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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贡茶

贡茶是中国古代专门进贡皇室供帝王将相享用的茶叶,贡茶制度是历代皇朝强加给茶农百姓的一副沉重枷锁。贡茶初始,只是各产茶地的地方官吏征收各种名特茶叶作为土特产品进贡皇朝,属土贡性质。

作者:程启坤,本文来源:福建茶叶网,程启坤,人,生于1937年3月。曾任理事长、常务理事。现还兼任中国茶叶学会顾问、顾问等职。1960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茶叶系,一直从事茶叶生物化学和茶叶品质化学和茶文化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的学术论文有100余篇。

贡茶是中国古代专门进贡皇室供帝王将相享用的茶叶,贡茶制度是历代皇朝强加给茶农百姓的一副沉重枷锁。贡茶初始,只是各产茶地的地方官吏征收各种名特茶叶作为土特产品进贡皇朝,属土贡性质。自唐朝开始,贡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上贡外,还专门在重要的名茶产区设立贡茶院,由官府直接管理,细求精制,督造各种贡茶。但无论是土贡,还是官营的贡焙,无疑都是对茶农的残酷剥削与压迫。贡茶制度实质是一种变相的“税制”,从茶业者深受其害,对茶叶生产的发展不利,这就是贡茶制度的消极作用。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历代皇朝对贡茶品质的苛求和求新的欲望,迫使历代贡茶不断创新和发展,因而促进了制茶技术的改进与提高。随着历史的发展,贡茶的品目越来越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贡茶的发展为中国名茶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正是如此,历史上的很多贡茶品目,沿袭至今,仍然保留着它的名称和传统的品质风格,这也是历代茶人对中国茶业的贡献。

1.贡茶的起源

据晋朝人常璩在公元350年左右所撰的《华阳国志·巴志》记述,以茶作贡品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率南方八个小国伐纣时,当时茶叶已作为一种土特产品纳贡。

宋代寇宗奭《本草衍义》记述:东晋元帝(公元317~322年)时,温峤官于宣城,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

唐代以前,长江以南不少地区都生产茶叶,以茶叶作为贡品是不足为奇的。

2.唐代贡茶

唐代之前,隋时就有僧人献茶於帝王者,明代顾元庆《茶谱》引述:“隋(公元 580~618年)文帝病脑痛,僧人告以煮茗作药,服之果效。”说的是隋炀帝杨厂在江都(现江苏扬州)生病,浙江天台山智藏和尚,为了向这位帝王讨宠,曾携带天台茶到江都替他治病,得茶而治之后,推动了社会饮茶的兴起。

到了唐朝开元中(公元713~740年),泰山灵岩寺僧人坐禅,昼夜不眠,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从山东、河北的部分地区,直至首都长安,“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封演《封氏闻见记》)。很多文学家、诗人,饮茶作诗,以示风雅。因此,唐代贡茶的兴起,与当时社会饮茶风俗的普及,帝王将相及文人雅士经常举办茶宴、茶会等有关。

唐之初仍以征收各地名产茶叶作贡品,一些贪图名位、求官谋职之土,阿谀奉承,投其所好,将某些地方品质特异的茶叶贡献皇室,以求升官发财。随着皇室、官吏饮茶范围的扩大,逐感这种土贡形式越来越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官营督造专门生产贡茶的贡茶院(贡焙)就产生了。唐朝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长兴和常州义兴(现宜兴)交界的顾渚山,每年役工数万人,采制贡茶“顾渚紫笋”。据《长兴县志》载,顾渚贡茶院建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至明朝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兴盛之期历时长达605年。在唐朝,产制规模之大,“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制茶工场有“三十间”,烘焙工场“百余所”,每岁朝廷要花“千金”之费生产万串以上(每串1斤)贡茶,专供皇室王公权贵享用。宋代蔡宽夫《诗话》述:“湖州紫笋茶出顾渚,在常湖(常州和湖州)二郡之间,以其萌茁紫而似笋也。每岁入贡,以清明日到,先荐宗庙,后赐近臣。”

