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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云南普洱茶文化的历史地位

普洱茶是云南特有的历史名茶。从史籍记载、茶马贸易、佛教、民族文化和文学等角度,对云南普洱茶文化的历史地位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本文全文原题转载自《西南农业学报》2008年21卷2期,作者王平盛、刘本英、成浩。

普洱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普洱茶为载体,汇集、融合、积淀和传播了各种文化,是云南多样性的立体生态环境、丰富的民族文化、独特的生产工艺和文化的积淀。普洱茶文化也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性质,体现了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认知理念与实践。普洱茶文化作为马帮文化或茶马文化的代表,除了具备传统茶文化的精髓之外,更有不可复制的独特之处,即普洱茶的民族特性和历史底蕴。品饮普洱茶,不仅是品饮西南边疆云南地区的山光水色,更是在品饮云南民族文化的独特风味。

史籍记载中的普洱茶

中国云南省普洱茶的种植历史,源远流长。但在历史上,相对于内地而言,云南地处边远,素有“极边之地”之称,境内山高谷深,道路艰险,来往困难,加之民族众多,且多封闭隔离,文化也相对落后,致使云南早期茶事不能较多地以文字记载传世,就连生活在中唐时期的茶圣陆羽也未在其《茶经》中提及云南之茶。尽管如此,云南境内丰富的茶树种质资源,保存至今的众多古茶园、古茶树,足以证明云南植茶历史十分悠久,堪称世界上大叶种茶的发源地。

最早在历史文献中记载普洱茶的人,是唐代威通三年(862年)曾亲自到过云南南诏的唐吏樊绰,在其著《蛮书》卷七中记载:“茶出银生城(即今景东县)界诸山,散收无造法。”南宋李石撰《续博物志》卷七也说:“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银生是唐代南诏国六诏以外的六节度之一,辖今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州。据《普洱府志》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在明万历年间,谢肇淛在其著《滇略》中,第一次提到了“普洱茶”这个名词:“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此“普茶”即“普洱茶”,因为当时西双版纳属普洱府管辖,普洱又是当时茶叶的加工、集散地,普洱茶因而得名。普洱,唐代为南诏所属银生节度的奉逸城;宋代大理时期基本沿袭不变;元代属元江万户府下的普日部;明代属元江府下的普日长官司;清代康熙年间后,正式建立普洱府,下辖思茅、威远(今景谷县)、他郎(今墨江县)三厅及车里宣慰司,管辖今云南普洱市大部和西双版纳全境。

清康熙年间章履成编纂的《元江府志》所载:“普洱茶,出普洱山,性温味香,异于他产。”这里明确了具体产地——普洱茶是产自普洱山的。相同的记载还有清乾隆年间赵学敏所撰《本草纲目拾遗》:“普洱山在车里军民宣慰司北,其上产茶,性温味香,名普洱茶。”而1916年由藏励等开始编纂,1931年成书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收有“普洱山”地名:“(在)宁洱县(今普洱市宁洱县)境,(山上)产茶……名普洱茶,清时普洱府以是名。”民国初柴萼《梵天庐丛录》中记载:“普洱茶,产云南普洱山,性温味厚,坝夷所种。蒸制,以竹箬成团裹。”

普洱茶的主要原产地,古书均有“六大茶山”的记载。据道光《普洱府志》“六茶山遗器”记载:“六茶山遗器,俱在城南境,旧传武侯(诸葛亮)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鋩于莽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镫于革登,置撒袋于漫撒,因以名其山。又莽芝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相传为武侯遗种,今夷民犹祀之。”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年)檀萃著《滇海虞衡志》也云:“普茶名重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曼枝、五曰曼喘、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清史稿卷七十四》记载为:“攸乐、蟒支、革登、蛮专、倚邦、漫撒。”管辖六大茶山的《思茅厅釆访》中说的是:“产茶地方有六处茶山,即是倚邦、架布、嶍崆、蛮砖、革登、易武。”师范著《滇系》一书,则说得详细:“普洱府茶,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漫撒六茶山。”谈到山川位置时,又说:“普洱府宁洱县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二百二十里曰莽枝,二百六十里曰革登,三百四十里曰蛮砖,三百六十五里曰倚邦,五百二十一里曰漫撒。山势连属,复蛉层峦,皆多茶树。”表明普洱茶的原产地分布区域广大,遍及今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州。

茶马贸易

普洱茶成为贸易商品始于何时,汉文史籍缺乏明确的记载。然而从唐代樊绰所著《蛮书》和阮福《普洱茶记》的有关记述可以确定,普洱茶对外销售不晚于唐代,当时己远销到大理、康藏一带。

