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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万里茶路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中俄万里茶路形成的丰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于当下我国政府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具有鲜明的当代意义。

本文全文原题转载自《农业考古》2015年第5期,作者刘晓航(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茶叶之路》课题组成员,武汉炎黄茶文化研究会顾问,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教授)。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知道从汉代至元代,在中国的西部有一条丝绸之路,曾经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这条国际商道随着公元7世纪后,阿拉伯人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大漠风沙的侵蚀而逐渐湮没。但是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又出现一条新的穿越亚欧大陆的国际商道,它就是从我国的江南茶区通向中原、华北、北方草原、蒙古高原,纵深进入俄国的西伯利亚,延伸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和欧洲的万里茶路。这条全长13000多公里的茶叶贸易商道繁盛近两个世纪,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的辉煌,是近代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成功的典范。俄国人至今仍然称它为“伟大的茶叶之路”。2013年3月23日访问俄罗斯的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指出:从17世纪开始的万里茶路到今天的石油天然气管道是推动中俄两国经济发展的“世纪动脉”。中俄万里茶路形成的丰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于当下我国政府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具有鲜明的当代意义。

在近两个世纪里,沿着这条万里茶路,自南向北,从中国南方产茶区,经中原,华北到北方草原,蒙古高原,西伯利亚腹地直到欧洲,由于长达万里的茶叶运输及中俄边境的的茶叶贸易形成多条运输茶叶的商道,沿着这些运茶的商道,形成一座座城镇,促进了中国的江南文明、中原文明、北方草原文明,与俄国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文明和欧洲大陆文明的交流与融合。这种不同地区文明融合形成的历史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万里茶路具有东方农业文明西输和西方工业文明东输的普遍价值,是东西方文明相互转型的典范

万里茶路通过近两个世纪繁盛的大宗的茶叶贸易,使得中国向世界输出传统的农业文明的同时,欧洲国家也借助万里茶路向中国输入近代工业文明。这不仅仅是茶叶贸易,还包括西方的金融制度、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和现代城市文明对中国内地的影响。在万里茶路兴起之初,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大茶园和现代机器生产的大茶厂。茶叶的种植、采摘与加工的承担者一头是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农户,甚至没有大规模的茶园,大多数是农户在田头屋后种植的茶树林,另一头是以经营商业为主的茶栈茶行。晋商从明末清初携带大量资金和种植及加工茶叶的技术到南方茶区投资,建设成片的茶园,敢为人先地开拓长江和汉江水系北上的水陆联运的运茶路线,使茶叶的种植加工、运输、销售、金融资本的运作形成一条龙,已经具有资本主义初期的经济运作方式。1861年,根据中俄两国签订的《北京条约》以及之后两国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汉口茶市开放,大批外商涌入已经国际化的汉口茶市,它标志着茶叶贸易的商业资本已经从简单的流通领域开始走向工业资本主义。一年四季奔忙在万里茶路上的商茶队,虽然是肩挑车推、江河木舟、骡马驼队,沿用的是传统的交通运输方式和线路,但是它却是一条全新于丝绸之路的新型的国际商道。与丝绸之路相比,万里茶路不仅仅是一条东西方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之道,它在向欧洲输出中国农业文明的同时,也将西方的工业文明带入中国的腹地,加快了这个东方文明古国进入现代化工业时代的进程。而经济全球化的最初的元素就是金融资本的运作、大机器生产和轮船火车现代交通工具。

