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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茶叶生产的兴衰沿革

武夷茶生产可远溯唐代,至明代,茶叶生产虽有所停滞,但“(武夷)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

本文全文原题转载自《中国茶叶》2013年5月(历史文化版),作者刘锡涛(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茶叶历来为闽江上游山区的传统产品,武夷茶是茶中之精品。武夷茶生产可远溯唐代,至明代,茶叶生产虽有所停滞,但“(武夷)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1]  降至清代,茶叶商品生产有较大发展,鸦片战争后走向鼎盛。

一、福建茶叶生产的兴衰沿革

福建茶叶大规模种植开始于唐代。肃、代年间,陆羽著《茶经》记:茶“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福建有武夷茶(建州茶)与福州茶,福州茶主要是方山露牙和正黄茶两种,《三山志》记方山茶:“唐宪宗元和间,诏方山院僧怀恽麟德殿说法,赐之茶,怀恽奏曰:‘此茶不及方山之佳’。则方山茶得名久矣……盖建茶未盛前也”。[2]《膳夫经手钞》记正黄茶:“福州正黄茶,不知在彼味峭。”直至唐末,建茶才开始出名,所谓“自建茶出,天下所产皆不复可数”。[3]  五代期间,建州茶生产更加兴盛,南唐统治建州时,还大规模组织人民种茶釆茶于北苑,并制造团茶,用特制的龙凤模压印,谓之“龙凤腊面茶”,简称“龙凤茶”,为贡茶。作为建州茶中突起的名品——武夷岩茶也已普遍种植。福建茶叶除了茶品有名外,其产量也颇为可观。唐代时,福建茶叶产量已居全国第五位,[4]  为全国重要产茶区。“丁氏旧录云,官私之焙千三百三十有六,而独记官焙三十二”。[5]  这些民间茶焙雇佣一些工人,进行统一的焙制生产活动。唐政府先在贞元间征收茶税,后又实行禁榷制度,茶税收入成为政府财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宋元时期,茶叶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当时茶叶“出于闽中者,尤天下之所嗜”。以北苑为代表的建安茶园被列为官茶园,成为各种茶叶之上乘佳品。周绛《茶苑总录》记:“天下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北苑茶品种繁多,《东溪试茶录》中记:“茶之名有七:一曰白叶茶、次曰甘叶茶、三曰早茶、四曰细叶茶、五曰稽茶、六曰晚茶、七曰丛茶,亦曰蘗茶”,制作贡茶的茶叶取用早茶以上的茶种,其制作过程十分讲究,也特别奢靡。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大观年后,建茶岁贡的数量约20余万斤,“岁贡片茶二十一万六千斤”,除上贡朝廷外,尚有贸易销售,其数量也不小。杨亿《谈苑》载,北宋中叶建州茶叶的年产量已达30余万斤,“迄今岁出三十余万斤,凡十品,曰龙茶、凤茶、京挺……”。南宋以后,建茶产量更是剧增。《宋会要辑稿•茶号》、《中兴会要》载,南宋初年建茶岁额891695斤,至乾道时,已突破百万斤大关,增至1003785斤。产量的剧增,说明当时植茶面积愈来愈大,如《宣和北苑贡茶录》记,建州当时植茶,动辄一次就种植或补植二三万株,可见其规模的宏大。元代福建茶叶产地已逐渐由北苑移向武夷山地区。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政府设御茶园于武夷山九曲溪,并以武夷岩茶焙制“龙团”进贡。当时崇安县令王梓《茶说》中记:“武夷山周围百二十里,皆可种茶,茶性他产多寒,此独性温,其品有二,在山者为岩茶,上品也,在地者为洲茶,次之”。但因受战乱影响,福建茶叶种植面积与产量有所下降。

