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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人眼中的茶生活

一碗午茶鏖醉北,半溪春水带愁东。嗜茶的明代文人雅士将自然、闲雅、温厚的精神需求注入茶中,让明代茶文化耀熠生辉,更让我们对那个久远的年代充满无限的遐想和憧憬…

对于明朝那些事,由于17位皇帝的缘故,总是跟“奇葩”沾边,比如开国皇帝朱元璋当过和尚、明宣宗朱基热衷斗蟋蟀、明世宗朱厚瞻热衷炼丹、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明熹宗朱由校热爱木匠事业等等。其实这都只是表象,大明王朝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有骨气的朝代,没有屈膝投降,没有割地赔款,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这是我们必须对明代文化和社会重新审视的原因。

明代废团茶、兴叶茶,不仅是冲泡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更让茶叶走向民间、为更多的普通百姓所触及,散茶的兴起又加速了白瓷、青瓷、紫砂壶的蓬勃发展,茶文化空前繁荣,这与明代文化特征高度吻合–平民化、世俗化让明代文学艺术达到历史的高峰。

一碗午茶鏖醉北,半溪春水带愁东。嗜茶的明代文人雅士将自然、闲雅、温厚的精神需求注入茶中,让明代茶文化耀熠生辉,更让我们对那个久远的年代充满无限的遐想和憧憬…

重新认识明朝的那些茶事

唐宋元时期,中国茶叶有饼、散和末茶三类。由于当时运输和贮藏的方便,团饼茶一直是主流,不论是贡茶还是商品茶,概莫能外。

团饼茶的加工费时费力,可以说劳民伤财。明太祖朱元璋起于民间,知百姓疾苦,也是顺应时势,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9月16日下了一道诏令,废除进贡团饼茶,客观上推动了散茶的流行。“庚子……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其品有四,日探春、先春、次春、紫笋。” (《明太祖实录》卷212)自上而下,主宰中国八百多年的团饼茶终于退出历史舞台。散茶全面取代团饼茶,为后来六大茶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散茶不仅流行海内,也远播海外。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 ,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史称”隆庆开海” 。除了与传统的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外,从17世纪初开始,以葡萄牙、荷兰等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进入了亚洲贸易圈,推动了中国茶叶向欧州的传播。

新创炒青和烘青绿茶

唐宋元时期,中国茶叶均为蒸青绿茶,即用水蒸汽杀青。捣烂压块后烘干谓之片茶(团饼),蒸而不捣、直接烘干谓之散茶,还有少量蒸后捣烂、不压而烘干的末茶。蒸青茶不仅在杀青时耗柴还耗水,而且因为杀青叶含水量大,干燥时更加耗用柴炭。更为重要的是,蒸青茶的香气滋味也并不理想。

明朝前期,依然流行蒸青散茶。到了明朝中后期,制茶技术有了创新和突破,炒青和烘青绿茶工艺成熟。炒青之名出于南宋陆游《安国院试茶》诗自注: “不团不饼,而日炒青。”这里的炒青实际是蒸青散茶经锅炒干燥而成的茶。到了明代,才真正发明锅炒杀青的炒青和烘青制法。

张源《茶录》 (公元1595年前后)在“造茶”中记述: “新采,拣去老叶及枝梗碎屑。锅广二尺四寸,将茶一斤半焙之。候锅极热,始下茶急炒。火不可缓,待熟方退火。撤入筛中,轻团挪数遍,复下锅中。渐渐减火,焙干为度。” 《茶录》记载了炒青绿茶加工过程中有关锅炒杀青、揉论和焙干工序及技术要点。

许次《茶疏》 (公元1597年)在“炒茶”中记述: “炒茶之薪,仅可树枝,不用杆叶。杆则火力猛炽,叶则易焰易灭。

铛必磨莹,旋摘旋炒。一铛之内,仅容四两。先用文火焙软,次加武火催之。手加木指,急急钞转,以半熟为度。微俊香发,是其候矣。急用小扇钞置被笼,纯绵大纸衬底燥焙。积多候冷,人罐收藏。” 《茶疏》则介绍烘青制法,主要工序为锅炒杀青、被笼烘干。