地处长江中游,长江和汉江交汇点的汉口,兴盛于明清,以商业贸易起始。具有“九省通衢”的地域优势,在万里茶路的辉煌历史上汉口是最大的茶叶集散地,中国外输茶叶有65%是从汉口输出的,80%的输俄砖茶也是以汉口为起点的。所以西方称汉口为“东方茶叶港”。随着茶叶贸易的兴盛,汉口在贸易上的影响力远不止国内,到1861年汉口开埠后,汉口的的国际贸易地位日益突出,已经从内陆商品集散地转变为国际通商口岸。茶到汉口盛,汉口因茶兴。南方产茶区的茶叶经长江,汉水汇集于汉口,俄商继英商之后,在汉口建立茶商办事处,直接收购红茶,两年之后,俄商已经不满足在汉口从华商手中收购茶叶,他们直接深入到鄂南的羊楼洞茶区,直接从茶农手中收茶,在那里自行开设茶厂生产青砖茶和米砖茶。随着中俄砖茶贸易的不断扩大,汉口作为茶叶集散地的中心市场地位日显突出,1873年俄商开设的“顺丰”等三座茶厂从羊楼洞搬迁到汉口的俄国租界的长江边,还建了专用的茶厂码头,俄商李凡诺夫第一个将代表近代工业文明的蒸汽机引进汉口,使砖茶压制方式从“手工时代”跨入“机器时代”,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据汉口海关资料的记载:1874年,汉口输出砖茶83402担,到1877年猛增到152339担,4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到1890年后,汉口输往俄国和欧洲的砖茶,每一年达到100万担,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到1894年,汉口已经有俄商开设的四家砖茶厂,共计安装了砖茶压机15台、饼茶压机7架,日产砖茶2700担、饼茶160担。据统计,到二十世纪初,俄商顺丰、新泰、阜昌三座茶厂已有资本金400万两海关银、资产500万两海关银,年产值达到5300万两海关银。据江汉关的不完全统计,从1892-1901年的10年间,经江汉关出口的砖茶和茶饼价值达到26415574两海关银。在制茶季节,俄商茶厂雇佣的工人达到5000多人,各厂动力均在900马力以上。俄商茶厂成为湖北和汉口最早的近代产业,俄国制茶厂的工人成为汉口第一批产业工人。汉口因此成为与上海、天津并列的中国近代三大工业基地之一。

以俄商在汉口开办机器砖茶厂为开端,德、英、日等国商人也先后来汉口开办以加工业为主的各种近代工厂,到1911年,外资在汉口的工厂达到30多家,总投资1500多万两。这些行业包括制茶、榨油、面粉、烟酒、冶炼、电力、机械、修理、工程建筑、蛋品加工,棉花打包等,其中创办于20世纪初的英商和记蛋厂雇工达2000多人,年产蛋品7000多吨,并且在全国各地开设了108个分厂。汉口外资工业的发展,激发了武汉民族近代工业的崛起。1889年,洋务派代表、官僚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面对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为了自强自立,他先后在武汉建立亚洲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及在国内纺织业著名的湖北丝麻四局等一批大型工厂,使武汉成为中国近代钢铁、纺织工业的发祥地。受洋商和官商的影响,武汉三镇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纷纷开始投资近代工业。由此可见,万里茶路的兴盛、茶叶贸易的发展、西方的工业文明、大机器生产和现代企业管理,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以使用蒸汽机为标志,武汉工业在汉口以制茶工业起步,激发民族工业的突飞猛进。这种东西方文明融合,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现象,不仅在汉口,在万里茶路沿线的城市,沿海地区的茶叶出口港城市如天津、广州、福州、宁波,厦门等无不如此。

二、万里茶路的繁盛的茶叶贸易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群,促进了城乡近代工业化进程

在近两个世纪里,万里茶路从中国南方的产茶区一路北上,出境后横跨亚欧大陆,沿途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群。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运输、市场销售形成庞大的物流、资金流、人力资源流、信息流,促进了不同地区近代工业化的进程。马克思说过:“商业的发展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的发展为前提条件。”万里茶路的兴盛有力地推动南方产茶区的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及相关产业的发展。随着沿途一座座新兴的城镇的出现,使得运输业、金融业、建筑业、服务业从南方向北方边疆推进,促进了这些地方近代工业化和城镇化。恰克图的边境茶叶贸易同样使俄国西伯利亚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大批移民从俄国西部的欧洲地区涌向西伯利亚和远东边区从事经济开发,促成从俄国的西部到东部,沿着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出现一大批繁荣的城镇,商业活动非常活跃。这种双向的流动促进了欧洲文明与华夏文明的融合。

