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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贡茶之路

贡茶的发生,据史料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周武王时期。武王伐纣,巴蜀以茶等物品纳贡。这种现象具有极为明显的政治色彩,纳贡,即意味着君臣关系的确立。

    贡茶的发生,据史料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周武王时期。武王伐纣,巴蜀以茶等物品纳贡。这种现象具有极为明显的政治色彩,纳贡,即意味着君臣关系的确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贡品主要被用来满足君主及上层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之需,即所谓“致邦国之用”。

    随着贡品需求量的增大,贡赋制度逐渐变的严密起来。从“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最后发展到设官分职进行管理。有所谓“九赋”、“九贡”。九贡即“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物贡”等。茶叶是“物贡”中的一类。

    到了西汉时期,贡茶的事迹逐步明朗化。如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荼”、“烹荼尽具”之句,间接地反映了上层阶层的饮茶情况;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檟笥”,反映了茶在贵州生活中的地位;后来,还有反映西汉皇室用茶的文学作品,如《飞燕外传》所述:“咸帝崩后,后夕寝中惊啼其久。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曰:吾梦中见帝,帝赐吾坐,命进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谨,不合啜此茶”。

    三国时期,吴国末帝孙皓,每为食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陈寿《三国志·吴志》) 这些用茶无疑属于贡品。后来,又有“晋温峤上表贡茶干印,茗三百斤”(宋·寇宗《本草衍义》),“温山出御荈”(刘宋·山谦之《吴兴记》)的记载。

    贡茶除了贡物制度的强制性敛取之外,还有一种地方上的主动推荐进贡现象。这种现象也是使贡茶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请看以下几条资料:

    “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征献浸广,遂为任土之贡,与常赋邦侔矣”。(宋·赵明诚《金石录》)

    “伪闵龙启中,里人张廷晖以所居北苑地宜茶,献之官,其地始著”。(宋·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

    “两浙茶产虽佳,宋祚以来未经进御。李溥为江淮发运使,章宪垂廉时,溥因奏事,盛称浙茶之美,云:自来进御,惟建州茶饼, 浙茶未尝修贡,本司以羡馀钱买到数千斤,乞进入内”。(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

    这三条资料中,前二条表明了唐宋时期的贡焙制度的确立与这种由下荐上的进贡形式直接相关,也表明了一时一地的物产,可以通过上贡的形式,达到名扬四海的目的。

    ◆ 唐代贡茶

    唐代初期,贡茶还是与征收各地名产同时进行的,开元以后,但随着皇室需量的增加和对品质要求的越来越高,再加上一些地方官员为加官进阶极力推荐本地的优良茶叶,终于促使了贡焙制度的产生。

    唐代贡焙的建立,还与陆羽及李栖筠的推荐有关,唐代宗因为宜兴每年的贡茶制造数量很多,超过生产负荷,所以下令长兴负担一部分贡额。自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开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并遣使督造。义兴贡茶,最初只进“万两”,后来愈贡愈多。顾渚贡焙岁造竟达一万八千四百八斤。随贡茶数额的增加,所付的劳役也多,据《元和郡县志》载:“贞元(公元785-804)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顾渚贡焙的制茶工场有三十间,烘焙工场有百余所。顾渚紫笋茶造出之后,必须快马加鞭,在清明日前送到,先荐宗庙、后赐近臣。

    唐代除了在长兴顾渚山设贡焙外,还规定在若干特定茶叶产地征收贡茶。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贡茶地区,计有十六个郡,包括今湖北、四川、陕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安徽、河南十个省的很多县份。由此可知,凡是当时有名的茶叶产区,都有茶叶进贡。进贡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没有直接的记录,但是在唐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因财政困难而出库茶三十万斤,令户部进代金一事来看,已经可知其数目之巨了。

    唐代的贡茶名品很多,据唐代李肇所著《唐国史补》记载,有十余品目在全国知名度最高,如剑南“蒙顶石花”、湖州“顾渚紫笋”、峡州“碧涧明月”、福州“方山露芽”、洪州“西山白露”、寿州“霍山黄芽”、蕲州“蕲门月团”、东川“神泉小团”、夔州“香雨”、江陵“南木”、婺州“东白”、睦州“鸠坑”、常州“阳羡”。此外,还有浙江余姚的“仙茗”和嵊县的“剡溪茶”等。