每年初春时节清明之前,贡焙新茶——“顾渚紫笋”制成后,快马专程直送京都长安,呈献皇上。茶到之时,宫廷中一片欢腾,唐代吴兴太守张文规的《湖州焙贡新茶》诗,就写下了此情此景,诗云:“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说的是帝王乘车去寻春,喝得半醉方回宫,这时宫女手捧香茗,从御门外进来,那牡丹花般的脸上露着笑容,启口传奏新到紫笋贡茶来了。这首诗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荒淫生活。《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贞元(唐德宗公元785~804年)以后,每岁以进奉顾渚山紫笋茶,投工三万余人,累月方毕”,可见当时采制贡茶耗费人力财力的浩繁。

唐代诗人袁高曾写有一首长诗《焙贡顾渚茶》,又名《茶山诗》,反映了顾渚紫笋贡茶采制役工的艰辛和对此表示的愤慨。袁高,字公颐,唐建中年间,拜京畿视察使,后坐累,贬韶州刺史,复拜给事中。唐宪宗时,官为礼部尚书。在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袁高担任督造紫笋贡茶的湖州刺史。《茶山诗》云:“……动辄千金费,日使万民贫。我来顾渚源,得与茶事亲。甿辍耕农耒,采掇实辛苦。……阴冷芽末动,使曹牒已频。心争造化功,走挺糜鹿均,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从《茶山诗》可看出袁高对顾渚山农工蒙受贡茶之苦,深表同情和义愤。当时袁高将他的《茶山诗》随贡茶一并献给皇帝,这对后来的“减贡”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据《西吴里语》记载:“袁高刺郡,进(茶)三千六百串,并诗一章。”《石柱记笺释》补充说:“自袁高以诗进规,遂为贡茶轻者之始。”

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曾当过进士的李郢,有一首长诗《茶山贡焙歌》,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顾渚贡茶给当地民工带来的疾苦。诗云:“……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挂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帖摧,朝饥暮匍谁兴哀。喧阗竞纳不盈掬,一时一饷还成堆。蒸之馥之香胜梅,研膏架动声如雷。茶放拜表贡天子,万人争敢春山摧。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五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唐《国史补》记载:“长兴贡,限清明日到京,谓之急程茶。”贡茶限“清明”日到京,才能赶上宫廷的清明宴。从长兴顾渚到京都长安行程三四千里,日夜兼程,快马加鞭,十日赶到,所以称之“急程茶”。而修贡的太守在茶山却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每年春季制造贡茶时,湖常两州刺史,首先祭金沙泉的茶神,最后于太湖中浮游画舫十几艘,山上立旗张幕,携官妓大宴,饮酒作乐,正如刘禹锡诗云:“何处人间似仙境,青山携妓采茶时。”如此鲜明的对比,足见贡茶制度的腐败。

唐代除在长兴顾渚山设贡茶院采制贡茶外,还规定在若干特定茶叶产地征收贡茶。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贡茶地区,计有十六个郡,即山南道的峡州夷陵郡、归州巴东郡、夔州云安郡、金州汉阳郡、兴元府汉中郡;江南道的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定郡、福州常乐郡、饶州鄱阳郡,黔中道的溪州灵溪郡;淮南道的寿州寿春郡、庐州庐江郡、蕲州蕲春郡、申州义阳郡和剑南道的雅州卢山郡。这十六个郡,包括今湖北、四川、陕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安徽、河南十个省的很多县份。因此,不难看出,凡是当时有名的茶叶产区,几乎无例外地都要以茶进贡。贡茶数量之大是惊人的,唐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因讨伐吴元济,财政困难,曾“出内库茶三十万斤,令户部进代金。”库存贡茶数量竟如此之大。

唐代的贡茶品目,据在唐宪宗元和中(公元806~820年)为翰林学士的李肇所著《国史补》记载,有十余品目,即:剑南“蒙顶石花”,湖州“顾渚紫笋”,峡州“碧涧、明月”,福州“方山露芽”,岳州“邕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寿州“霍山黄芽”,蕲州“蕲门月团”,东川“神泉小团”,蕲州“香雨”,江陵“南木”,婺州“东白”,睦州“鸠坑”,常州“阳羡”。此外,尚有浙江余姚的“仙茗”,嵊县的“剡溪茶”等。

唐代贡茶绝大部分都是蒸青团饼茶,有方有圆、有大有小。其采制方法,根据陆羽《茶经·三之造》载:“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茶之笋者,生烂石沃土,长四五寸,若薇蕨始抽,凌露采焉。茶之芽者,发于丛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自采至于封,七经目。”根据陆羽《茶经》的成书年代(公元760~780年)和地点(湖州)来分析,《茶经》中所述的蒸青团饼茶的采制技术可以认为主要是对“顾精紫笋”、“阳羡茶”采制方法的记载。

