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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荼”杂说

在学术研究中,一定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要允许不同的学术观点共存,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相互切磋,取长补短

本文全文原题转载自《农业考古》1992年第4期,作者周树斌(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

拙作《〈九经〉茶荼考略》和《〈九经〉茶荼再考》(简称《再考》)二文见刊后,深得国内学者注目。个中赞同者有之,诘疑者有之,暴跳如雷“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者亦有之。这是笔者事先所估计到的。笔者希冀以此引起茶业界诸位同仁各抒已见、集思广义的正常争鸣,还期望有更多的人研究下去,争取求得有一定深度和高度的结论,直至水落石出。这个初衷无疑对认识茶叶的起源,深化茶叶发展史,是不无裨益的。

在此过程中,笔者拜阅了陈椽先生在《安徽茶业通报》(1991年第3期)和《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上发表的两篇内容基本相同的文章。

陈先生身为中华茶业界一代师长之一,著论颇丰,桃李天下,深得笔者敬重。于此,坦诚就教于陈先生和诸位茶叶界师长同仁。唐突不恭之处,肯望海涵。

《〈九经〉茶荼考略》和《再考》二文,是笔者积数年心血、集千余册文籍资料,经过认真地分析、研究、删选、整理而成,原合为一篇总字数近两万的文章。行刊时因受篇幅所限,被迫一分为二,发表时又作了较大的删减压缩,许多地方“皮肉无存,仅余骨也”(成文简感)。因此,有可能引起读者的误解,这是很不幸的。

荼,在诸古文籍中的字义训释,自来很多。如《中华大字典》为十四条、台湾《中文大辞典》为七款十九条、日本《大汉和辞典》为八款十九条、《康熙字典》为十八条,可释为茶的各据其一。陈先生所云《辞海》谓“荼即茶的古体字”一语,亦为《辞海》释荼七款十九条中的第二款,首款首条为:“荼,苦菜。《诗•邶风•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即使《十三经》中的训诂书《尔雅》所载之“荼”也有数义:《释草》:“荼、苦菜”,“蒤,萎叶”(清•阮元校:荼字亦作蒤);“蔈、荂、荼”(郭璞注:即芀,猋蔍芀,皆芀、荼之别名,方俗异语,所未闻);《释天》:“十二月为涂”(郭璞注:皆月之别名。阮元校,涂作荼)。唯《释木》“槚、苦荼”条,经晋•郭璞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后,才被后人公认为今茶。这正如陈先生引“《康熙字典》解释说:‘惟茶槚之荼(原文如此),即今之茶’。”

当今茶业界学者对荼认识也有歧义。茶界泰斗吴觉农先生说:“《诗经》在不少诗篇中所说的‘荼’,并不是茶。”又说:“荼字的字音不止一个,其字义也不是一个”。朱自振先生指出:“古代的荼字,一字多义,并非专指是茶。如《诗经》中《邶风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幽风七月》‘九月叔苴,釆茶薪樗’,指的是苦菜……”。庄晚芳先生说:“在这些古籍中的‘荼’字意义比较复杂”。(但认为《诗》中“邶风”、《幽风》中的荼指为茶)程启坤、姚国坤两先生:“从史料査证,‘荼’作为茶的借用字,最先并非专门用来指茶,也是史实。”张堂恒先生:“荼字在八世纪或最早七世纪才被用来专指茶树及其叶子加工成的饮料”。陈椽先生自己也说:“研究《九经》不能忘记荼字多解。”但遗憾的是这仅仅是陈先生简短的开场白而已,到了后面引文就不但删头去尾,仅据其一,且裹古人一面之词,就未免有点失之偏颇了吧!诚因为“荼”字多释,且后人对其各执一辞,所以它在文章中的正确字义,才有公开讨论、深入研究的必要。否则,又何必要多此一举、没事找事做呢?如果依然各执己见,那么或许一百年、一千年以后还是糊涂粥一锅。“历史的经验表明,一种观点,一种倾向一旦成了气候,容易出现偏颇,容易掩没不同声音。如果某家之言能引起社会的重视,让大家考虑问题时多一个角度,多一个侧面,那也就不悖我的初衷了。”笔者以为杨雄里先生就学术问题的真知灼见甚为有理,故而斗胆写下二文。

