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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大理国茶叶生产与消费刍议

当时的云南茶以攀登采摘大树茶为主,大约在大理国统治时期,紧压茶生产技艺从中原传入云南。外来文化与本土传统互相叠加,促使云南茶叶生产、消费和贸易进一步繁荣。

本文全文原题转载自《农业考古》2017年第2期,作者张海超。

作者简介:张海超,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政权十分倚仗茶税收入,而茶的对外贸易更是支持了国家经济的长久繁荣,因此,学界对中古以来的茶业发展一直也颇为关注,在专卖制度、茶马贸易等专题以及经济、军事、外贸等领域已积累了很多成果。近年来,随着文化史研究的肇兴,学者们开始更加重视茶在人类文明史上扮演的角色,英国学者阿兰•麦克法兰曾高度评价茶对于推动中国文明发展的意义:“第9到13世纪人口突然急速增长和经济发展而积累的财富,以及劳动密集的水稻文明在长江三角洲传播,都因为茶叶而成为可能。”[1](中文版序P13)此外,受产业崛起的影响,以“茶文化”为核心的“新史学”研究目前也十分兴盛,尽管有可能夸大了这一物种对于帝国兴衰所起到的作用,但诸如《茶叶江山》[2]  等书籍的热销还是提醒我们把茶与文明史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的工作仍有很多可以开掘之处。

如果把目光转向西南,茶业的兴盛可能同样为中古云南的文明进程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而相关的讨论目前看来是十分不够的。云南在元代获得行省的地位,但有关茶业发展情况的记录迟至明代才逐渐丰富起来,对此之前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尽管唐代已有了云南饮茶习俗的记录,但受文献缺失所限,对于南诏大理国的茶叶生产、消费和贸易情况仍缺少有效讨论。这就造成两种后果:相关研究要么存而不论一笔带过,要么认为当时云南茶业只有很低程度的发展。

近年兴起的全球史研究强调不同政体之间的关联与同步,这其实可以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在当时的东亚世界,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共享多种习俗的文化圈,这基本已是学界的共识。不过,学者们显然更关注儒家、佛教、汉字、律令等显性文化在各个政体之间的传播。对于物质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相关讨论也主要集中在工艺、矿物和物种的传播等少数领域。实际上,在相当大的区域内,饮茶逐渐被认为是文明生活的一部分而倍加推崇。在新罗和日本茶文化开始盛行的时代,控制了茶叶原产地的南诏国的茶叶生产不可能陷入停滞。当宋代的四川地区茶叶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的时候,毗邻的大理国政权也不会对茶叶经济采取排斥态度。全球史研究或许并不能提供太多的新史料,但作为一种必要的新视角,可以帮我们突破现有藩篱,不只局限于中国内部来理解区域历史发展的进程。南诏国与唐时战时和,但一直都是学习中原文明的急先锋,同时,它也与东南亚和藏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云南茶业的讨论也需要同时考虑多种方向与维度。唯有如此,方能从一些“蛛丝马迹”中连缀出中古时代云南茶业的发展图景。

云南茶业兴起的东亚背景

中国很早便有了饮茶的习惯,但唐代是饮茶习俗真正普及的第一个高峰。根据前来访学的日僧圆仁的记录,行旅所致,无论是官府还是寺院、一直到贫民家庭都有待客饮茶的习惯。[3]  这足以说明“茶在唐代后期已相当流行,不仅上层社会,而且在广大农村中也相当普及”。[4](P281-282)在中原王朝的带动下,饮茶习惯开始在东亚主要文明体之中普遍流行,新罗、日本、南诏和吐蕃以及内陆亚洲的一些部落和邦国的茶叶消费都逐渐兴起。饮茶成为当时东方世界的重要潮流,尽管在具体的饮用方式上可能会有差别,但不能否认以唐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在某种程度上同样也是茶叶的消费圈。

新的消费习惯的兴起促使了茶叶生产规模和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一些名优品种逐渐脱颖而出。作为一项可能的财源,从建中三年(782)开始,朝廷便着手讨论对茶征税,文宗贞元九年(791)“初税茶”,“自是岁收茶税四十万缗”。[5](P7661)太和九年(835)十月,朝廷决定推行榷茶制度,[5](P8029)不过因为政治动荡,只维持了两个月便宣布废止。终唐一代,对茶叶销售的管制都不太成功。