明代新创的炒青和烘青工艺,为绿茶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工艺基础,后世名优绿茶绝大多数出于炒青或烘青之门。

开千古茗饮之宗

中国饮茶方式,汉魏六朝以煮茶为主,唐代以赖茶为主,宋元以点茶为主。即使到了明代前期,已普遍使用散茶,但是饮用方式仍为宋元点茶。“命一童子设香案携茶炉于前,一童子出茶具,以汲清泉注于瓶而炊之。然后碾茶为末,置于磨令细,以罗罗之。候汤将如蟹眼,量客众事,投数匕入于巨瓯。

候茶出相宣,以茶笼摔令沫不浮,乃成云头雨脚,分于暇瓯。” (朱权《茶谱》 )先将散茶碾碎,再磨成粉,然后在大茶随中点茶,最后再分髓到小茶瓯中品啜。

“日铸则越茶矣,不团不饼,而日炒青,日苍鹰爪,则最泡矣” (陆游《安国院试茶》诗自注)撮日铸散茶而泡,可见至迟到南宋,已有瓯盏淪泡。但是,当时只是在局部地区(如绍兴)儒尔为之。真正将泡茶法发扬光大、普及开来,是在明代中后期。不用碾磨,撮茶入瓯壶而淪泡,因简单方便、尽茶之味而勃兴。“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

然简便异常,天趣恶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 (文震享《长物志》 ) “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漓便啜,遂开干古茗饮之宗。”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 )

“淪之瓯中,则枪旗舒畅,清翠鲜明,方为可爱。” (田艺衡《煮泉小品》 )瓯盏淪泡,芽叶舒展、茶汤清澈。茶壶淪泡,分斟到茶杯中品饮,当是明人的发明。壶泡法的兴起,促进宜兴紫砂壶的创制。从《煮泉小品》、文征明《品茶图》、唐寅《事茗图》等可知,淪泡法应肇起于明代嘉靖以前。

泡茶法流行于明代中叶以后,是中国品茗艺术的代表。清代工夫茶和当代诸多茶艺形式,无不源出于明代泡茶法。伴随着茶叶外贸,泡茶之法传遍海外,成为全世界主流饮茶方式。

茶道奠定

中国古代茶道形式,在唐代为煎茶道,在宋元为点茶道,在明清为泡茶道。张源,包山(即洞庭西山,在今江苏苏州市震泽县)人,约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前后著《茶录》。“茶者水之神,水者茶之体。非真水莫显其神,非精茶阔窥其体” “先茶后汤,日下投;汤半下茶,复以汤满,日中投;先汤后茶,日上投。” “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日神,二客日胜,三四日趣,五六日泛,七八日施。” “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

许次纾,钱塘人(今杭州市人),著《茶疏》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 。 “茶兹于水,水籍严器,汤成于火,四者相须,缺一则度。”茶、水、器、火四者相辅相成,缺一则茶不成。”茶注宣小,不宜甚大。小则香气氢氲,大则易于散漫。大约半升,是为适可。独自斟酌,愈小愈佳。”《茶疏》还写了“茶所”、“饮时”、“宣缀”、“不宜用”、“不宜近”、“出游”、“权宜”、“良友”等品茶的环境、条件等多方面,集明代泡茶道之大成。

明代茶道刻意与留心茶室、茶寮的规划,如陆树声《茶療记》、程季白《白劳草堂记》中所叙述。“小斋之外,别置茶寮。高燥明爽,勿令闭塞。寮前置一几,以顿茶注、茶盂、为临时供具。别置一几,以顿他器。旁列一架,巾中兑悬之。”(许次纾《茶疏·茶所》 ) “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几坐。” (屠隆《茶说·茶寮》 )高濂的《遵生八笺》和文震亭《长物志》也都有关于茶察规划布置的记载,文征明《品茶图》、唐寅《事茗图》等明代绘画中可见茶寮的形态结构。若无茶寮的专设,多半於书斋、书房中摆置茶具,以备品茶之时的需求,如费元禄的晃彩馆、周履靖的梅爐书屋,皆於斋室中备置茶炉、茶器。知己友朋来访,汲泉烹茶。

