,番必从之,贻患非细,只给百余篦而勿许其市易”。说明茶叶的买卖涉及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官营茶马贸易,是历代中央政府利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不可一日无茶,必须以马易茶的特点,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和保持友好关系,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经济手段。明代实行茶马贸易,同样是对藏族等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封建官府在以茶支付马价时,往往从优宽待,通过茶马贸易的经济手段,来维系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统一,明政府通过茶马贸易,达到“以故西陲晏然,终明无世蕃寇之患”。茶马贸易对促进藏汉等民族的经济发展,密切各族人民经济联系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茶马贸易本身就表明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是互通有无、互为依存、互相支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茶马贸易也带动了各族人民其它各类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资交流。在明代伴随茶马贸易的各种经济交流更为广泛和发达。藏族人民还运来红缨、毡子、椒、蜡、药材等物,买回除茶叶外,还有铁、锅、缎匹、铜器、青纸等物。这都有力地推动了内地和边疆、汉族和兄弟民族之间,全面的物资交流和经济发展,并且把二者经济紧密地连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既繁荣了经济,又巩固了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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