大宗的茶叶贸易需要成片的茶山茶园和大批的劳动力。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早在明代中叶,中国的茶叶已经通过荷兰商人出口到欧洲。到17世纪,中国的红茶和砖茶在俄国和欧洲已经形成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市场。尤其是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对茶叶的需求已经到了“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他们必须依靠饮茶来消食化腻,补充由于缺乏水果和蔬菜需要的叶绿素。茶叶,特别是米砖茶、青砖茶成为游牧民族一种“成瘾性消费品”。输入俄国的砖茶的原料主要来自中国南方的产茶区的福建武夷山,江西铅山,湖南的安化,湖北的羊楼洞等中心茶区。砖茶最大的加工集散地是被称为“九省通衢”的汉口。投资茶叶种植加工制作、运输和营销的却是来自非产茶之省的山西,陕西。

清代康熙年间,为了平定蒙古准格尔葛尔丹部的叛乱,清政府开始放宽禁止汉人到蒙古和大西北民族地区经商的限制,以满足蒙古等草原牧区对内地的生产工具和消费品的需求。康熙和雍正、乾隆三朝为征讨葛尔丹部叛乱,任用善于经商的晋商置办粮草给养,精明的晋商沿着长城内外的集镇为据点,由近到远深入到蒙古全境和中亚边境地区经商,并将目光投向与蒙古比邻的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在这些广袤的游牧地区最需要的商品就是茶叶!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茶叶市场空间。敢为人先的晋商不辞劳苦艰辛,南下江南茶区,投资置办茶叶,并且开辟出一条以长江、汉江水系和水路联运的运茶线路,在中国境内就有5000多公里,运输时间需3-4个月。晋商起初在福建武夷山收购红茶和砖茶,每一年雇佣成千上万的农民从事茶叶的种植,釆摘和加工制作,茶市开设在武夷山的下梅村、赤石和星村。茶农将茶叶用独轮车翻山越岭110公里,到闽赣交界的江西铅山的河口镇,开始水路运茶,从信江经鄱阳湖到九江,入长江,到汉口集散,再逆水汉江北上700多公里至襄阳,换乘小舟“扁子”从汉江的支流——唐白河行驶140多公里到达水运的终点河南的赊店镇。改用骡马北上,从洛阳的孟津渡口过黄河,穿越崎岖的太行山,进入晋商的大本营晋中的祁县和榆次,继续北行。到了雁门关,茶路分东西口北行:东口从张家口沿张库大道1500公里,继续北行300多公里就是俄国边境的恰克图(俄语有茶的地方)进行交易。西口从晋北右玉县的杀虎口往清廷节制西北六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归化(今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北上经二连浩特到库伦(今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再到恰克图。万里茶路的产业链群吸收了沿途几十万劳动力,振兴了沿途城镇的各行各业,特别是运输业与服务业。万里茶路在中国境内的2000多公里水路、沿途码头、茶栈、货场,吸纳大批城市劳动力和农民,形成众多的船帮和各个口岸码头工人的行帮,仅水上行船就换了3种,在信江、鄱阳湖、长江上的行舟是适应江面宽阔、风高浪急的“鸭稍子”,在汉江上行驶的是适应江上弯道多的“襄阳楸子”,在唐白河上行驶的是适应河道浅,狭小的小舟“扁子”。从赊店登岸,换成骡马大车,在太行山只能够用毛驴驮运,到了雁门关,穿越草原和大漠,只能够用骆驼了,仅旅蒙商号“大盛魁”就有2000多头骆驼。这又形成一支庞大的不同牲口畜力的产业群(养驼业、骡马行、大车店),万里茶路养活了多少人,它使沿途城乡百业兴旺!

