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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2015年明代茶马制度研究述评

本文对近九十年(1925-2015)来不同时期,国内外学术界对明代茶马制度的总体研究情况作了简要的述评,总结了不同研究视角下存在的某些薄弱环节,并对如何进一步深入研究作了探讨。

本文全文原题转载自《农业考古》2018年第2期,作者敏政(男,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在中国历史上,每每言及民族关系史或民族贸易史,必然谈及自唐以后历代王朝同西南、西北少数民族的“茶马互市(贸易)”茶马互市是历代王朝长期推行的一种茶马政策,虽然古代的茶马交易早在唐代就已出现,不过,唐代的以茶易马,未成为一种定制,更没有确定为一种政策。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后,宋王朝专设茶马司管理以茶易马诸事宜,茶马制度才初步建立,才确定为一种政策。元朝因本身盛产良马以及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茶马制度一度废止。明王朝建立后,给予以茶易马充分重视,将其视为治驭西番的重要国策,且“关系国家大经”[1](P299),官营以茶易马达到空前繁荣和兴盛。明王朝为了经营和管理以茶易马事务,制定了一套体系完备的茶马制度,“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2](P1947) 此制度,在沿袭唐宋茶马互市旧制的基础上又有了重大的创新和发展,体系最为完备,有明一代一直实行,清前期亦承明制。为此,明代茶马互市制度的研究历来深受学者们的关注,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对其学术史的回顾尚有不足。本文对1925-2015年间有关明代茶马制度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可能的思路。

一、研究取向与时代特征

(一)1949年之前的研究

现代学术意义上对明代茶马制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40年代,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黎世蘅于1925年在《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期上发表《最初华番茶马贸易的经过》一文,是茶马互市以及明代茶马制度研究的开篇之作。从题目看,此文似乎只是考察华番茶马贸易的最初时代,不会涉及到明代,但文章实际概述了西番对茶叶的需求、中原王朝对马的需求以及宋明两代茶马贸易的组织三个问题。就明代茶马制度而言,作者认为明代茶马贸易的制度与宋相仿佛,亦设置茶马司为茶马交换的唯一机关,总体来看,明代茶马贸易要盛于宋代。作者在文中提出了明代茶马贸易组织的几个重要环节,即茶马司的设立、茶课、茶马比价、马匹输入。竟凡《历代汉番茶马互市考》概述了宋至清代数百年间汉番茶马互市的起源、形成及发展,从茶马官制、金牌佥发、贮茶易马、巡察私贩四方面对明代以茶易马制度进行考察,认为“茶马互市之制大乖,徒见其弊,而未显其效”,对明代茶马制度的评价不高。李光璧《明代西茶易马考》[3] 根据明人笔记等史料分析了明代茶马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历史功绩,提出“明代始终以茶市为制驭西番之资”的论点,在学界首次提出“以茶驭番”的治藏策略。谭英华《明代西南边疆之茶马市》[4] 对明代之前历代中原王朝同西南边疆地区的茶马互市历史作了简要回顾,重点叙述了明代西南边疆地区官茶和商茶的市易概况和沿革,作者对明王朝同西南边疆地区的茶马互市评价很高,认为终明之世,汉藏情谊融洽,实得益于茶马互市。徐方干《历代茶叶边易史略》[5] 系统考察了唐至民国时期西北边境地区的茶叶贸易,该文体系庞大,是这一时期研究茶叶边贸的代表作。对于明王朝在西部边境地区与众番族的茶马互市,作者分茶马产区、设置茶马司等共13个子目进行了介绍,该文作者主要对明代茶马制度的各项具体规定作了详细的分类和概述,并未对茶马制度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评价。景敖《宋明两代西北茶政考》从茶马司所在地的变迁、茶马交易比率、茶禁三方面概述了明代西北茶政的历史。