根据吴觉农《茶经述评》(1987年)的解析,唐代饼茶的制造过程是:蒸茶、解块、捣茶、装模、拍压、出模、列茶、晾干、穿孔、解茶、贯茶、烘焙、成穿、封茶。

具体地说,用一种叫籝的竹篮子(又称笼宫)去采茶。采来的叶子放在箪(小篮子)中,置箪于甑(木或瓦制的圆桶)中,甑置锅上,锅内热水,烧水蒸叶。蒸后的茶叶摊凉,再放在杵臼(又叫碓)中添加一定量泉水掏碎。捣后的茶叶倒入铁制的规(又叫模、倦,有方形、圆形、花形等)中。现置承(又叫台、砧)上,规下垫檐(又叫衣、油绢制),经拍压成一定形状的饼后,取出置芘莉(又叫籯子、旁良,竹编成)上晾干。定型后用綮(锥刀)穿孔,用朴(竹鞭)穿茶,一串串的饼茶用贯(削竹制成)挂起,置焙(烘茶地道)中下层棚(又叫栈,两层木架)上,基本干后再移至上层棚上。全干后几饼一穿即成。遇阴雨天气,为防止吸湿劣变,将饼茶置育(木框箱,内竹木制层架,中心置一小火盆)中,在微温条件下,保持茶叶干燥。

3.宋代贡茶

到了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甚,特别是宋徽宗赵佶(公元1101~1125年)更是爱茶颇深,亲自撰写《大观茶论》。皇帝嗜茶,必有佞臣投其所好,以求幸进。因此,宋代贡茶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发展。除保留宜兴和长兴的顾渚山贡茶院之外,在福建建安又设专门采制“建茶”的官焙,规模之大、动员役工之浩繁,远远超过顾渚。

宋代宋子安《东溪试茶录》(1064年前后)记述:“旧记建安郡官焙(贡茶工场)三十有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为民间所苦…二至道(公元 995~997年)中,始分游坑、临江、汾常、西蒙洲、西小丰、大熟六倍隶属南创,又免五县茶民,专以建安一县民力栽足之……。

建安即现今福建省建瓯县,境内建溪两岸、凤凰山麓盛产茶叶,且天然品质好。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开始设立官焙,专门采制龙凤饼茶,供朝廷享用。其中凤凰山麓北苑的贡茶最为出名。宋·熊蕃著《宣和北苑贡茶录》(熊蕃,建阳人,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遣使就北苑送圃茶,到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北苑贡茶极盛,熊蕃亲见当时情况,遂写此书),记述了北苑贡茶的由来与发达沿革:

陆羽之《茶经》、裴汶之《茶述》,皆不评建安之茶。……昔日建安山川大抵闭塞,灵芽(茶)亦尚未显名于世,至于唐末,犹依然如故也。此后,至北苑之茶出,始成为最佳之茶。……圣朝(宋朝)开宝(太祖的年号)末年,南唐降伏,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特备龙凤之模,派遣使臣,命在北苑制造团茶,使与民间茶有区别,龙凤茶盖于此时所开始也。

宋太宗至道初(公元995年),诏造石乳、的乳、白乳(均为茶名)作贡茶。

至宋真宗咸平(公元998~1003年)初,丁谓为福建转运使,监造贡茶,专门精工制作了40饼龙凤团茶,进献皇帝,获得宠幸,升为“参政”,封“晋国公”。此后,建州岁贡大龙凤茶各二斤,八饼为一斤。

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蔡襄(君谟,公元1012~1067年)任福建转运使时,又将丁谓创造的大龙团改制为小龙团,更受朝廷赏识。蔡襄《北苑造茶》待自序中有云:“是年,改而造上品龙茶,二十八片仅得一斤,无上精妙,以甚合帝意,乃每年奉献焉。”当时的文学家欧阳修(1007~1072年)《归田录》记载,茶之品无有贵子龙凤者,小龙团茶,凡二十饼重一斤,值黄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易得也。