咸丰三年(1853),由于太平天国起义,武夷山地区沦为战区,茶路中断,但是俄国市场对砖茶的需求未减。精明的晋商决定将茶源转移到同样也是产茶区、水运更加便捷的两湖地区,晋商选择了湖南洞庭湖边的安化和湘鄂赣三省交界的羊楼洞。这里的地理位置在北纬30度,有利于茶叶生长的气候、土壤、水质,这种地理环境具有不可取代性,所以茶叶质量优良,晋商在两湖地区投资茶叶种植加工,运茶的路程较武夷山减少了1000多华里,运费大大降低。位于鄂东南的羊楼洞自唐代开始种植茶叶,在宋元时期就是“茶马互市”的茶源区之一。晋商发现这里不仅茶叶质量优,而且水陆交通便捷,社会环境安宁还有当地诚实守信、可以信赖合作的乡绅阶层。晋商在羊楼洞大展宏图,使这个鄂南小镇迅速崛起,晋商在羊楼洞开设的茶庄70多家,1863年俄国商人也来羊楼洞开设茶厂。羊楼洞成为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的茶叶集散加工中心,商业繁荣,人口达到3万多人,有“小汉口”之称。1873年以后,俄国茶商虽然将三个茶厂搬迁到汉口,但是羊楼洞仍然是俄国茶厂的原料供应地。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运输不仅吸纳了三省交界的近十个县的农村劳动力,而且茶叶种植、加工、运输、储存所需的工具、包装材料(竹编的茶篓、茶匾、木箱、锡箔),烘焙茶叶需要的燃料(木炭)和运输工具(独轮车、马车、木船)都是就地取材,基本都是取材于横亘三省交界的幕阜山的出产,为当地城乡创造了许多财富,这些工具和原材料的加工制作也形成一个可观的产业链,使羊楼洞中心茶区逐步实现了由小型的手工业作坊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机器生产的工厂,同时对周边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使该地区的行业之间形成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推动了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近代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这种茶叶贸易促进一个地区经济繁荣现象在万里茶路沿线具有普遍性。如赊店在清代中期以前只是豫西南一处穷乡僻壤,雍正五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晋商开辟的万里茶路,处于汉江支流唐白河终端的赊店成为长达近2000公里水路运输的终点和水陆转运的中心,南来北往的物资商品大量在这里汇集转运,立刻使这个往日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成为商业重镇和交通枢纽。河南省在这里而不是在南阳设立了厘金局,每年征收过往客商的税金几乎占全省的三分之一。

三、大宗茶叶贸易,使中国金融业与世界接轨,推动中国近代经济的对外开放

以境外市场为主体的大宗茶叶出口贸易,需要巨额的资本金,特别是流动资金。从到江南产茶区投资茶山茶园种植茶叶,加工制作砖茶置办机器工具,每一年的春天釆摘茶叶,加工制作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几千公里的水陆运输又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待运到恰克图成交,差不多需要一年之久,资金的周转时间较长,只有拥有雄厚资金的晋商有这个实力,其他商帮无法与晋商抗衡。在清代中叶,在汉口有18家票号,其中17家是晋商的票号(另一家是云南人开的票号)。1861年,汉口茶市对外开放,英商、俄商,日商、德商等国商人纷至沓来汉口,大宗的茶叶贸易使得这些外商首先开设洋行和银行,才能进入中国的茶叶市场。这样西方的现代金融业与中国的资本市场接轨,促进一向闭关自守的中国金融业向现代金融制度过度,实现现代金融业的转型,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对外开放。