另外,1943年叶知水著有《西北茶史》[6],该书是作者奉命考察了西北茶市的现状后,结合历代茶政的历史而作,全书分六部分,在“历代茶叶贸易之沿革及政策演变”、“宋明清三代之茶政”、“历代西北茶叶之产销及市场格局”三部分的论述中涉及明代茶马贸易制度,作者重点对明代茶政实施的利弊进行了论述,对明代茶叶的产销量及市场格局作了简单的介绍。由于参引资料十分有限,该著对明代茶马制度的考察存在不少的错讹,但该书毕竟是研究有关西北茶政的第一部专著,仍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20世纪30-40年代,西南边疆危机,国民政府边防吃紧。印度茶叶大量销往西藏地区,英国殖民者试图通过印茶销藏达到逐渐控制西藏的经济,进而实现其在政治上分裂西藏的罪恶目的。在此背景下,有一些学者以国家边疆安全为出发点,开始关注并考察了历史上的以茶易马,并将关注点集中于茶叶边销与边政关系上,以边茶与边政为主要研究视角,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明代茶马互市研究的文章。早期的这些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无疑对此专题研究方向的确立、相关问题的提出、研究范围的括定,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如研究提到的明代不同时期茶马比价较悬殊的原因、不同时期输马额随时增减的原因、巡察私贩制度的实质、金牌制的性质及作用,后来的研究者就多有论述。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是在考察明代边茶与边政关系中简单地论及明代茶马制度的几个重要环节,未对明代茶马制度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对其评价的观点也是截然相反,更多的研究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但论据并不充分,显得过于简单化,未能认识到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二)20世纪50-70年代的研究

就大陆而言,此期除了马金的《略论历史上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鲜有成果。所以,相关研究成果主要由台湾地区学者和国外学者完成。

20世纪50-70年代是日本明史研究的兴盛时期,特别是明代社会经济史颇受关注,研究成果丰硕。佐久间重男《明代の茶业と国家统制》[7] 对西北茶禁与整个明代茶业统制的关系作了有益的探讨。狩野直祯和谷光隆都关注过茶马互市。特别是谷光隆,从经济贸易史的视角考察了明代茶马互市,先后发表《明代茶马贸易的研究——以茶法为中心》[8] 和《明代茶马贸易的研究——以虏寇为中心》[9],其后成果集中体现在其专著《明代马政の研究》[10] 一书中。由于明代茶马制度实属明代马政的一部分,该著第一篇即详细论述了明代的茶马制度,作者对茶马司的置废以及与马政的关系、金牌信符与巴茶的官运等诸多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并且提出了藏番社会的安定与否,也是影响茶马贸易成效的重要原因之一的论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949年新中国成立,美国急于了解中国,中国历史研究渐热,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罗塞比于1970年在《亚洲史研究》发表《The tea and horse trade with inner Asia during the Ming》[11],该文以“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定势为出发点,从民族贸易史的角度概述了明王朝与西部边境众番族间以茶易马的发展历史,并对明王朝与西北诸边族的互动状况作了考察。

台湾学者王宏志《明代马政与边茶》[12](P221-268) 一文,延续了民国时期以边茶与边政为主要关注点的传统,对明代边茶的背景与发展进行了细致地考察,得出有明一代,战马四分之三取自边茶市马的结论。细究此推论虽有些牵强,但无疑“茶马”对明代西北边防安全具有的重要军事意义,让人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认识,对此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

80年代是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改革开放、恢复发展时期,明代茶马互市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果集中呈现以及研究的高峰期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

1、民族贸易经济史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民族政策的落实以及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学界掀起了民族贸易经济研究热,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大量的以汉藏民族贸易史为视角考察明代茶马制度的研究成果。