明时,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推行朝贡制度。福建茶户不堪重负,导致制茶手工业一度萧条。贡茶制度废除后,才出现“诸山皆产茗”的新兴局面。“茶岀武夷,其品高佳……延平、丰岩次之,福、兴、漳、泉、建、汀在有之,然茗奴也。”[6]“武夷产茶甚多,黄冠既获茶利,遂遍种之。”[7]  清人梁章钜在《归田琐记•品茶》中也记:“武夷焙法实甲天下……武夷九曲之末为星村,鬻茶者骈集交易于此”。武夷山下居民“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产数十万斤”。[8]  这一时期,由于“西洋番舶岁来买”,[9]  使得武夷茶“水浮陆转鬻至四方”,[10]  蜚声海外。从1772年至1780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后,英国、荷兰、瑞典、丹麦、法国等欧洲国家商船争相来南洋或广州直接运出大批茶叶。据统计,这八年间,欧洲共出动船只186艘,运走76902吨。五口通商后,福建茶叶出口节节攀升,走向茶叶贸易的鼎盛时期。

1843年,五口通商对外开放,福建有两个:福州、厦门。其中输岀量最大的港口是福州港,因为福建茶叶主要在闽北武夷山地区,即闽江上游。据统计,1853年到1860年,福建红茶出口从初期的5.7%总量,增长到后来的42%。1854年,福建茶叶出口13万担,1855年,增加到27万担,1865年,更是达到惊人的55.7万担。1880年,福建茶叶输出量为80.1万担,其中红茶为64万担。可见福州开港后,福建的茶叶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到了19世纪70年代晚期,福州茶叶输出居全国之首,福州一跃成为驰名中外的茶港,福建地区的商业因茶叶贸易而繁盛一时。

二、闽江茶叶运输贸易鼎盛的原因

近代以后,福建茶叶对外贸易走向鼎盛,原因何在?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福州在鸦片战争后被迫成为开放口岸,这为茶叶的大量出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鸦片战争后1842年8月29日签定的《中英南京条约》中就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此后法、美等国纷纷效仿,这就为茶叶的大量出口提供了一个契机,虽然这带有强烈的侵略性质。英国选择福州作为首批掠夺的对象,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西方资产阶级对武夷红茶如饥似渴的需求,即“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11]

十八世纪二十年代饮茶风尚逐渐流行于欧洲,十八世纪后期,茶叶已成为英国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1721年,欧洲从中国进口茶叶1241629磅,1751年,达到2855164磅,一直到1757年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只开放广州一口与外国通商。1783年,英国政府决定由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中国的茶叶,“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为每年三百三十万磅,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12]  1834年,由于英国国内自由商人的强烈反对,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大量英国商人到广州进行茶叶贸易,茶叶销售急剧上升:

中国对英茶叶销售一览表

年份1836-1837年1837-1838年1838-1839年
红茶总计绿茶总计290212008818665258274687561333324950667728800
总计(磅)378398653338880140223866

资料来源:《丛刊•鸦片战争》(二),第647页。

其中,中英贸易中的红茶主要来源为福建武夷山区,武夷山红茶是英商主要之货。开关之前,武夷山红茶须水陆跋涉,运至广州出口。为攫取高额利润,英国政府要求有更为便利的茶叶交易市场,以便“能够直接获得武夷茶,而免去陆路运费以及在原价以外附加的内地通过税”。[13]  因此,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迫不及待地要实现它的愿望——开辟福州为通商口岸。武夷山到福州茶路的新开辟,客观上促使了闽江茶叶对外贸易黄金时代的到来。

其次,新茶路的开辟,使福州成为中国的一大茶港。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只开放广州一地为对外贸易港口。福建武夷山红茶出口,不能沿闽江而下到福州出口,而必须绕道由“内河过岭行走”。武夷红茶,主要产自崇安武夷山麓,集散于距崇安县城50里的星村和崇安城外15里的赤石街。从星村、赤石运茶至广州,须先将包装好的茶叶水运至崇安,再翻越武夷山而抵江西铅山,从铅山水运至河口,顺上饶江而下,出鄱阳湖,溯赣江而上,到赣州,再到南安,后翻越梅岭抵达南雄,最后通过水运到韶州,到达广州。这条“内河过岭行走”的贸易商路,全长1442.5公里,一般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自星村至广州一路共有七个税卡,加之“到英吉利国,每棒税饷又纳银三钱七分五厘”。所以,“茶叶运到英国买价与武夷山买价,岂止加数倍”。[14]