宋代(公元960~1279年),普洱茶成为“易西蕃之马”的商品。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普洱茶己成为各族人民在市场交易的重要商品。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金齿”、“白夷”(指傣族)条说:“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

明代(公元1368~1644年),万历年间,在普洱己设官管理茶叶贸易:普洱茶的名贵己传扬全国。据《滇略》和《新篆云南通志》中所载:“士庶所用,皆普茶也”、“普茶之名在华茶中所占特殊位置,远非安徽、闽浙可比”。

清初,藏族同胞即来滇交涉茶马贸易。刘健《庭闻录》说:“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3月,北胜(今永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都台杰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就在该年10月在北胜州开茶市,以马易茶。因藏民喜爱的普洱茶还不够藏族商人的需要,又招商人到川湖产茶区釆购运至北胜州互市。后来丽江府改土归流,交通便利,茶市改设丽江。藏族商人每年自夏历9月至次年春天赶马队到丽江,领茶引赴普洱购茶;从丽江、下关经景东、景谷至思茅,马帮结队,络绎不绝,每年贸易额达250万kg之多。此外,汉族、白族、纳西族商人也常贩茶供应藏民地区。清代中叶,清政府已在普洱府和思茅厅增设官茶局。雍正7年(1729年),清政府在攸乐山设“攸乐同知”,统兵500防守山寨,征收茶捐,当时每年约有马帮1000余驮运茶叶,然后转运普洱加工精制。在勐海、勐遮、易武等地设置“钱粮茶务军功司”。管理茶叶、粮食的购销贸易。当时,由于瘴疟流行,乾隆元年(1736年),清政府将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在思茅设立官茶局,从此思茅又成了普洱与西双版纳之间的茶叶中转站,思茅也因“普洱茶远销”而繁荣起来。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76年),思茅城商旅云集,“年有1000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紫胶)者络绎于途,滇南商道己成为一条“茶叶商道”,印度、缅甸、暹罗(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国,均有商人来往于西双版纳和思茅、普洱之间。这时期的普洱茶贸易异常兴盛。清阮福《普洱茶记》载:“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清政府把普洱茶列为“贡茶”,每年需上交33000kg。清檀萃著《滇海虞衡志》中云:“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在《云南通志》、《普洱府志》和《大清一统志》中,都有“以茶为市”,“仰食茶山”的记载,当时尽管“大理有感通寺茶,昆明有太华寺茶。然出不多。不能如普洱之盛”。据记载,清初的攸乐等六大茶山共产茶六、七千驮,最高年产量曾达八万余担。[1]

民国末年编纂的《新纂云南通志•商业考》中也写道:“当时的省际贸易。由四川输入的物品为生丝、绸缎、川烟、贡川纸、药材等,由云南输出的物品为茶、火腿等。由贵州输入的物品为棉纸、府绸、竹器、漆器等。由云南输出的物品仍为茶、烟、药材等。由康藏输入的物品为毡、毯、毛织品等,由云南输出的物品亦为茶叶等类。”这种输出的茶叶大部分为普洱茶。说明普洱茶已成为云南大宗贸易商品,流布天下。

到民国年间,普洱茶已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誉。更有甚者把普洱茶提到了与“龙井”齐名的地位。柴萼在其《梵天庐丛录》中写道:“普洱茶产云南普洱山,性温味厚……产易武倚邦者尤佳,价等兼金。品茶者谓普洱之比龙井,犹少陵之比渊明,识者之。”[2]  徐珂也在其《梦湘吃语》一书中写道:“珂生平不喜龙井,而嗜云南之普洱茶。”[3]

佛教与普洱茶

普洱茶与宗教有着严密的关系,因普洱茶具有敬献、养心、解渴、提神、消食、明目、解毒、保健等功能,在各种宗教祭祀礼仪活动中能发挥独特的作用。与普洱茶有关系的佛教,[4]  在思普区(昔日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的代称)有:汉传大乘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滇西北迪庆及西藏地区的藏传佛教。