    ◆ 宋代贡茶

    宋代贡焙重心由浙江移往福建后,在品质和数量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宋代贡焙中的名品,其品质在团饼茶类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贡茶对民间的茶叶生产与影响也更大。

    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朝廷在建安,即今福建省建瓯县凤凰山麓正式设置官焙,凤凰山麓的北苑贡茶最为出名,列为皇室专供。到宣和年间,北苑贡茶中的龙凤茶盛极一时,同时,其他各种名堂的贡茶也令人目不暇接。

    在至道初年与宣和年间一段时期里,宋代贡茶的发展有几个关键之处,颇令人注目。

    首先,在宋太宗至道初(约公元995年)诏造石乳、的乳、白乳作为贡茶。到了宋真宗咸平初(约998年), 丁谓任福建转运使,监造贡茶,专门精工制作了40饼龙凤茶,进献皇帝,获得宠幸,升为“参政”,封“晋国公”。此后,建州便岁贡大龙凤茶各二斤。

    龙凤团茶在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发展。蔡襄(字君谟)任福建转运使,又将丁谓创造的大龙团改为小龙团,原来的大龙团是八饼为一斤,改制后的小龙团为二十饼为一斤,说明制作的精良程度已经大大提高。小龙团面世以后,极合皇帝的心意,于是,开始每年进贡。这种小龙团的身价极高,出品不多。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这种茶价值黄金二两,但黄金可得,而茶则不容易得到。

    在宋神宗熙宁以后,北苑贡茶中又一种比小龙团更精美的茶诞生了,它的名字叫“密云龙”。密云龙一出,到了皇宫后近臣和皇戚们纷纷向皇帝索取,弄得皇帝烦恼之极。便一边叹气,一边说:“下令建州今后不得造密云龙,受他人煎炒不得也。出来道:我要密云龙,不要团茶。拣好茶吃了,生得甚意智”。宋神宗的一番牢骚传到地方上,于是,密云龙的身价更加上扬。

    密云龙之后,贡茶求新求异的现象并未停止,而是以更快的速度,更加奇异的品类连续推出。宋哲宗绍圣年间(公元1094—1098)“瑞云祥龙”跃居密云龙之上,成为贡茶魁首。至宋徽宗双观(1107—1110年)初,皇帝赵佶在《大观茶论》中认为白茶是茶中第一佳品。此时,作为贡茶名品的,已由从一二只到了一大批。突出的如“试新”、“贡新”、“御苑玉芽”、“万寿龙芽”、“无比寿芽”。其中“无比寿芽”、“试新”和“贡新”合称三色细芽。自三色细芽出来后,“瑞云祥龙”已是屈居其下了。

    御苑玉芽是当时贡茶中的非常华美的一种。

    但是,三色细芽还不是终点。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又一个善于造茶献媚的转运使郑可简,别出心裁,创制了一种“银丝水芽”,即“将已拣熟芽,再剔去,只取其心一缕,用珍器贮清泉渍之,光明莹洁,若银丝然,其制方寸新,有小龙蜿蜒其上,号‘龙园胜雪’”。龙凤贡茶发展到了“龙园胜雪”,其精美程度可算达到了一个极点。

    在北宋160多年间,北苑贡茶的名品达到四、五十种。宋代茶的制造场所称为“焙”,其中有官焙,也有私焙。宋朝初期从南唐移交焉的茶焙合计有1336焙,到宋子安《东溪试茶录》中记载建安官焙有32所。

    宋代贡茶根据茶品,一年分十余纲先后运至京师。其中“白茶”和“龙团胜雪”最早,在惊蛰前即行采制,十日完工,以快马于中春(三月)运抵京师,号曰“头纲”。

    北苑贡茶的采制技术十分讲究,根据宋代赵汝砺《北苑别录》记载,其基本过程为:采茶、拣茶、蒸茶、洗茶、榨茶、揉捻、再榨、研茶、压模、焙茶、过沸汤,再焙茶,过汤出色,晾干。

    ◆ 元代贡茶

    无明清三代的贡茶与唐宋相比,在数量、质量及贡茶制度上,都呈平淡之势。这主要是因为元代统治者的民族性,生活习惯乃至茶类的变化等原因,使贡茶的封建礼制性质及唐宋形制规模遭到较大的冲击。