政府控制茶叶销售,必然会导致价格攀升,消费者相应也要付出更大代价,官方垄断还会损害到茶农和茶商的利益,所以反对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但是,面对财政开支的巨大压力,急于拓展税源的政府是不会放弃这种机会的。宋建国后,也一直试图将茶叶的生产和流通控制在政府手中,经过几次调整之后,终于借茶马互市的国防大势得以实现。

与唐相比,宋代茶叶的消费量和政府的税收都大大增加了。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此时的优质茶叶仍是比较珍贵的消费品,朝廷赐茶对官、民、僧侣都是很高的荣誉。因为得之不易,以致于在“以新为贵”的前提下,作为一国之君的宋徽宗在其所著的《大观茶论》还讨论过让陈茶保持新鲜口感的方法。[6](P106)

受自然条件所限,周边政权多不产茶,所以茶也顺势成为国际贸易的一项大宗商品。需要重申的是稳定的贸易关系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茶叶消费习惯已经在周边地区普遍确立,日常消费量已十分可观。那么,在当时的整个东亚大陆和邻近的海洋国家都因为茶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作为茶原产地和重要产区的云南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由于历史记录存在明显缺失,限制了我们对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茶叶生产与消费情况的讨论。“茶出银生城诸山,散收无釆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7](P103)以上短短几句话,便是当前能够找到的唐代关于云南茶叶的全部记录。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显然不能就此结束,必须将其与实际存在但没有文献存世的情况一同讨论。

从《云南志》的记录看,南诏国的情况应该与东亚同步,当时饮茶习俗已经逐步扩大。因为本来便是茶叶产地,运输成本相对较低,再加上没有证据显示政府曾对其课以重税,饮茶更容易成为一种风靡整个王国的习俗,而不只是限于贵族阶层。大理国时期,茶的地位还有更进一步提高,普通乡间也出现了初级的交易市场。这一点从稍晚的记录可以推测得出。大理国被蒙古攻灭后,元朝廷派遣来的使者和官员李京撰写的《云南志略》一直被认为记录下了很多大理国时期便已存在的边疆地区日常生活而被学界所重。其中“诸夷风俗”一节提到:金齿百夷(今傣族)“交易五日一集,旦则夫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8](P93)茶显然已经是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物资了,但由于商业贸易整体而言并不发达,难免会有以物易物的形式存在。

南诏大理国的茶叶生产

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茶叶在“10至12世纪,继续传到吐蕃,并到达高昌、于阗和七河地区,而且可能经由于阗传到河中以至波斯、印度,也可能经由于阗或西藏传人印度、波斯”。[9](P141)上述具有饮茶习惯的地域无疑已经十分巨大,但还只是传统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宋会要辑稿》中也提到了海上贸易的情况:“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丝、瓷、茗、醴之属,皆所愿得。”[10](P8372)茶叶和丝绸、陶瓷等中国特产一样深受外国消费者喜爱,通过海路,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此时的茶叶已经成为早期全球化时代的重要商品,在中国很多地方,种茶、制茶日益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主要产业。

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吕陶的“奏疏”里说:四川“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11](P4)可见当时茶叶经济的繁荣。受到茶马贸易的刺激,四川茶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此时的云南虽然与宋管辖下的四川之间的官方联系基本已经中断,但民间的往来显然仍在继续,根据使者的记录,曾见到避乱的百姓迁入大理国境内。[12](P246)四川茶叶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大理国主导下的云南没有理由忽视这一重要财源。实际上,大理国的商人确实把茶卖到了当时大力经营茶马贸易并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宋国,虽然后者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茶叶出口国。

根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从11世纪后期的政和年间开始,每岁冬至后,大理和大宋双方会在边界地区开展贸易活动,所谓“博易于市”。宋以收购马匹为目的,但大理国人并不像其他周边政权一样需要宋的茶叶,反而在他们带来交易的众多货物中,茶叶排名很靠前。[13](P1095)这一交易活动至少持续了半个世纪,甚至在双方的主要贸易地点转移到广西横山之后,仍在部分延续。

无论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战是和,唐宋的知识分子都无法了解南诏大理国境内的详细情形,而云南本土史料亦已不存,我们有时必须依靠今天川滇交界地区的记录来推测中古时期云南的茶叶生产情况。虽然并非直接来源,但这些地方与南诏大理国相邻,地理和气候条件和云南相仿,而且许多民族与南诏大理国颇有渊源,彼此关系盘根错节。唐宋时代的相关文献,确实可以填补区域文化史记录的空白。