汉传大乘佛教认为,茶有三德:一、坐禅时通夜不眠;二、满腹时帮助消化;三、茶为不发之物,可抑制性欲。僧人坐禅、祈祷、解渴、茶会均要用茶。坐禅要做到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如此长时间的坐禅,势必产生疲劳困倦,需要饮茶醒脑提神,方能坚持。再者,僧人还有“过午不食”的戒律。因此,具有提神益思、破睡驱眠、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等效益的茶,便自然成了僧人们所必须的而又不违反教义戒规的最理想的饮料了。佛教历来提倡禁欲、禁酒、戒荤吃素,而茶汁性淡、醒脑提神,既符合佛教戒酒禁俗、忍受苦难的教义,同时又利于佛教修炼“禅定”时以茶助兴。因此,佛家把茶叶视为“神物”,历来倡导饮茶。佛门寺院还在不同的场合饮用其茶:以茶敬佛祖、菩萨、祖师,用“莫茶”表示对其无尚崇敬和尊重;以茶敬施主、香客及游览者,沿袭着中国人民传统的客来敬茶的习俗,用“寺院茶”表示对来者的敬意;以茶为受戒僧人虔饮,僧人在受戒前后均饮用“受戒茶”,让僧人受戒后虔诚坐禅。可以说,大乘佛教的诸多佛事活动离不开普洱茶。

南传上座部佛教,正式名称为“巴利语经典系佛教”,此佛教传入思普区的时间已有数百年之久,在西双版纳、孟连、景谷、景东、墨江、普洱、思茅、江城、澜沧、西盟等县,傣族、布朗族全民信仰上座部佛教。此佛教与普洱茶的关系密不可分。傣族称佛寺为“碗”,一般分3个等级,土司所在地的佛寺称总佛寺,4座以上村寨佛寺组成的佛寺其中一座为中心佛寺,最基层一级的就是一个寨子的寨佛寺。佛寺的祭司“安章”主持宗教活动,丧葬和祭神驱鬼,接待来客,均要用茶。过“雨安居”关门节时,进入斋戒期(从傣历9月月圆日到11月月圆日,整3个月)。佛寺僧侣坐禅及信教老年人住进佛寺持戒、听经、坐禅时要饮茶。傣历1~2月间赕小窝铺“豪巴立哇”(又称“豪干”)最大的斋期时,按佛规应邀40座佛寺“都”以上的僧侣40人,带“萨玛尼”级侍从参加,一部分僧侣住佛寺大殿,傣语称“帕哄”,一部分则住进事先在佛寺周围搭好的小窝铺内,傣语称“帕厅”。两部分僧侣分别选出负责人,每日早、晚集体上佛寺大殿诵经礼佛,中午集体进布萨堂自咨,其余时间各自在住处坐禅,这些活动均伴随着饮茶。举行“赕小窝铺”活动期间,信徒一般不出工劳动,每天做最好的饭茶供僧侣食用。僧侣衣食住行及宗教生活完全模仿古代僧伽的生活方式,时间为15天,通过这种“贱”的形式给僧侣静养修身、洗心革面的机会,祈求平安无事,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茶也随之有其用场。

云南滇西北迪庆藏族地区及西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寺庙的用茶,大都是思普区运去的普洱茶。藏传佛教徒不仅用茶自饮、待客、供奉佛祖,而且举行茶会。据载,西藏喀温巴穆大喇嘛庙,四方云游僧巡礼,和尚常常到此聚会,同时举行盛大的茶会。巡行和尚笃诚信佛,用茶款待全体喇嘛,全庙有4000名喇嘛,每人饮2杯,便需8000杯,当时费银50两。据査理•鲍乐《西藏人民》载,2、3月间,西藏喇嘛举行3星期盛大的祈祷会,在此期间还有大型的茶会。数千名喇嘛披着庄严的法衣排列成行,静坐在殿内的蒲团上。年青的喇嘛,端出热气腾腾的茶釜,施主拜伏在地,将茶汤分给众僧。与此同时,施主大唱《赞美歌》,富裕的巡行和尚,将点心或牛酩等物加进茶中。据《西藏旧传》载:苏纽某国王曾连续八日举行大飨宴,这种大飨宴喝点心牛酩的茶汤。会后,信士们游山,穷人携带茶锅、茶碗,在山腰上烧水喝茶,享乐一天,藏传佛教与普洱茶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普洱茶之所以能与当地的佛教结合得很紧,其原因在于普洱茶有利于清神、益脑和修身养生,茶又能解毒、去烦、解闷,并能舒通经络,特别有益于佛家禅定,这使佛教对茶的态度十分重视,使普洱茶融入了宗教文化之中,从而形成了不同民族、不同流派、不同礼仪的佛教茶文化,通过茶最终表达出了佛家“明心见性”的道德观。

民族文化与普洱茶

茶在很多民族文化里具有文化象征符号。据茶学专家考证,布朗族是最早对茶叶进行人工栽培的民族,德昂族的创世神话甚至认为世上万物都是茶叶变的,基诺族的凉拌茶至今还反映着早期人类把茶叶当食品而不是饮料的基本事实,具有特殊的人类学意义。