谢玉杰《明王朝与西北诸番地区的茶马贸易》[13] 从明代茶马制度的形成、推行以及破坏三方面进行论述,认为其先后推行长达二百多年,从统驭西番的效果来看是成功的。陈一石《明代茶马互市政策研究》[14] 首次较系统地探讨了明王朝实施的茶马制度所造成的各种消极影响,作者认为明朝廷制定茶马制度的主要依据是“以茶驭番”,而这一制度显然缩小了汉藏贸易的窗口,高度垄断下的官营茶马互市使得传统的民族互市发生严重阻滞,这一方面影响了普通藏族民众的生活,另一方面又给四川茶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贾大泉《汉藏茶马贸易》[15] 从制度、特点、作用等方面对明代茶马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相较于其他历史时期,明代的茶马贸易之所以最为繁荣兴旺,是因为明代不仅有大规模官营形式的茶马贸易,而且还有朝贡以及民间形式的茶马贸易,汉藏间多种形式的茶马贸易进一步密切和加强了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郭孟良《明代茶马贸易的展开及其管理制度》[16] 认为明代统治者对茶马之政的重视及茶市贸易制度的严密化,对茶马贸易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赵毅《论明代茶马互市的经营管理》[17] 提出明代茶马互市的管理体制表现出系统化和制度化的特点,改变了唐宋以来茶马互市以自由贸易为主的格局,促进了汉藏茶马互市的繁荣和发展。吕维新《明代茶马贸易研究》[18] 概述了明代茶马管理制度、巡茶制度,并分析了明代茶马贸易的性质以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魏明孔所著《西北民族贸易研究:以茶马互市为中心》[19] 考察了明代诸茶马司的设立沿革、茶叶走私以及明朝廷的茶禁措施,认为明代是历史上以茶易马的鼎盛时期,明前期政府的茶马互市组织管理机构健全,又厉行茶禁,茶马互市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总之,从民族贸易史的视角看,绝大多数学者均认为明王朝制定和实施的官营茶马制度促进了汉藏茶马互市的繁荣和发展。

2、治藏政策视角

基于国家制定民族政策的现实考虑以及澄清明代治藏史中的某些历史史实,20世纪80年代后,明代治藏政策也备受学界关注,很多学者以明代治藏为研究视角,考察和评价了明代茶马制度。

张权武《明代内地同藏区的茶马贸易》[20] 论述了明代茶马贸易的方式、制度和内容,认为传统的汉藏茶马互市发展至明代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朝廷通过以茶易马的经济政策加强和实现了对藏区的控制。郭孟良《论明代的“以茶治边”政策》[21] 认为明王朝制定和实施以茶易马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以茶驭番”,高度垄断下的官营茶马互市势必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但总体来看,以茶易马在政治上的积极意义十分明显,值得肯定。邓前程《明代藏地施政的特殊性:古代中央王朝治理藏区的一种范式研究》[22] 认为,明王朝通过以茶易马的经济手段,承载了更多政治和军事的统治功能,这既是明代治藏的一大特色,亦是传统的汉藏茶马互市发生实质性变革的根本原因;他又在《明代“限制边茶以制之”立法及其治藏主旨》[23] 提出西部边地茶禁立法的主要目的,即是要实现明王朝对藏区的施政,即由经济上的内向实现政治上的內驱。张学亮《明代茶马贸易与边政探析》[24] 认为明朝廷以务实和负责的态度管理以茶易马,以茶易马在羁縻和控驭西部诸番族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罗贤佑《明朝“以茶驭番”政策试论》[25] 从背景、过程以及影响三方面论述了明王朝的“以茶驭番”政策,认为明代对西番的有效控驭,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以茶驭番”政策的实施。陈金风《明太祖藏区茶马之政述论》[26] 系统讨论了建立于洪武朝的茶马之政,认为茶马之政虽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但更重要的是其对明初的马政建设以及边防安全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何文华《论明代治藏之“以茶驭番”政策》[27] 重点论述了“以茶驭番”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几项缺失,即政策制定的依据是不平等的民族观、“以茶驭番”政策是明代专制官僚政体和商品经济的畸形结合、朝贡互市对“以茶驭番”政策的冲击。

总体上,茶马制度作为明代治藏的重要经济和政治手段,其在明代有效治藏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已得到了学界的积极评价。“汉藏茶马互市是明代成功治藏的关键,它像一条纽带一样将明朝治藏的诸项内容有机结合,形成了明代治藏的有效制度体系。”[28]

3、制度史视角

一直以来,受固有研究范式的影响,对明代茶马制度的研究基本是从上文所述的两种视角展开的,这两种研究视角,都会涉及和考察到明王朝制定和实施的茶马制度,但这种研究更多的只是涉及整个茶马制度的某个方面或某一时期的某一制度,无法涵盖制度史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必然很难真正做到精细和深入,所以,从制度层面整体论述明代茶马制度体系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较有代表性的有:

刘清荣《明代茶马贸易经管体系论述》[29] 从茶课、茶叶运输、茶马司设置、茶叶专卖制度和“金牌信符”制度方面对明代茶马贸易经营管理体系进行了论述,认为与前代相比,明代茶马贸易更趋于系统化和制度化,有所创新的明代茶马贸易经营管理体系保证了明朝政府茶马贸易垄断性专营,对当时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和藏汉民族间经济联系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马冠朝《明代茶马贸易官营体制的理论探析——制度构建》[30] 较系统地考察了明代官营茶马制度体系的构成,具体包括榷茶制度、组织制度、比价制度、茶叶运输制度、巡察制度、金牌制。濮蕾《试论明朝政府的“茶马贸易”制度》[31] 论述了明王朝的榷茶制度、茶法系统以及修复和拓宽茶马古道的举措。以上的研究从制度视角论述了明王朝为实现驭藏的政治目的而设立的茶马互市制度,虽在研究视角上有新意,但观点上的创新不多,同时也存在未对学术史进行充分检讨、诸多议题的论述多有重复的问题

另外,王晓燕所著《官营茶马贸易研究》[32] 虽不是专论明代茶马制度,但明代的官营茶马贸易将近占全书一半的内容,所以它在明代茶马制度研究中是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代建立茶马制度的原因、茶马制度体系的构成、“以茶驭番”政策、金牌信符制以及官营茶马贸易存在的问题与改革等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在全书的余论部分,作者通过对宋明两代官营茶马互市的比较,较为客观地评价了明代茶马制度。该书体系庞大,全面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原王朝组织和实施的官营茶马贸易,但限于篇幅,对明代茶马制度的诸多议题未涉及到或论述过于简略,如明代诸茶马司的置废及其运行机制和特点、茶马制度与马政的关系、巡茶御史制度等问题未加论述,对明王朝设立茶马制度的历史背景、明代茶马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论述过于简略。所以,对明代茶马制度的诸多议题作进一步精细化研究尚存在大有可为的空间。

总之,20世纪30-40年代是明代茶马制度研究的发轫期,50-70年代中国大陆研究沉寂,台湾地区及国外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掀起了民族贸易史和历代民族政策的研究热潮,明代茶马互市研究呈现繁荣景象,21世纪初制度层面的研究有所推进。