鸦片战争后,上海港迅速兴起,由“内河过岭行走”到广州的运茶路线转至上海港出口:以江西河口为茶叶的集散地,从河口水运至玉山,由人工搬运至浙江常山,“二埠间有广道,坦坦荡荡,阔约三十英尺,花岗石所铺,中国最佳路也”。[15]  从常山顺钱塘江而下至杭州,再经杭州至上海出口。这条路线全程930公里,24天可达,比原来“内河过岭行走”路线节省大量时间与运费。

好景不长。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武夷山通往广州及上海的茶路。咸丰三年(1853),福建巡抚王懿德向朝廷奏请暂弛海禁,允许上游茶叶改由福州海运出口。这一要求得到朝廷的同意。“海禁既开,茶业日盛,洋商采买,聚集福州”,[15]  尤其是“南台地方,为省会精华之区,洋行茶行,密如栉比”。[16]

再次,明清时期,福建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为近代福建茶叶贸易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明末清初,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衰弱,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福建多以经济作物(茶叶、烟草等)为主,粮食为辅,“故稻乏,皆仰给于浙直海贩”。早在道光年间,瓯宁士大夫蒋蘅在《禁开茶山议》中提出,仿古限田法,禁止增垦茶山,违反者,“从重科罪”,并要求将此禁“奏请于朝,著为永例”。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福建闽江上游山区茶叶商品生产得到了飞速发展。福建“地狭人稠”,明清仍然如此。农民为生存,“多植茶、蜡、麻苧、蓝靛、糖蔗、离支、柑桔、青子、荔奴之属,耗地三分之一”。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促使经济作物商品化,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反之,亦然。商品经济发展也促进近代福建茶叶贸易发展。不难想象,福建传统的茶叶生产在商品经济大潮下发展更是迅猛。

此外,内地收购茶叶的制度,即内地釆办制,对福建茶叶贸易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内地釆办制,就是洋行买办以洋行代理人身份携款到茶区收购茶叶,所收毛茶或就地焙制加工,包装成品运回福州或将毛茶运回福州加工包装。这一政策直接将内地茶叶经济与沿海茶叶贸易经济对接起来,茶叶贸易成为福州的经济主体。变过去广州的“行商-茶庄-茶农”贸易交流方式为“洋行-茶农”方式,闽江上游的茶农与洋行买办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茶农有了固定的销路,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

又次,关税的变革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福建茶叶贸易的发展。鸦片战争后,我国关税制度性质发生了变化。《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关税议定。道光二十三年(1843),“协定税则”出台。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将协定税则以条约形式确立下来。海关成了外国侵略者对华贸易利益的保护者和总代理。鸦片战争后,中国关税逐年降低。道光二十三年(1843),凡条约未加订明税率的货物一律值百抽五,这比清前期的税率,进口低58%-79%。咸丰八年(1858),进口货物税率又在1843年所定税率的基础上降低了13%-65%。尤其是子口税(即厘金制度)的实行——咸丰八年(1858),外国货由通商口岸运入内地或外商到中国内地购货出洋,只要缴纳一次2.5%的子口税,纳税后发给子口税单,沿途关、卡凭此单不再重征——极大地降低了外国商人从武夷山运茶出洋的成本,刺激了外商对福建茶叶的贸易需求。

可见,近代以来,随着福州口岸的开通,茶路的几次变迁,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茶叶采购制度的出现以及关税的降低等因素,福建茶叶商业化发展进一步加强.茶叶对外贸易达到历史的新高。

注释:

[1] 章朝栻等《崇安县志》,卷2。

[2] 梁克家《三山志》,卷41《上俗类•物产》,海风出版社,2000年。

[3] 蔡宽夫《诗话》。

[4] 林岑《福建茶事略考》,《福建论坛》1982年第4期。

[5] 宋子安《东溪试茶录》,百川学海本。

[6] 王应山《闽大记•食货考》。

[7] 周亮工《闽小记》卷1《闽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1页。

[8]《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武夷山部》。

[9] 陈棨仁、龚显曾《温陵诗记》卷2。

[10] 董天工《武夷山志》卷21,见《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福建省》第219号,成文出版社,1970年。

[11] 夏燮《中西纪事》卷9,见《丛刊•鸦片战争》(五)第519页。

[12](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页。

[13]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册,第59页。

[14] 魏源《海国图志》卷81,第8页,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44册。

[15]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44页。

[16]《申报》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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