思普地区各民族的饮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哈尼族的烤茶、土锅茶、蒸茶,彝族的火罐茶、盐巴茶,傣族的烤竹筒茶,拉祜族的烤茶、大锅茶,佤族的铁板烧茶,布朗族的煮竹青茶、酸茶等。各民族之间,以茶待客、以茶联姻、以茶作礼、以茶祭祀、以茶作贡,以茶入市、以茶唱曲、以茶入艺、以茶经贸、以茶入药、以茶入诗等,已成为了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友好的象征。

丰富多样性是云南民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使普洱茶文化具备了斑斓生动的背景,这是其他茶类文化不能比拟的。由于这些多元而又相关的文化形成了各民族对茶的不同理解,给非本土文化的消费者以迥然不同的文化体验,于是普洱茶消费更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文化消费。[5]  茶马古道是民族文化交流最具典型性的象征。云南各不相同的少数民族在这片热土和谐相处,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与普洱茶贸易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表现出普洱茶文化更丰富的“和”的内容:这不仅是人与人的和谐,而且是文化与文化的和谐。茶在云南各民族日常的生活中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交往中,往往是象征人情和美的信物,甚至在祭祀祖先的重大活动中不可或缺。普洱茶文化精神,在这些深厚的民族茶文化背景映衬下凸现出斑斓光彩。[6]  普洱茶文化既具有传统茶文化的精髓,也集民族文化和大众文化、历史底蕴和现代精神于一体,它不同于江南文人式的茶文化或者功夫茶文化,而是茶马古道与多样化民族习俗的综合,体现出其博大、和谐的独特文化精神。

文学与普洱茶

古人云:“普洱茶名遍天下”,此言甚是。古今中外文人学士为普洱茶著书立说,吟诗作对者不乏其人。清代文学家曹雪芹曾将普洱茶写入《红楼梦》,清代文人阮福著有《普洱茶记》,而在思普区茶乡,则流传着不少与普洱茶有关的古诗曲和民间山歌,其种茶、采茶、揉茶、饮茶、咏茶、祭茶等,均属由茶而引出来的一系列“茶文化现象”。在1993年黄桂枢主编已出刊的《中国普洱茶诗词楹联集》中,搜集有清代的《普茶吟》、《采茶曲》、《茶庵鸟道》诗,英国《茶歌》等,有当代吟咏普洱茶乡种茶、采茶、制茶、饮茶、论茶、茶史、茶山、茶厂、远销、出口、药用、保健、茶艺、茶节等题材的茶诗词曲联,为普洱茶文化增添了新内容。1997年4月,国家邮电部发行《茶》邮票一套4枚,第一枚《茶树》印的就是思茅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邦崴过渡型古茶树,开了中国茶文化入邮之先河,在国际邮政上起到了宣传作用。

普洱茶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普洱茶文化及普洱茶保健功效研究的不断深入,表明云南普洱茶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还具有降血压、降血脂、减肥等方面的作用,符合现代人健康、保健的需求。这样,云南普洱茶逐渐升温,并在21世纪初形成热潮。与普洱茶有关的各种研讨会、考察论证会、茶艺表演、马帮出征等活动不断在普洱、西双版纳、临沧、昆明等地举行,普洱茶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并接受,促进了普洱茶生产飞速发展。到2006年,云南全省茶叶总产量达13.8万t,其中普洱茶达8.2万t,占59%。普洱茶已成为云南茶区最具特色的茶叶产品,对发展云南地方经济、提高云南茶区各民族经济收入都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结束语

云南普洱茶文化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华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普洱茶文化与云南的自然、地理、民族、经济、文化紧密相连,涉及种茶人、饮茶人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等方面。正是由于云南的独特历史背景和特殊地理条件造就了茶中奇葩——普洱茶,孕育了独特的普洱茶及其文化。

参考文献:

[1] 王平盛、梁名志,普洱茶古今漫谈[J],云南热带科技,2001.24(4)。

[2] 陈祖椝、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M],北京:农业出版社版。

[3] 黄桂枢,略论普洱茶与佛教的关系[EB/OL],http://www.cqvip.com。

[4] 王美津,普洱茶,云南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DB/OL],http://www.5caishi.com/Get/yjtt/074727736.htm。

[5] 谢云山,试论云南茶叶现状与出一以普洱茶为例[J],生态经济,2005(1)。

[6] 黄桂枢,普洱茶与茶文化[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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