二、关于明代茶马制度研究的几个具体问题

(一)关于金牌制的研究

金牌信符制度是明代茶马制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史料记载的混乱,学者们在金牌信符制推行的时间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同时在金牌信符制的性质、历史作用等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左书谔、解秀芬《金牌制考略》[33] 通过对各种史料的仔细比对和梳理,在学界最早就明初金牌制的推行时间、内容、性质、颁发面数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认为金牌制最早推行于“洪武五年”,颁发的额数是41面,性质属强制性的茶马贸易制度。谢玉杰《“金牌信符制”考辨》[34] 考察了金牌制的形成、推行、性质以及破坏,认为金牌制的实施阻碍了民族关系的发展,具有消极性。其后陈一石和杜常顺先后撰文《有关金牌制的几个问题——兼与左书谔、解秀芬同志商榷》[35] 和《略论明代甘青少数民族的“差发马赋”问题》[36],就左书谔、解秀芬所提“金牌制”最早推行的时间以及金牌制性质的认识提出商榷,陈一石认为明初最早推行“金牌制”的时间应该是在洪武二十六年,其性质并非是贸易,而是明王朝在藏区实施的一种特殊的赋税制度;杜常顺也认为金牌制最早推行于洪武五年并不成立,但并未接受陈文所提出的洪武二十六年之说,他又提出洪武二十二年最早颁行的个人观点;另外,在金牌制性质的认识上他支持陈文的观点,认为“金牌差发”明显是一种赋税制度。这一时期关于金牌制问题的相关讨论,也带动了与金牌信符制相关的茶马互市中的勘合制研究。左书谔的《明代勘合制论》[37] 和姚继荣的《明代茶马互市中的“勘合制”问题》[38] 都对明嘉靖三十年(1551)实行的勘合制作了论述,左文认为明后期实行的茶马勘合只是明代勘合制的一种;姚文则主要将明后期的茶马勘合制与明初实行的金牌制作了比较研究。赵毅《明代茶马金牌停止时间考》[39] 通过对明代文献的比对,得出金牌信符制停止的时间不是永乐十四年(1416),而是正统十四年(1449)。叶玉梅《明代茶马互市中的金牌信符制度》[40] 概述了金牌信符制度从实行到废除的历史,认为洪武十六年“马赋差发”制度实行一段时间后,为了制约边关管理徇私舞弊,特颁发金牌信符,这使得“马赋差发”制度更加完善化。此外,刘淼的《明代金牌制下的“差发马”易茶形态》[41]、彭建英的《略论金牌制的两重性》[42]、朴永焕的《汉藏茶马贸易对明清时代的汉藏关系发展的影响》[43] 以及景庆凤的《从档案史料探究明代的茶马贸易制度》[44],均对“金牌制”作了有意义的探讨。特别是《略论金牌制的两重性》一文提出金牌制兼具国家赋税和贸易互市的二重性,该观点虽然有折中骑墙的嫌疑,但仍可视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金牌制研究的一个小结。实际上,从表面来看,金牌制的性质似乎具有二重性,但从明初创设金牌制到明中后期朝廷力复此制的根本目的来看,金牌制统驭、羁縻藏地的性质更为明显。还有韩国学者朴永焕认为,明代金牌制的实施影响极其深远,该制度是清王朝将整个藏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之内的重要因素,为此,金牌制在明清中原王朝统驭藏区方面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值得我们作更深入的探究。

“金牌制是明王朝旨在实现其‘以茶驭番’的一项特殊的民族政策,因此,对于它的影响及历史作用的认识,不能简单用‘积极’或‘消极’这样的词汇概括了之,应该将它置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和背景下去考察,并且还应把它放在后世治藏的历史长河中去评价得失”[45]。另外,金牌制的溯源、朱元璋专制集权与金牌制、金牌制从实行到废除的历史过程等相关问题,研究还需要深入。

(二)关于茶法的研究

明统治者为实现“以茶驭番”的治藏策略,实行茶叶专卖制度,并建立了极其严密的榷茶制度体系,为了保障茶叶生产到官营以茶易马制度的顺利实施和运转,明王朝又确立了“茶禁”的“法”的体系,“茶法”成为茶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萧国亮《简论明初的茶禁政策》[46] 认为茶禁政策有利有弊,实现“以茶驭番”的政治目的是明初实行茶禁政策的主要目的。郭孟良对明代茶法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明代茶禁考析——明代茶法研究之一》[47] 和《试论明代的茶禁政策》[48] 从渊源、内容、演变、影响等方面解析了明代的茶禁政策,认为茶禁政策具有“以茶驭番”的现实政治意义;在《明代引茶制度初论——明代茶法研究之四》[49] 一文中,作者认为川陕是明王朝以茶易马的重点区域,故而重点探究了川陕引法的特殊性;《试论明代茶法的特点》[50] 则提出明代茶法系统在体制结构上呈现出严整性与成熟化的特点,在发展运行上又具有变通性,纵向演变呈现出马鞍形的发展曲线。叶依能《明代的茶叶专卖的茶马交易》[51] 论述了明代茶叶专卖制度以及与茶马贸易的关系,认为明代茶专卖政策严重地影响了茶叶生产的发展。胡长春、康芬《明代的茶政与茶法述要》[52] 认为明王朝制定和实施的茶法,是促使官营以茶易马制度正常运行的根本保障。邓前程、徐学初《务宜远人:明朝藏地僧俗贡使违规私茶处罚的立法与实践》[53],考察了明王朝对藏地贡使兴贩和夹带私茶等违制行为的处罚实践以及明朝廷对此的立法,认为明朝廷对藏地贡使的违规行为往往处罚较轻,这实际上反映出明朝廷试图通过以茶易马的经济手段促使并强化藏区对其的政治内向。