丁谓和蔡襄如此创制龙凤团茶精品,贡献讨好皇帝,也曾遭到世人的讥讽与鞭挞。宋诗人苏东坡就有诗云:“武夷溪(即建溪)边粟粒芽,前丁(丁谓)后蔡(蔡襄)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宋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依上意又创造了“密云龙”,比小龙团更佳。宋哲宗绍圣年间(公元1094~1098年)又创造了“瑞云祥龙”。至宋徽宗大观(公元1107~1110年)初,皇帝赵佶著《大观茶论》,认为白茶是茶中第一佳品。当此之时,又创制三种细芽及“试新”、“贡新”,即: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制造“御苑玉芽”、“万寿龙芽”,大现四年(公元1110年)又造“无比寿芽”、“试新”,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造“贡新”。自创三色细芽后,“瑞云祥龙”又似居细芽之下了。

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又一个善于造茶献媚的转运使郑可简,别出心裁,创制了一种“银丝水芽”,即“将已精选之熟芽再剔去叶子,仅存茶心一缕,用珍器贮清泉渍之,光明莹洁,若银线然,以制方寸新(即模型),有小龙暴露蜿蜒其上,号‘龙团胜雪’。”龙凤团茶发展到“龙团胜雪”,其精美可算达到极点了。整个北宋王朝的160多年间,北苑贡茶的制造技术不断改进,先后创造出的贡茶品目,就有四、五十种之多。

宋代贡茶的制造厂,是以焙为单位计算的,同时有官焙也有私焙。据丁谓的统计,宋朝初期从南唐移交下来的茶焙,公私合计共有1336焙。宋·宋子安《东溪试茶录》中记载有建安官焙32所,具体焙名及分布是:“东山之焙十有四:北苑龙焙一,乳桔内焙二,乳桔外焙三,重院四.壑岭五,谓源六,范源七,苏口八,东宫九,石坑十,建溪十一,香口十二,火梨十三,开山十四。南溪之焙十有二:下瞿一,蒙洲东二,汾东三,南溪四,斯源五,小香六,际会七,谢坑八,沙龙九,南乡十,中瞿十一,黄熟十二。西溪之焙四:慈善西一,慈善东二,慈惠三,船坑四。北山之焙二:慈善一,丰乐二。”这些官焙是专造贡茶的,无论土质、水质、栽培、采摘、拣芽、制茶技术等均属一流,在宋代,确实可称建安茶品甲天下。

宋代初期,北苑贡茶数量并不多,据《宜和北苑贡茶录》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仅献五十片,后次第增加,至宋哲宗元符(公元1098~1100年)时,以片计,竟达一万八千,与初期校,已多数倍焉。然亦不能称盛,至于今(宋徽宗宣和年间)已达四万六千一百余片矣。可见宋代北苑贡茶有了很大的发展。

北苑贡茶的品目,据熊苦《宣和北苑贡茶录》载,计有40多个:贡新、试新、白茶、龙团胜雪、御苑玉芽、万寿龙芽、上林第一、乙液清供、承平雅玩、龙凤英华、玉除清尝、启沃承恩、云叶、雪英、蜀葵、金钱、玉华、寸金、无比寿芽、万春银叶、宜年宝玉、玉清庆云、无疆寿比、玉叶长春、瑞云翔龙、长寿玉圭、兴国岩、香口焙、上品拣芽、新收拣芽、太平嘉瑞、龙苑报春、南山应瑞、兴国岩拣芽、兴国岩小龙、兴国岩小凤(以上号称细色)。拣芽、大龙、大风、小龙、小凤(以上号称粗色)。还有琼林毓粹、治雪呈祥、壑源佳品、旸谷先春、寿岩却胜、延年石乳等。

以上北苑贡茶,多数是以雅致祥瑞之意命名,以讨得宫廷皇室的欢心。

上述贡品茶,一年分十余纲(次),先后运至京师(现河南省开封市)。惟“白茶”和“龙团胜雪”,惊蛰前(三月初)即行采制,十日而完工,以快马于中春(三月)运抵京师,是以号曰“头钢”。“玉芽”以下,依先后顺序,及至献毕,复已过半矣。欧阳修诗中有句云:“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师三月试新茶。”建安(建瓯)离京师(开封)三千五百里,每年采制新茶开始时,都要举行开焙仪式,监造官和采制役工,都要向远在京师的皇帝遥拜。造出第一批新茶,快马直送京师。