“泸州有茶树,夷僚常携瓢实侧登树采摘”,[14](941册P657)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关于攀爬到树上釆茶的记录,而云南至今多有高大的茶树分布,攀树采茶仍然是一项常见的传统,所以我们几乎可以将它视为云南采摘大树茶的古代记录。泸州与云南关系密切,上文提到的大理国与宋的交易场所便在泸南,而一直到近代,这里仍是云南下关、普洱所产茶叶销往藏区和内地的重要贸易中转地。以泸州的事例推测云南的情况应该并无太多风险。

最早关于大树茶的记载出自《茶经》:“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15](P3)重庆南川现存的古茶树或许正是这一古老记录的当代遗留。当时云南茶区种植同样都是大树茶,显然也存在同样的景观。尽管中国南方诸省普遍都有古茶树存世,但论及分布区域之广、密度之高和树龄之久,都难以和云南相比。作为历史上重要的茶叶产地,云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延续了许多世纪的种茶、制茶的历史,邦崴过渡型古茶树遗址和景迈栽培型古茶林遗址,在地方文物志中都被登录为唐代文物,[16](9290)虽然后者现存的古茶树树龄可能未必会有那么早,但这些仅存于云南茶区的“活文物”可以从侧面证明古代茶叶产销的旺盛。

唐代的茶通常以串作为计量单位,这就要求把茶叶压缩成特定的形状。此类工艺会对茶叶口味带来一定影响,但它得以流行的主要原因是便于运输,因为可以大大减少茶叶占用的空间,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服务于长程贸易的工艺。《茶经》引《广雅》的记载:“荆巴间釆叶作饼”,[15](P45)显示紧压茶工艺已经在靠近云南的地域出现,但从上文所引樊绰“散收,无采造法”的观察来看,尽管邻近的荆楚地区最迟在唐代已经流行压制茶叶的工艺,但当时的云南主要产茶地似乎还是以生产散茶为主,至少云南境内的消费者主要喝的还是散茶。现今用石磨压制的普洱茶饼被认为传承了最正宗的唐宋工艺,但当前的研究无法回答压制茶在云南兴起的具体时间。实际上,古人也有同样疑问,檀萃《滇海虞衡志》云:尝疑普洱茶不知显自何时?[17](P220)云南学界普遍认为普洱荼为代表的紧压茶技术是明代传入的,[18](P646)从逻辑上看,实无太多可能,因为随着明代炒茶工艺的成熟以及饮用散茶习惯的兴起,中原地区的紧压荼生产迅速没落,虽然没有完全绝迹,但显然已不具备向云南传播的可能。《滇略》中提到云南的饮茶习俗:“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19](P691)作者谢肇淛把饮用普洱茶视为云南的地域习惯,显然已不清楚其起源。诚然,一直到明代的文献才出现普洱茶的记载,但云南开始生产此类茶叶的时间显然要往前推。

云南生产紧压茶的工艺,最迟是在大理国时期传入的。除《云南志》外,宋人其实也有类似记载:《续博物志》称“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20](P98)以往的研究很少会仔细分析李石的记录,多认为它是传抄了唐人的记载。两相比对,我们其实能够发现其中的微妙差别。在宋代的记录中,有关云南茶的记载只剩下“采无时”、“无采造法”的评价被取消。细微的变化背后可能含有深意,其中最可能的原因是大理国的造茶技术出现了改变,开始大规模制作紧压茶,在宋时看来,釆造之法显然已经具备。只是因为气候原因,茶叶一年四季都能采收,不像中原地区只重视春茶,所以“采无时”的记录得以保留,而“杂菽姜烹而饮之”显然继承了唐代的饮用方法,与宋时最为流行的煎茶法有了明显区别,所以被再次强调。一方面,这可以视为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导致的技术同步,宋人习惯的加工方式可能影响了云南茶叶制品的最终样态。另一方面,紧压茶更方便运输,这在长途贩运过程中可以节省宝贵的空间,便于通过马帮的长途巡回贸易,销售到西藏等地。何况,根据上文所引史料,向最主要的茶叶生产国宋出口的数量也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佛教传播与云南饮茶习俗的风行