明代在川陕地区实施的茶法,是正常运行官营以茶易马制度的基本保障,对明代茶法不同的视角的研究,反映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出于‘以茶驭番’对藏政策的政治需要,明政府改进完善茶法,茶法系统在体制结构上更趋严整和成熟,茶禁政策呈现出以川陕西北地区为重点,以控制流通领域、保障茶马贸易为中心的特点。”[45]

(三)关于杨一清整顿茶马和朝贡贸易研究

就茶马制度而言,杨一清主要的历史功绩在于他对茶马制度的改革,使明朝中期茶马贸易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时期,他是明中期茶马制度变革的主要推动者。

谢玉杰、唐景绅等学者对杨一清整顿茶马事宜及其《关中奏议全集》进行了有益的整理和评述,杨一清整顿茶马的成效是显著的,但由于受时代及自身的局限,他对茶马的整顿改革随着明王朝各方面的崩溃也注定要走向失败。杨一清整顿茶马是明代茶马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以往学界对明代茶马制度体系进行研究时往往忽视这一发展节点,对杨一清整顿茶马的研究更多的是探讨整顿茶马的各项措施、成效以及最终失败的原因,而它作为茶马制度的重要一环却明显被忽略了。

明代与藏区的朝贡贸易是明代朝贡贸易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朝贡贸易中藏地众番族的贡品主要是以马匹为主的土特产,而明王朝往往赐予朝贡番族食茶,因而,这种贡赐关系仍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马茶互易,马和茶为主体的朝贡贸易亦是明代茶马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普遍认为在贡赐过程中以茶和马为主要内容的物品扮演了经济纽带的角色,朝贡贸易绝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它的意义远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在于由朝贡所体现的政治隶属关系。表面看来,朝贡贸易和茶马制度“法”的体系是有冲突的,茶马制度下明王朝是严令禁止茶叶由民间流入藏区的,而朝贡贸易中又要“钦赐”大量食茶给藏区僧侣,有时甚至对藏地僧俗兴贩和夹带茶叶的违制行为听之任之,原因很明显,实行茶马制度是为了达到“以茶驭番”、“消弭边患”的政治目的,而朝贡贸易中以茶叶赏赐来安抚藏区上层,这是对藏区的一种怀柔和羁縻之策,也是想以经济手段达到“以茶驭番”的政治目的。实质上,朝贡贸易和茶马制度所要实现的政治目的是一致的,朝贡贸易是明王朝“以茶驭番”思想指导下茶马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其他方面的研究

苏发祥《明代的“中马番族”》[54] 考察了明代以茶易马的主要对象,即归顺于明王朝享有以马中茶资格的众多“中马番族”。姚继荣《明代西北诸茶马司的置废及管理》[55] 专题考察了明代诸茶马司的置废及作用。闵文义、王丹《岷州茶马司建立原因探微》[56] 探讨了明后期茶马制度改革背景下,明王朝设立岷州茶马司的具体原因。刘淼《明代茶马贸易价格结构分析》[57] 和《明代茶户的户役与茶课》[58],分别对明代茶马贸易中的两个细节问题进行了考察。王晓燕《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衰落及原因》[59] 和金燕红、武沐《明初茶马贸易衰败原因的再辨析》[60],对明代官营茶马贸易衰败的原因进行了考察。李希贤《明清时期洮州茶马互市史料一组》[61],王河、朱黎明《陈讲与<茶马志>》[62],陶德臣《徐彦登<历代茶马奏议>应是存世之著》[63]、景庆凤《明朝汉藏人民茶马互市的珍贵记录》[64] 是关于明代茶马制度研究资料整理方面的研究成果。

三、存在的不足和展望

无疑,经过数代学者努力,九十年间有关明代茶马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也较为明显。