其实早在西方银行进入之前,汉口已经有相当广泛的金融业务,晋商票号和广东、安徽钱庄在汉口发展很快,为汉口茶市开放后的茶叶等大宗商品货物出口贸易、国际化奠定了金融基础。1861年,汉口开埠,汉口地处“九省通衢”的优越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原本形成的商业基础,使得外商将汉口视为投资经商的热土。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在他的专著《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中说:“汉口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封建社会晚期不可阻挡的商业力量结合,形成并维持着一个卓越的商业都会,一个代表接受欧洲文化模式之前,中国本土城市化所达到的最高城市水平。”大批的西方国家商人涌入汉口,开设洋行,继而开设银行。洋行是外国资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的经济组织,它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兼营多种业务,包括进出口贸易、出口加工、交通运输、货栈、银行、保险业务。仅在1891年前,在汉口经营的“洋行”就有32家,其中英国人开设的洋行占半数。其次是德国、俄国和美国。比较大的洋行有英商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太古洋行,美商美孚洋行、琼记洋行,德商美最时洋行、法商永兴洋行和俄商的新泰洋行、顺丰洋行、阜昌洋行。到了20世纪初,汉口的洋行超过百家,汉口逐渐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金融商贸区。1862年,被称为“洋行之王”的英商怡和洋行在汉口设立分行,最初主要经营轮船业,后扩大经营进出口贸易。据《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记载:怡和洋行内部设立船头、银行、保险、进出口四个部门,其中船头部下设立轮船、趸船、码头、堆栈四个办事处,办理各种航运业务;银行部开办“有利银行”,专门办理货物信托业务;保险部经营各种水火保险业务;进出口部经营茶叶、棉纱、棉花、牛羊皮、五金机械业务。怡和洋行拥有客货轮20多艘,行驶汉申、汉宜、申宜、宜渝等航线,在长江航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航运业的发展,促进了长江沿线的货物流通和进出口贸易发展。1877年,武汉的江汉关成立,繁盛的大宗茶叶贸易,催生了近代汉口海关制度,这是“汉口开启城市近代化的历程”的象征。外商银行一家一家在汉口出现,它们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这些外国银行为大宗茶叶贸易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外国资本的进入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本土的金融业与世界的接轨,大大推动了经济的对外开放的进程。这种对外开放表现在汉口已经成为高度开放的国际商业都市,先后有大大小小20多个国家在武汉设立领事馆,英、法、德、俄、日等国还在汉口建立了租界,其数量与规模仅次于上海。

四、万里茶路开辟的多条交通运输线路成为“一带一路”的今生前世

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中俄茶叶贸易活动中,晋商开拓了从江南茶区一路北上穿越整个中原、华北、北方草原、蒙古高原,横跨亚欧大陆的长达13000多公里的被俄国人称为:“伟大的茶叶之路”,这是一条水路兼程,翻山越岭,要经过蒙古荒漠、西伯利亚雪原、乌拉尔山脉的艰难商道,它是近代交通史的伟业、是近代经济全球化的见证、是东西方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的成果。

这条万里茶路无论在中国境内,还是在俄国境内还有几条分叉的路线。如从湖南安化生产的砖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部分是将初制的黑毛茶,经过长途水路联运到陕西的泾阳压制成砖茶,再输往西北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和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等国;从湖南资江岸边的安化启程,历史上曾经有四条不同的路线,其中主要以北上汉江,到距离襄阳北80公里的老河口(不是晋商输往俄国茶叶的船只到襄阳再转唐白河去赊店)转行汉江的支流丹江,在陕南的丹凤县龙驹寨上岸,用骡马运往安康,一直西行到距离西安北200多公里的泾阳压砖;再从泾阳启程往兰州运往西北几省,这条线路一直继续到1938年湖南白沙溪黑茶厂的创建人彭先泽先生揭开砖茶压制的技术,不再到泾阳压砖茶为止。清末左宗棠主政西北,整顿西北茶政,使黑茶占据西北市场,至今不衰。