茶室是茶道的专用场所,也是茶道活动的保障。明代的茶室(茶寮),也是日本和韩国茶道茶室的源头。而泡茶道,更是日本煎茶道和韩国一些茶礼的源头活水。

国茶道盛于明

明代中叶,茶人辈出,尤其是江南一帶。吴中名士,隐居不仕的沈周、史鉴、王潜之、朱存理、吴奕、陈道复、邢参、吴纶等,与仕途不遂的祝允明、唐寅、文征明、蔡羽、汤珍、王宠等,以及去官告归的袁拱、陆师道、王谷祥、黄省曾、都穆等。他们一生或余年,大都长居苏州,往来于吴中,对茶道有独到的贡献。

沈周,才兼三绝,风流文采,嗜好品茗;王宠,自号宜雅山人,与文征明、唐寅交最善。诗清新绝俗,兼善绘事,书法出入晋、唐,与祝允明、文征明并称“吴中三家”。特善茶道,独藏举世名器”茶鼎” ;吴嗣业(奕) ,人称为”茶香先生”。乐为布衣以终,萧然东庄之上,日以赋诗啜茶为事;”吴僧大机,所居古屋三、四间,洁净不容哽,善漓茗。有古井清冽为称,客至出一瓯为供饮之,有涤肠浦胃之爽。” (沈周《坐客新闻》 )。吴纶,不乐仕进,雅志山水。“性喜茶,于名泉异恶远致而品尝之。…春和秋爽,载笔床茶灶,随以一鹤一鹿,遨游于武林吴苑间。” (明万历十八年《宜兴县志》卷七)

明代中后期士人纷纷以茶为性灵之寄托,藉茶修心养志。

“茶灶疏烟,松涛盈耳,独烹独啜,故自有一种乐趣。又不若与高人论道,词客聊诗,黄冠谈玄,缁衣讲禅,知己论心,散人说鬼之为愈也。对此佳宾,躬为若事,七碗下咽而两腋清风顿起矣。较之独暖,更觉神怡。” (黄龙德《茶说·八之侣》) “饮不以时为废兴,亦不以候为可否,无往而不得其应。若明窗净几,花喷柳舒,饮于春也。凉亭水阁,松风梦月,饮于夏也。金风玉露,蕉畔桐阴,饮于秋也。暖阁红炉,梅开雪积,饮于冬也。僧房道院,饮何清也,山林泉石,饮何幽也。焚香鼓琴,饮何雅也。试水斗茗,饮何雄也。梦回卷把,饮何美也。古鼎金瓯,饮之富贵者也。瓷瓶窑盏,饮之清高者也。” (黄龙德《茶说·九之饮》 )

明代后期,茶道极盛。江苏常熟钱椿年、震泽张源、昆山张谦德,江阴夏树芳、周高起,松江陆树声、陈继儒、董其昌、冯时可、徐献忠,浙江钱塘田艺蘅、高藻、陈师、许次纾、胡文焕,鄂县屠隆、屠本酸,绍兴徐渭、张岱,慈溪罗廉、四明闻龙、嘉兴周履靖、新都程用宾,其他如熊明遇、费元禄、祁彪、文震亭、李日华、黄龙德、徐勃、谢肇湖、龙腐、冯可宾、徐有贞、周庆叔、张大复、袁宏道、闵汶水、何彬然、高元潛等,都是泡茶道盛行时期代表性的茶人。