(一)学界对明代茶马制度的研究主要是从民族贸易经济史的角度和治藏政策的角度展开,不同的角度切入,对茶马互市制度的评价也不尽相同,有否定的观点,也有肯定的观点,而更多的研究者虽能认识到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但大多是概而言之,论据并不是很充分。而要很好地解决对其作出客观评价的问题,最好从制度史层面入手,分析和了解每一时期制度影响下汉藏茶马互市的贸易实态以及明人对不同时期制度实施利弊得失的认识,以此为依据,才能对不同历史时期茶马制度的得失以及它在整个明代有效治理汉藏交界地带乃至纵深藏区中所发挥的作用,作出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佐藤长在其《元末明初西藏的形势》一文的结尾曾展望:“明朝对西藏的经济政策上也曾予以足够的考虑的,等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深入地展开后,明廷对藏政策的全貌才可能全部地浮现在我们眼前。”[65](P33)目前来看,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的不懈努力,我们对明王朝实施茶马互市经济政策治藏已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而要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进一步推进该专题研究乃至明代藏族史的研究,从制度层面对明代汉藏茶马贸易作系统研究十分必要。

(二)茶马制度于洪武初年制定,在洪武年间汉藏茶马互市达到兴盛。众多资料显示,茶马制度之所以能在明初制定并极受朝廷的重视,与朱元璋特别重视马匹和马政有着莫大的关系,而朱元璋个人对明王朝建立茶马制度的重要影响还未得到充分的认识。

(三)对明代诸茶马司和巡茶御史的研究深度不够。近年来,对个别茶马司的研究虽有进展,但对整个明代诸茶马司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明朝嘉、万时期增置的甘州、庄浪、岷州三茶马司,几乎仍是研究的空白;明代巡茶御史几乎没有专题研究的成果。另外,对明初所实行的金牌制,虽研究较多,但争议也最多,有必要甄别和梳理各种史料,继续推进该议题争鸣点的研究。

(四)“明代茶马贸易对西北边防的军事与政治意义相当重要,很值得以专书的规模,对其中的诸多议题作深入探讨”[66](P264)。另外,茶马制度与整个明王朝马政的关系是什么以及在明代马政制度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等问题,还需作更深入的探讨。

(五)在资料运用方面,地方志及明代茶马专著在明代茶马制度研究中所蕴含的重要史料价值发掘不够

注释:

❶选择明代茶马制度而非明代茶马互市(贸易)进行述评,一方面是因为制度层面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另一方面,对明代茶马互市的研究成果很多,而以茶马制度为研究点进行梳理,学术史回顾相对较为集中和清晰,又能突出此专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❷学界对“茶马互市(贸易)”概念的定义有一些分歧,大致体现为广、狭义之分。王晓燕在其论著《官营茶马贸易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绪论部分中作了归纳,她对茶马贸易的定义是:“茶马贸易是自唐宋以后中原从事农业的以汉族为主的民族和周边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之间的茶(以茶为主)与马(以马为主)的物物交换的一种社会分工协作、互惠互利的经济活动。”这个定义涵盖面很广,但又过于宽泛。笔者认为:历史上中原王朝组织的大规模以茶易马活动首先是王朝马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王朝为解决战马匮乏以及补充马源,用茶叶等物收买周边游牧民族的马匹,这是以茶易马最基本的内涵。所以,本文所述明代茶马互市是指狭义上的。

❸王晓燕《20世纪茶马贸易研究综述》(《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李亚娟《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明代藏族史研究综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田茂旺《汉藏边茶研究述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三篇综述文章以及王尧、王启龙、邓小咏著《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和王启龙、阴海燕著《中国藏学史(1950-20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两部综述类大作,其中包括了有关明代茶马贸易的部分研究成果。

❹大致是从1925年至2015年,九十年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梳理。

❺黎世蘅《最初华番茶马贸易的经过》,载于《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5年第2期。此文后收录于2012年出版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先贤经典文集》,第178-182页。

❻竟凡《历代汉番茶马互市考》,载于《开发西北》1935年第5期。又见于《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青海分册(上),甘肃省图书馆1986年版,第221-227页和《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上),甘肃省图书馆1986年版,第277-282页。