北苑贡茶的采制技术十分讲究,据宋代赵汝砺《北苑别录》(1186年)介绍,基本过程是:采茶、拣、蒸茶、洗茶、榨茶、搓揉、再榨茶再搓揉反复数次、研茶、压模(造茶)、焙茶、过沸汤、再焙茶过沸汤反复数次、烟焙、过汤出色、晾干。

采茶:规定在天亮前太阳未升起时开始采茶,因夜露未干时茶芽肥润,制成之茶色泽鲜明。北苑凤凰山上有打鼓亭,采茶时节,每日五更(晨4时)击大鼓,令群夫在凤凰山集合,监采官发给每人一牌,入山采茶,并规定一律用指尖采摘,以防茶芽受损,至上午八时鸣锣召回采茶群碨,防止多采。上凤凰山采茶者日雇250人 。

拣茶:因采来的茶叶有小芽、中芽、紫芽、白合(一芽二叶)、乌蒂等,选出形如鹰爪的小芽用作制造“龙团股雪”和“白茶”。制龙团胜雪的小芽先要蒸熟,浸入水中,剔出如针的单芽称“水芽”。从品质来讲,水芽最佳,小芽次之,中芽再次。紫芽、白合、乌蒂均不用,一旦混入,茶饼表面将有斑驳,且色浊味重。

蒸茶:选用的茶芽经反复水洗清洁,置甑器中,待水沸后蒸之。蒸茶要适度,不宜过熟或不熟,过熟则色黄而味淡,不熟则色青而易沉淀,且有青草味。

榨茶:榨茶前将蒸熟的茶芽(称茶黄)淋水洗数次,促其冷却后,用布包好置小榨床上榨去水分,再置大榨床,压榨去膏(除去多余的茶汁)。如果是水芽,要用高压榨之。压后取出搓揉,再压榨(称翻榨),反复进行至压不出茶汁为止。这一点与顾渚贡茶制法不同,顾渚茶畏膏流失,而北苑贡茶则畏出膏不尽,否则团饼茶色浊而味重。

研茶:研茶工具,以柯为杵,以瓦为盆。将榨过的茶叶置陶盆中,用椎木研之。研之前先加水(凤凰山上的泉水),以每片茶的数量定加水量,如制龙团胜雪与白茶,每片加水十六杯,制拣芽加水六杯,小龙加四杯,大龙凤加二杯,其余均为十二杯。边加水边研,每杯必至水干茶熟而后研之,茶不熟,茶饼面匀,且冲泡后易沉淀。

压模(称造茶):将研好的茶叶装在刻有龙凤花纹的圈(模)中,压紧造(固定形状的茶),取出团饼茶摊在笪(竹席)上,稍干后进行烘焙。

焙茶(称过黄):先在烈火上焙之,再过沸水浴之,反复三次后,进行文火(烧柴)烟焙数日至干,火不宜大,也不宜烟。烟焙日数依(饼茶)之厚薄而定,薄者需焙10~15日,薄者6~8日已够。

过汤出色:焙干之饼茶,使其过汤(沸水)上出色,出色后置密室,急以扇扇之,则色泽显自然光莹。

宋代贡茶,以建安北苑贡茶为主,每年制造贡茶数万斤,除福建外,在江西、四川、江苏等省都有御茶园和贡焙。江西(赣州)后因群众反对而废止。

4.元、明、清代贡茶

元朝仍继续保留着宋朝遗留下的一些御茶园和官焙(制茶工场),元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计有茶园120处,在武夷设焙局(制茶工场)于四曲溪,称御茶园,焙工数以千计,大造贡茶。据董天工《武夷山志》载,元顺帝至正末年(公元1367年),贡茶额达990斤,明初仍之,至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建宁太守钱黼因本山茶枯,御茶改贡延平(福建南平)。

明朝御茶生产,茶农负担甚重,除完成摊派的贡额之外,每年还要分担喊山供祭费。清·释超全《武夷茶歌》载:“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6年)茶久荒,喊山岁犹供祭费,输官茶购自他山。”当时建宁每年惊蛰日,官吏致祭御茶园边的通仙井,祈求井水满而清,用以制贡茶,祭毕鸣金击鼓,台上扬声同喊曰:“茶发芽”!称喊山。