2014年8月至10月,武汉市政府组织“重走中俄万里茶道釆访”,这个18人的采访团在56天里从武夷山乘越野车和大巴车穿越到了中俄万里茶路13000多公里的全程,一直到圣彼得堡,是全球第一个依靠乘车走完全程的万里茶路考察采访团。他们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从当地博物馆了解到,在19世纪末,伊尔库茨克茶商格里高利•舍利霍夫,还开辟了从伊尔库茨克到北美阿拉斯加的运茶路线。他成立了北美贸易公司,将从恰克图买进的中国砖茶,以伊尔库茨克为起点,往东北方向穿越远东的荒原和冻土地带,渡过冰封的白令海峡,一直到遥远的阿拉斯加。1867年,美国政府以720万美元,向沙皇俄国购得阿拉斯加,使其成为美国在海外的一个省,以后通往阿拉斯加的茶路中断,这条通往北美的茶路虽然只存在几十年,但是,它揭开了万里茶路除了穿越亚欧大陆外,还曾经一度延伸到北美大陆的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

1863年以后,俄国茶商到汉口和羊楼洞开设茶厂,俄商没有走晋商取道汉江北上的运茶路线,他们认为这条路途漫长而艰险,路上耗费的时间太长,成本太高了;他们改走长江的黄金水道,从汉口顺流而下到上海,后北上天津,从紫竹林登陆走海河,到达北京南的通县,将砖茶经张家口的张库大道1500公里运到库伦,最后北上300多公里至恰克图。从路程和时间上比较晋商的运茶路线节省了许多,运茶的成本也减少了。1891年4月,俄国皇太子(即后来继位的俄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访问汉口,他此行的最终目的地是海参崴,他去参加横贯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全长9282公里)的开工典礼。在汉口期间,他参加了俄国新泰洋行25周年庆典,同时提出“等西伯利亚铁矿路建成贯通后,所有在汉口的俄国茶厂生产的砖茶全部从上海北上经日本海到海参崴。”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通车,是年,来自汉口的砖茶全部通过长江到上海,再由上海通过定期的海轮运往海参崴,然后从西伯利亚铁路运往俄国全境。

除了上述的多条陆路外,俄国还开辟了一条通往欧洲的海运路线。其实,早在俄国人之前,来华釆买红茶的英国商人,从南方茶区将茶叶从长江运到上海南下广州,再穿越马六甲海峡、印度洋运到欧洲。1869年,英国人建设的苏伊士运河开通,从红海通过苏伊士运河就到了地中海,从东方通往欧洲的路程大大缩短。1881年,俄国茶商开辟了从汉口、上海到地中海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的定期航班,在高峰时期有8条“飞箭”型的轮船运送汉口俄国茶厂生产的砖茶,成本比陆路运输减低不少。到1902年运茶的总量达到126889担,价值白银1942588两。

这些运输茶叶的不同路线证明,早在几百年前,通过茶叶贸易,中国开通了通往中亚、西亚,直至欧洲大陆的交流传播亚欧不同地区文明的国际商道,它不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简单再现,而是近代经济全球化和东西方文明融合的结果。同样,中国茶叶外输欧洲开辟的海上运茶航线对今天重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很有意义的借鉴。

到了20世纪初,由于英国人在印度发现成片的阿萨姆野茶林,并开发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红茶,使世界茶叶市场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车,使得茶叶运输的交通路线发生重大的改变;由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产生的巨大社会变迁,曾经繁盛了200多年的中俄万里茶路终于无奈地淡出历史舞台;这是社会与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作为一条历史上的商道,今天它已经不复夕日辉煌,但是那些以茶叶贸易为主线所伴生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在沿途留下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它们所显示的厚重的兼具地域性和文化多元性的特点,见证了我国明代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同一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评价中俄万里茶路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对于研究中国茶经济和茶文化的历史,乃至世界交通运输史、国际贸易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注释:

本文参考了邓九刚《茶叶之路》,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钟伟民《茶叶与鸦片》,三联出版社2010年版;陶德臣《中国茶叶经济与文化研究》,长虹出版社2013年版;常士宣《万里茶路话常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美)罗威廉《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三联出版社2011年版;米振波《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周重林《茶叶战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刘晓航《穿越万里茶路》,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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