❼李进贤《宋明两代西北茶政考》,《西北日报》1944-02-25。王晓燕《20世纪茶马贸易研究综述》一文中对此文的出处注为《西北日报》1947-08-30,作者是景敖,经笔者查阅,发表时间及作者均有误。景敖所作为《宋明两代甘肃茶政考》,出处是《西北日报》1947年2月,而《宋明两代西北茶政考》的作者是李进贤,发表于《西北日报》1944年2月25日。

❽该文原载于《民族团结》1963年第12期。转引自《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选集》,甘肃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506页。

❾参见日本学者伍跃所作《日本明史研究情况简述》,载于《明史研究论丛》2010年00期。

❿狩野直祯关于茶马贸易研究的代表作为《茶马贸易的终末》,载于1962年出版的《东洋史研究》。⓫自宋始,将专以边茶收买的战马统称为“茶马”,“至宋,始市之于边者,曰茶马。”(明)章潢编著:《图书编》卷一二一《马政总叙》,广陵书社2011年版。明代也将以边茶收买于西番地区的战马称之为“茶马”。

⓬民国时期的研究成果对明代茶马制度涉及到的诸环节都有过简要论述,但在这些文章中均未进行学术史的检讨,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明代茶马互市研究的一大缺憾即是对民国时期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鲜有参考引用,所以,全面梳理总结民国时期的研究成果,对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结论吸收引用,对此专题研究的学术承继具有重要意义。

⓭主要有唐景绅《杨一清和他的<关中奏议全集>》(《文献》1986年第4期),谢玉杰《杨一清茶马整顿案评述》(《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谢玉杰、唐景绅《杨一清在西北》(《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等。

⓮参见武沐《论明朝与藏区朝贡贸易》,《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⓯成果主要有院赵毅《明代四川茶马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杜长风《明代乌斯藏朝贡述略》(《西藏研究》1990年第3期),彭陟焱、周毓华《明代朝贡对藏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武沐《论明朝与藏区朝贡贸易》(《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等。

⓰近年来,茶马司研究开始引起个别学者的注意,北方民族大学的闵文义先生探讨了岷州茶马司的设置及历史作用,先后撰有《岷州茶马司建立原因探微》和《岷州茶马司的历史的作用及其启示》,二文先后发表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和《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⓱专以巡茶御史为议题的研究,笔者只见到(中国台湾)卢伟正《明代巡茶御史之研究》(“国立中央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该文对巡茶御史官员的姓名、籍贯、升迁等背景资料进行了统计,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可能性。

⓲明代官方主持的茶马交易大多在河、洮、西宁三茶马司进行,三地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均有有关茶马的记载,虽在此专题研究中已多有参引,但其重要参考价值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明代有多部有关茶马的专著,但大多已亡佚,现确为留存的有陈讲编纂的《马政志》(又称《茶马志》)和徐彦登编纂的《历朝茶马奏议》,对研究明代茶马制度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穆祥桐、王乐庆《明代茶马交易述略》一文以《明史》和陈讲的《马政志》为主要资料概述了明代的茶马交易(《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2004年第23期,第91-97页)。王河、朱黎明《陈讲与<茶马志>》对《马政志》一书作了详细介绍(《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但遗憾的是,在此后的研究中该著再未见参引;徐彦登《历朝茶马奏议》,赵毅、刘淼、邓前程等曾有过参引,但均未注明具体出处;2006年陶德臣《徐彦登<历代茶马奏>应是存世之著》一文简单介绍了该书(《贵州茶叶》2006年第1期),同年,王河、朱黎明《关于徐彦登与廖攀龙<历朝茶马奏议>——兼答陶德臣先生》一文又进一步详细介绍了该著的内容(《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10年后的2016年,黄吉宏《儒士“茶法马政”的对策性考略——以徐彦登<历代茶马奏议>为中心》一文对《历朝茶马奏议》的版本及各个时期的奏疏进行了辑考以及初步研究(《农业考古》2016年第2期)。由于该著篇幅较大,明代茶马奏疏达142篇之多,虽有少部分奏疏也复见于《明经世文编》等资料,但多数奏疏仅编录于该书,故在此专题研究中所蕴含的重要史料价值亟需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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