而要究荼之委,莫不从先秦古籍入手。先秦古籍流于今且又较为普及的,又莫不过《经》。《经》之先且真实者,又无过于《诗》、《礼》。梁启超先生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揉,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也。”笔者正是基于这点,从《九经》入手,其中又以《诗》为侧重。

就先秦古籍而言,由于年代湮远,载籍阙略,给后人带来不少疑感和困难。因而,我们的研究就不能简单地拘泥于就荼字而论荼,而是应当者先批判地继承两千多年来万千学者从各个不同方面所进行研究的点滴成果,累累学识(包括当今茶界师长的真识)。同时,又要不囿于先贤的窠臼,独辟蹊径地吸收多学科的现代科学的新成果去论证,包括从作品本身的内涵,从文字学、训诂学、古音韵学、修辞学、地理学、气條学、古代汉语等多方位、多角度地寻找内证,找出相互关系和内外因证论。简单地罗列几本“必读书目”,是远远不够的。笔者日前已经拜阅了二百余位先贤的《诗经》注、训、释、解,但仍认为这仅是沧海之一栗。笔者不散说自己现在已经完全这样做了,但笔者确实是以此为目标,沿着这一方面去努力的。其中与之相关的古文籍就不下千册。因此,笔者十分慎重地选用了《九经》,而不是通行的《十三经》。这样做不仅仅避开了与文无涉的《孟子》、《孝经》、《论语》三文(这三文中无“荼”字)。还避开了《尔雅》“槚、苦荼”条,达到了《九经》的结论,不完全代表《十三经》,甚或其他所有“荼”字文义的目的。一旦“评论”的文章,越出了《九经》的范畴,或“前考未看到”,文义未识,就广就荼而海阔天空一番,这不但有点南辕北辙的味道,甚至有瞎三话四,无的放矢之嫌了!

陈先生身为一代师长,投手举足皆非一般。但行出如此之文,却让人甚感迷感不解,或恐他人捉刀所误为,也未可知。否则文中怎么会有若多谬文呢?

如笔者文中九月,已说明“相当公历十月”,且是在《诗•幽风•七月》这首诗的前提下,在今陕西彬县这个特定的地点上,陈先生却要联想到“安溪采冬茶”、“云南釆茶到十一月结束”,这不能不让人叹喟一番。但笔者仍遵先生嘱,査检了一下手中资料。夏树人先生在《陕西自然地理》一书中为“肃霜”作了注脚,权录于下:“陕西最常见的是平流幅射霜冻。常出现在早秋、晚春,成为秋季的早霜冻和春季的晚霜冻。平均霜冻始现和终现日期……陕北南部及关中北部分别为十月上旬或中旬和七月中旬和下旬……陕北和关中是陕西霜冻为害的重点地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P137)幽地所领今彬县、旬邑恰在关中北部,与陕北南部相邻,农历九月霜降,当为不误!

笔者自检,引陈先生《茶业通史》的茶树传播路线,并无过度。它的前提是《诗》中的荼“无一例外全部在黄河流域”,并无江汉之地。如果这些荼释为今茶,那么茶就将先落户关中,且“以荼的形式隐晦地出现”,这势必将经过尚无“荼”字记载的江汉。在这个意义上,无疑与传统的茶树传播路线相悖。而几个所谓问题的出现,全在于陈先生自己。比如:“穿秦岭”有洞穿之义是陈先生妙笔生花附加的;笔者文中所引《华阳国志》,陈先生可以熟视无睹、置之不理,照样提出一连串似是而非的问号,而把自己引的《华阳国志》举若经典圣语,这未免有点太横气了吧!又如拙文中“江汉”一语原本就与《诗•大雅•江汉》一诗无涉,却劳先生笔一段,颇有画蛇足之疑。如陈先生尚存猜虑,笔者胪例如下:《尚书•禹贡》“江汉朝宗于海”;《诗•小雅》“滔滔江汉,南国之纪”(笺云:江也,汉也,南国之大水);《周礼•夏官》“正南曰荆州,其川江汉”;《孟子•滕文公》“江汉以濯之”;《史记•齐世家》“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