中国茶道成于唐,继于宋,盛于明,衰于清。唐煎宋点已成历史陈迹,唯有泡茶道传承至今。于今,复兴中国茶道,接续明代泡茶道方是正途。

古典茶书半在明

现存明代茶书有近40种之多,占了现存中国古典茶书一半以上,如朱权《茶谱》、田艺衡《煮泉小品》、徐忠献《水品》、陆树声《茶寮记》、陈师《茶考》、张源《茶录》、居隆《茶说》、张谦德《茶经》、许次绎《茶疏》、程用宾《茶录》、罗康《茶解》、冯时可《茶录》、闻龙《茶笺》、屠本酸《若笈》、龙腐《蒙史》、徐勃《茗谭》、喻政《茶书全集》、黄龙德《茶说》、高元渚《茶乘》、熊明遇《罗齐茶疏》、冯可宾《外茶笺》、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等。最能反映明代茶学成就的是张源《茶录》和许次纾《茶疏》,其次则是田艺衡《煮泉小品》、罗康《茶解》、黄龙德《茶说》等。

朱权,明太祖朱元璋之第十七子,封宁王,后迁南昌。朱权《茶谱》开有明一代茶书撰著之先河,全书约二干字,除绪论外,下分十六则,即品茶、收茶、点茶、熏香茶法、茶炉、茶灶、茶磨、茶碾、茶罗、茶架、茶匙、茶莞、茶瓯、茶瓶、煎汤法、品水,内容侧重于茶艺茶道方面。

张源《茶录》,全书约干五百字,分为采茶、造茶、辨茶、藏茶、火候、汤辨、汤用老嫩、泡法、投茶、饮茶、香、色、味、点染失真、茶变不可用、品泉、井水不宣茶、贮水、茶具、茶盏、拭盏布、分茶盒、茶道等二十三则,每条都比较精练简要,言之有物,是明代茶书的经典之作。

许次纾《茶疏》,全书约四干七百字,有产茶、今古制法、采摘、炒茶、外中制法、收藏、置顿、取用、包裹、日用置顿、择水、贮水、舀水、煮水器、火候、烹点、秤量、汤候、瓯注、荡涤、饮暖、论客、茶所、洗茶、童子、饮时、宜缀、不宜用、不宜近、良友、出游、权宣、虎林水、宣节、辩讹、考本等三十六则,集明代茶学之大成。

罗廪《茶解》,首为总论,以下分原、品、艺、采、制、藏、烹、水、禁、器等。自谓: “茶通仙灵,久服能令升举。

然蕴有妙理,非深知笃好不能得其当.….乃周游产茶之地,采其法制,参互考订,深有所会。遂于中隐山阳,栽植培灌,兹且十年。”

有明一代,产于浙江长兴和江苏宜兴的米茶最为知名,故有熊明遇《罗岕茶疏》、周高起《洞山芥茶系》、冯可宾《米茶笺》、周庆叔《外茶别论》等专书。明代茶书涉及茶的方方面面,对于研究中国茶学发展历史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古代茶文化最后高峰

中国茶文化在历史上先后形成三座高峰,一是在中唐形成第一座高峰,二是在北宋中后期形成第二座高峰,三是在晚明,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三座高峰,也是最后一座高峰。

明代中后期,饮茶日益普及,茶会和茶馆兴盛,紫砂茶具异军突起,泡茶道形成并广泛流行。明代的茶事诗词虽不及唐宋,但在茶事戏曲、散文、小说方面有所发展。晚明小品文,写茶事颇多,公安、竟陵派作家大都有茶文传世。《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等小说,有着许多对饮茶习俗、饮茶艺术的描写。茶事书画也超迈唐宋,代表性的有沈贞、周臣、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文嘉、钱谷、程嘉缝、王问、孙克弘、丁云鹏、蓝瑛的茶画,吴宽、蔡羽、文彭、徐渭的茶事书法。茶书创著在晚明达到高潮,影响深远。在晚明时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三座高峰。

相比于唐宋,明代离我们更近,饮茶艺术一脉相承。明代茶文化对于当下中国茶文化的建设具有更多的启迪,值得今人认真继承、学习、吸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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