我们从保留至今的各类文献中都能够看到中古时代的士大夫阶层对茶的喜爱,宋代流行的斗茶更是将茶艺活动推到了巅峰。其实庙宇中的上层僧侣也是茶文化普及的积极推动者。以往在讨论中国早期饮茶史时,陆鸿渐所著的《茶经》被广泛征引,但赵州禅师著名的“吃茶去”典故的流行其实也指明了茶对于佛教界的特殊意义。唐代古籍《封氏闻见记》提供了茶叶与佛教关系的最佳示例:“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至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鲁、沧、棣,渐至京邑……”[21](P51)按照一般说法,饮茶具有提神醒脑的功用,所以首先从禅堂中风行,僧侣也成为早期茶叶消费的主要推动者。

法门寺曾出土整套的金银茶具,这是唐懿宗供养给寺院的,从中不仅能够看到皇室对饮茶习俗的推崇,同时也表明茶与佛教仪式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此外,流传于日本的载有唐代密宗大师惠果和尚生平的《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22](第50册P294)中屡次提到大师接受朝廷赐茶十串、二十串,这种被严肃记录下来的荣誉亦凸显出茶在维持宫廷与佛教领袖之间的关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按照一般说法,日僧最澄更是直接将茶种从中国带到日本,从此东瀛逐渐也有了本土的茶叶生产。[23](P38-39)

茶业的兴起与佛教信仰存在密切关联,这一点藏区的记录也能证明:“买茶叶的、卖茶叶的以及喝茶的人数目很多,但是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衮布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24](P145)此说在讨论蕃汉关系时经常被引用,但在现有的茶史研究中征引较少,其中对汉地和尚作为茶叶品饮专家身份的认定其实也是十分值得关注的。

在佛教仪式中,焚香比奉茶显然更加流行,但后者也逐渐成为献给神佛的重要供品。天台山国清寺的“罗汉供茶”名噪一时,《三国遗事》也记载了新罗景德王时期有僧侣“每重三、重九之日,烹茶向南山三花岭弥勒世尊”。[25](P122)当然,更加常见的情况是僧侣之间以茶为媒介进行往来。圆仁的日记里多次记录了接受高僧招待饮茶的情形,而《历代法宝记》也载有著名的无住和尚受托“将此茶芽为信奉上金和尚”,[26](P92)可见居于四川的高僧彼此往来时,流行将茶作为一种重要的礼物。此间提到的金和尚与云南佛教界渊源颇深,描绘南诏国历史的《南诏图卷》其文字部分保留有金和尚与云南使节交往的对话。

国内学界其实很早就注意到宗教界在唐代饮茶习俗的推广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从以上讨论可知,这种情况应该并不限于中原,周围的政权都深受影响。尽管我们无法轻易推测出当时云南寺院中僧侣们饮茶的具体细节,但云南茶的发展也与佛教有密切的关联,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徐霞客游历云南时注意到大理感通寺中生长的大树茶:“中庭院外,乔松修竹,间作茶树,树皆高三四丈,绝与桂相似。时方釆摘,无不架梯升树者。茶味颇佳……”[27](P543)这些茶树高约10米,采摘的时候需要借助梯子爬上树,树龄应有数百年。寺内明代碑刻《感通寺寒泉亭记》的记载亦可作为补充:“点苍山末有荡山,荡山之中曰感通寺,寺旁有泉,清冽可饮。泉之旁树茶,……采茶汲泉烹啜之数百年矣。”这基本可以算作感通寺植茶史的简单回溯,由此可知当地僧侣在寺院中植茶制茶的历史最迟也可以追溯到大理国时期。

除大理感通茶外,宜良宝洪寺的宝洪茶、昆明西山太华寺的太华茶等都在明代开始享有盛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产茶闻名的寺院始建的时代都在南诏国,情况应该与感通茶类似,可能早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寺中的僧侣便有了栽培茶树并加工、品饮茶叶的传统,一代代传承延续,一直到明代,它们才逐渐被外来的汉人以及本土学者记录下来而广为人知。

依靠现有文献,我们无法详细探究中古时期云南僧侣饮茶的具体情况,但佛教作为南诏大理国的国家宗教,拥有众多的僧侣,再加上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深受佛教文化影响,“一年之中斋戒几半”,[8](P77)王国内存在一个相对庞大的有饮茶习惯的阶层,茶叶的消费量也会很大。或许如吐蕃一样,这里也有从唐宋远道运来的名贵茶叶,但有能力消费的应该局限于贵族阶层和高级僧侣,更常见的应该是云南的产品,本地的消费量足够维持王国的茶叶经济。