再如,陈先生说:“郭璞《尔雅注•释木》说:荼、苦菜、早采为荼,晚采曰茗,一曰荈”一语,是陈先生杂揉《尔雅•释草》“荼,苦菜”和郭璞注《尔雅•释木》“槚,苦荼。树小如栀子,冬生叶……”两条而成的一家之言。原书根本就没有如此杂合之语。写文章,作评论,难免要引一点古书他语,但引文要准确,切不可先入为主,凭臆妄改,即便有疑义,也应当尊重原著。这是做学问的常识和学德,原本不用笔者操心。但由于这种旧文新编在陈先生文中多有发生,笔者也只好多此一举了!陈先生说:“能驳倒《尔雅注》苦荼即苦菜,还未闻见其人。”“苦荼即苦菜”五字是陈先生自行发展、演绎之言,《尔雅》或注中原本就无所谓有,又何必闻其驳者呢?再如《周礼•地官》“掌荼,掌以时聚荼”一语,误引作《礼记•地官》,司马相如《凡将篇》“荈诧”引作“荼诧”等等。如此行文引语,首先就呈论据不确、底气不足,又怎么谈得上“真刀真枪”呢?

即便以陈先生所“明确幽风的荼字”而言,笔者也是疑窦百生:先生说“幽地辖境相当今陕西彬县,旬邑和甘肃附近的长武以及甘肃的泾川之地”,这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但先生又说:“幽地辖境无论是陕南汉中一带和邻近甘肃都出产茶叶。”且不说幽地距汉中数百里之遥,根本不能囊括一处,仅幽地及邻近甘肃出产茶叶一事,虽遍及现代茶叶专著,均不见甘肃圣川、长武和陕西旬邑、彬县一带产茶的史录,不知先生此据何来?

陈先生还说:“西周周公旦说:‘茶是一种有用的植物’。”笔者孤陋寡闻,还望先生赐盼所出!

如此误文,不一而足。究其常识性错误产生的原因,不外有下:首先是“前考未见”,即“下车伊始”,这样主观行事,没有不犯错误的!其二在于并非“旗鼓相当”,而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教训人的口吻来进行讨论;其三,在于对科学的不严肃性,代之以想当然和臆测的拼凑!

笔者深知,写一些讨论性,甚至“背时”的文章,必然要涉及一些先贤时哲的观点,这是无法回避的。批评古人较易处理,论及今人就颇费踌躇了。茶业界的诸位同仁,乃至著作丰厚,影响较大的一代师长,笔者深为敬重。至于学术观点上的歧见,笔者以为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绝不包含任何褒贬之意!

在做学问上,笔者不敢苟同陈椽先生“要倾向于大多数人论证事实”的善规,人云亦云,而以为当如树木立人、堂堂正正,站得直、立得稳,胸中只有一株仅向真理低头的成竹。笔者还以为,在学术研讨中,不应当存在什么违心地“向积极靠拢”和“向消极靠背”的问题,只要立论有据,言之成理,并无政治背景,即可坦荡相举,不必遮遮掩掩地“犹抱琵琶半遮面”,因为,毕竟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十几年了!

由此,笔者想到了在目前的茶文化活动中应当提倡一点争鸣,提倡一点一分为二,一分三。一言堂,一花独放,一锤子定音,或是一味依循旧说(并非旧说都不可取)的一面倒,既不符合辨证法,也不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其二,“茶贵新”,学术也贵在“出新”——有新解,有新识,有新的突破,犹如春蚕脱去旧壳,换上新衣一样。在这点上,老一辈师长尽可大度一些。其三,争鸣应当有理有据,有板有眼地摆事实,讲道理。贴标签、打棍子、扣帽子是无以服众的,反而显得自己底盘的空虚和软弱。

举江泽民同志的一言以为结束的共勉:“在学术研究中,一定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要允许不同的学术观点共存,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相互切磋,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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