    元朝贡焙,保留着部分宋朝的遗址,其中包括御茶园和官焙。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在武夷山创建茶场,称“御茶园”,专制贡茶。据董志《武夷山志》(道光丙午年重刊)载:“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浙江行省平章高兴过武夷,制石乳数斤入献。十九年(公元1282年),乃令县官莅之,岁贡二十斤,采摘户凡八十。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与之子久住,为郡武路总管,就近至武夷督造贡茶,明年创焙局,称为‘御茶园’。……设场官二员,领其事。后岁额浸广,增户至二百五十,茶三百六十斤。制龙团五千饼。泰定五年(公元1328年),崇安令张瑞本,于园之左右各建一场,扁曰‘茶场’。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建宁总管暗都刺于通仙井畔,筑台高五尺,方一丈六尺,名曰‘喊山台’,其上为‘喊泉亭’,因称井为‘呼来泉’。‘喊山’者,每当仲春惊蛰日,县官诣茶场致祭,隸卒鸣金击鼓,同声喊曰:‘茶芽发’,而井水渐满,造茶毕,水遂浑涸。迨至正末年(公元1368年),贡额凡九百九十斤。”

    ◆ 明代贡茶

    明代初期,贡焙仍因元制,到了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九月,朱元璋有感于茶农的不堪重负和团饼贡茶的制作、品饮的繁琐,因此,下了一道诏书,诏曰:“洪武二十四年九月,诏建宁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以进,有司勿与。天下茶额惟建宁为上,其品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上闻有司遣人督迫纳贿,故有是命”。

    《武夷山志》载:“至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诏天下产茶之地,岁有定额,以建宁为上,听茶户采进,勿预有司。茶名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笋。不得碾揉为大小龙团,然而祀典贡额,犹为故也。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建宁太守钺嶫,因本山茶枯,令岁编茶夫银二百两赍府,造办解京,御茶改贡延平。自此罢茶场,而崇民得以少息,园寻废。”

    此后,明代贡茶正式革除团饼,采用散茶。但是,明代贡茶征收中,各地官吏层层加码,数量大大超过预额,给茶农造成极大的负担。根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太祖时(1368-1398年),建宁贡茶一千六百余斤,到隆庆(1567-1572)初,增到二千三百斤。

    对明代贡茶的弊端,明孝宗弘治(1488[1505年)间,有个叫曹琥的进士,大胆向朝廷奏了一本,其名叫《请革芽茶疏》。文中对当时的贡茶引起的恶果,作了深刻揭露。“疏”文中说:

    “臣查得本府额贡芽茶,岁不过二十斤,迩年以来,额贡之外,有宁王府之贡,有镇守太监之贡。是二贡者,有芽茶之征,有细茶之征。始于方春,迄于首夏,官校临门,急如星火,农夫蚕妇,各失其业,夺走山谷,以应诛求者,相对而泣,因怨而怒,殆有不可胜言者。如镇守之贡,岁办千有余斤,不知实贡朝廷者几何。……臣不容不为陛下悉数之。方春之时,正值耕蚕,而男妇废业,无以卒岁,此其为害一也。二麦未登,民艰于食,旦旦而促之,民不聊生,此其为害二也。及归之官,又拣择去取,十不中一,遂使射利之家,先期采集,坐索高价,此其为害三也。亦或采取过时,括市殆尽,取无所应,计无所出,则又科剑财物,买求官校,百计营求,此其为害四也。官校乘机私买货卖,遂使朝夕盐米之小民,相戒而不敢入市,此其为害五也。凡此五不韪者,皆切民之深患,致祸之本源,今若不言,后当有悔,……”。

    ◆ 清代贡茶

    到了清代,贡茶产地已不局限于以某一地区为重心,凡佳皆进。有些地方名茶,因一次进贡而享尽殊荣,如清圣祖康熙皇帝在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南巡江苏太湖时,巡抚宋荦购到朱正元独制的品质最好的“吓杀人香”茶进贡,康熙饮后,认为茶极好,但名字欠雅,因而赐名为“碧螺春”。自此,“碧螺春”名震四方,作为贡品,年年进朝。再如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六年南巡徽州时,当地老竹庙大方和尚进献了一种自己创造的茶,乾隆一高兴,便赐名为“大方”,后来,老竹大方即为安徽必贡之茶。

    元、明、清贡茶,与唐宋时期相比,具有征贡区域宽,新产品多,随机性强的特点,同时,贡茶的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贡茶已不单纯是作为皇室饮品的特供物品,而已具有一种很强的政府向地方征收的实物税的性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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