其实,本土学者早就注意到“大理古代饮茶习俗得到进一步的普及与佛教在大理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只是提及“佛教的兴盛,客观上促进了饮茶人数的增加”。[28]  从感通寺茶的例子来看,南诏大理国的佛教名刹应该有深远的植茶传统。僧侣日常饮茶,在佛教仪式上奉献茶,朝廷赐茶给著名的僧侣,而僧侣之间也以茶作为礼物进行往来,即便缺少直接记录,这些都是很容易推测到的。

总结和拓展:茶业与南诏大理国社会

如果对史料中出现的茶叶产地进行标注、整理,可以从地域的逐步变化中看到从唐到宋中国内地荼叶产业的壮大过程。但是,云南却是一个例外,尽管本省植茶饮茶的历史最为久远,但相关记录出现在文献中的时间却是最晚的。中国古代文献严重受制于汉人学者的经历和视野,对它们解读与使用必须要考虑到材料本身的局限性。另外,在直接记录缺失的情况下,唯有积极拓展材料来源,比如利用自然科学中的物种知识以及田野调查收集到的信息等,加上合理推定,建立一条符合逻辑的证据链,才能重构南诏大理国的茶叶发展图景。

对于南诏大理国茶产业的关注,并非单纯要把云南茶文化和茶业经济的发展历史往前推。通过对茶叶生产与消费的讨论,可以为我们理解云南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提供新的视角。实际上,饮茶习俗的风行是席卷整个东亚和中亚的消费潮流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云南是不能从以唐宋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中切割出来的。南诏国的茶叶消费习惯注定要受到唐的影响,而宋以后茶叶在中国各地都成为不可或缺的日常饮料,大理国的茶叶消费相应也会跃上新台阶。云南本土有深远的饮茶历史,但对于南诏大理国王权来说,饮茶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同时也是融入东亚文明体系的符号,外来文化叠加在本土传统之上,促使了本土茶叶消费的进一步繁荣。

以往的研究十分关注缺少战马的宋与游牧政权之间以茶换马大业的推行,现在的学界则更加关注古代国家如何通过控制茶叶流动的方向和外销量实现削弱敌对势力的目的,可见茶叶绝非是一种单纯的饮料,它在境内外流通的背后可能蕴含着丰富的权力与政治意味。进一步观察南诏大理国的贸易格局,可以发现王国势力西进和南下的过程中,所控制的众多附属部落都分布在产茶地区,而对北部亲近吐蕃的鹤庆、剑川一带势力的整合以及对西昌等地的占领,其实也有效地确保了对藏茶叶贸易的安全。南诏大理国一直致力于将文化迥异的众多的民族势力联合在一起,茶的生产和销售促进了这种接力式贸易网络的不断完善和巩固。同时,食盐、药材等重要物资也在这条路线上运输,不仅满足了沿线各民族的生活所需,也为构成今日云南疆土的雏形奠定了基础。

虽然南诏大理国史一直都是云南史研究的重要题目,但当下的讨论很少会论及这一时段茶业的发展。现有研究往往更加重视传统农业,美国学者巴克斯认为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显然是南诏国最主要的经济”,[29](P142)而基本代表了云南史研究最新进展的《云南通史》一书,也详细讨论了包括畜牧业和养殖业在内的更宽泛的农业领域的成就。[30](P96-99)它们均未论及这个时期的茶叶生产和贸易情况。这个地方强国是否具备大规模发展粮食生产并以其作为赋税基础的条件实际上是应该存疑的。毕竟,在多山的云南,只在特定区域内才存在当时世界比较发达的农业。对茶业发展的讨论,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南诏大理国政权的性质,它是否如传统中国王朝一样具有农业立国的倾向?此外,从《云南志》、《续博物志》的记载看,没有证据显示南诏大理国曾有建立茶叶专营制度的企图,在蒙、段两氏的统治下,这个西南王国显然也没有选择中原王朝一贯坚持的由高赋税和复杂官僚体系支撑的政治道路,相反,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是一个鼓励贸易的政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并非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地方政权。对其性质的理解,还需置入到更为广大和多维的参照系中进行,而对南诏大理国茶业发展情况的讨论或许可以为我们打开一个全新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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