至明朝时,蒸青团饼茶渐渐减少,随着炒青芽茶的出现,开始改贡芽茶(即散茶)。据《明大政纪》记述,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九月,诏建宁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推采芽茶以进,有司勿与。天下茶额惟建宁为上,其品有四:深春、光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摇设。上闻有司遣人督迫纳贿,故有是命。”因此正式改贡芽茶是自明朝始,芽茶品质优于团饼茶,官吏们趁督造贡茶之机,贪污纳贿,无恶不作。

《明食货志》载:“明太祖时(公元1368~1398年),建宁贡茶一千六百余斤,到朱载垕隆庆(公元1567~1572年)初,增到二千三百斤。”明朝其他各地贡茶额也都比宋朝增加。其增加的数额中,相当一部分是督造官吏层层加码之故。明孝宗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进士曹琥《请革贡茶奏疏》,曾揭露了这种贡茶苛政,《疏文》说:“臣查得本府(广信府)额贡芽茶,岁不过二十斤。迩年以来,额贡之外有宁王府之,有镇守太监之贡。是二贡者,有芽茶之征,有细茶之征。始于方春,迄于初夏,官校临门,急如星火。农夫蚕妇,各失其业,奔走山谷,以应珠求者,相对泣。因怨而怒,殆有不可胜言者。如镇守太监之贡,岁办干有余斤,不知实贡朝廷者几何?”奏疏中接着陈述了贡茶的五大害处:其一,采制贡茶正当春耕季节,农民男废耕,女废织,全年衣食无着;其二,早春二麦未熟,农民饿着肚子采茶制茶,困苦不堪;其三,官府收茶百般挑剔,十不中一,茶农只好忍受高价盘剥,向富户购买好茶,以充定额;其四,无法交够定额,只得买贿官校,以求幸免;其五,官校乘机买卖贡茶,敲诈勒索,整得农民倾家荡产。

天下产茶之地,岁贡都有定额,有茶必贡,无可减免。据《明旧志》载,明神宗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昔富阳鲥鱼与茶井贡,百姓苦难言。佥事韩邦奇曾写了一首《茶歌》,揭露当时统治者的罪行。

至清朝,贡茶产地进一步扩大,江南、江北著名产茶地区都有贡茶,有些贡茶还是皇帝亲自指封的。如清圣祖康熙皇帝在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南巡江苏太湖,巡抚宋荦购朱正元独自精制的品质最好的“吓杀人香”茶进贡,康熙皇帝以其名不雅,即题曰“碧螺春”,从此“碧螺春”茶岁必采办进贡。

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南巡时,为搜刮地方名产,诏今日:进献贡品者,庶民可升官发财,犯人重刑减轻。徽州名茶“老竹铺大方”,就是当时老竹庙和尚大方创制进贡的,乾隆就赐以“大方”为茶名,自此也岁岁精制进贡。

浙江杭州西湖龙井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乾隆皇帝游江南时封为御茶的18棵茶树。据传,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乾隆皇帝在杭州游了天竺,览乡民采茶焙制之法以后,又微服私访至龙井狮峰,品尝了胡公庙前茶树上所采茶叶制成的龙井茶,果然香味尤佳,遂将庙前18棵茶树封为御茶,从此龙井茶名声更大,岁贡更多。然而皇帝的欢心,换来的是百姓的苦难。清朝钱塘人陈章,看到朝廷贡茶强加在茶户身上的苦难,以同情之心,写了一首《采茶歌》,歌云:“风篁岭头春露香,青裙女儿指爪长,度涧穿云采茶去,日午归来不满筐。催贡文移下官府,那管山寒芽未吐,焙成粒粒比莲心(龙井茶挺秀黄绿似莲心),谁知依比莲心苦。”

元、明、清朝贡茶的采制方法和贡茶品目,历经700多年的变革,有很大的差异性。元朝仍以蒸青团饼茶为主,明朝开始改贡芽茶,妙青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采摘细嫩芽叶,炒制成形态各异的茶叶。这时蒸青茶、烘青茶、炒青茶并存。至清朝,在明朝贡茶的基础上有了扩大,以烘青茶与炒青茶为主,制工更加精细,外形千姿百态,同时创制了乌龙茶、红茶、黑茶、花茶等,广大茶区形成了多种茶类的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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