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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普洱茶贸易

本文沿着历史发展沿革,对于云南普洱地区的茶叶生茶、贸易进行了非常好的概况性介绍,让读者能形成清晰的整体认识。

本文全文原题转载自《上海茶叶》2010年第3期,作者李若含。原文可能因编辑排版问题,略有几处文字和标点符号错误,本站采编人员进行了修正,如修正有误,请原作者与本站联系进行修订。

关于“普洱茶”最早的贸易时间,由于年代久远,从史籍中已无法进行确切的考证。据清乾隆时檀萃所著《滇海虞衡志》说:“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专,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普茶不知显于何时,宋自南渡后于桂林之静江军以茶易西蕃之马,是谓滇南无茶也……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人不知,犹于桂林以茶易马,宜滇马之不出也。”根据这一说法,可知唐代普洱茶已经行销到西藏。

另据当代普洱县一些文史工作者的考证,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政权于六大茶山所在地易武一带设置“利润城”,从茶叶贸易中获取利润。到了唐乾符六年(879年),南诏政权又在六大茶山至大理的途中设置睑治,取名“步日睑”。澜沧江内大片地方为其辖地,包括江内的利润城及六大茶山。当时,外界已对“普洱茶”有着大量的需求,特别是居住在藏区的民众。由于“普洱茶”所具有的优异品质和适应了以肉类与乳制品为食的藏民的生活习俗,藏民们不惜翻越雪山,漂流金沙江,跋涉丛林,行程数千里,以藏区的马匹、乳制品、藏药等换取普洱茶。普洱茶使藏民日常所需的酥油茶更具风味。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条经步日、下关、丽江而至西藏,靠人背马驮“以马易茶”的“茶马古道”。这条“茶马古道”沿走至20世纪50年代初,此后随着公路的出现而消失。至今,普洱县还有一些老人称呼这条路线为“后路”。

宋代,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此时宋国与北方的金国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开设“茶马市场”,以当地的茶叶换取西藏马匹,再将马匹转与宋,以换取其锦缎与珠玩饰品。茶叶的种植随之扩大。

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普日”改称为“普耳”。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为“普洱”,明朝廷还在其地设官吏管理普洱茶的贸易。

清顺治十六年(161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这一时期普洱茶的生产和销路较好,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2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十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茶山,达“数十万”之众,因而不断出现事端。雍正七年(1729年),设普洱府后,即在思茅城内设普洱茶局管理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及销售,并将原思茅城内私营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茶引”购茶,茶商复入茶山作茶,主要茶品种为圆饼茶,又称为“圆宝茶”,因七饼为一筒出售,又称“七子饼茶”或“七子圆茶”。茶山大量供思茅用茶外,所生产的“圆宝茶”经易武销至缅甸、泰国、香港,再转南洋及至欧洲、美洲,进入国际茶叶市场。乾隆年间,清廷对普洱府茶业情况进行调查后,将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列为贡品,年解贡茶660担,贡后方允许民间私商进行交易。康雍乾期间,清政府还在普洱一带开采铜矿和盐矿,这对当地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商贾旅人聚集,也带动了普洱茶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年一度春末夏初的“花茶市”,南北商人来往如织,城内摊点遍布,店铺林立,城外帐篷如云。马帮出入,土特产品及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的交换日益发展,饮食业和人马旅店应运而生。普洱天天为街,日日为市,甚至还出现了夜市市场,成为滇南商业活动中心。磨黑、石膏井、勐先、满磨街等集市亦随之形成,并日益兴隆,据清道光《普洱府志》记载,出现了“蛮民杂居,以茶为市……衣食仰给茶山……夷汉杂居,男女交易,士农乐业,盐茶通商”的繁荣景象。道光年间,普洱一带的商业达到了鼎盛,且有行商、坐商和货郎之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随贡茶和大众茶的用量日增,茶山年产茶增至十万担,运量随之增大,遂由茶商、士绅出钱,铺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马驿道,全长211公里,全为青石板铺成,避免了道路的泥泞。

明清两代,在“茶马古道”之外,还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岀四条“茶马大道”。一是由普洱至昆明的“官马大道”,历史上的普洱贡茶经此道运往昆明,然后转运京城。从长江下游而来的客商,以及滇中、滇东地区的客商和本省的官员到普洱,均走此道。二是由普洱至澜沧的“旱季茶马大道”,自普洱起运茶叶,经思茅糯扎至澜沧县,再至勸连县而后到达缅甸。三是由普洱至越南莱州的“茶马大道”,由普洱起运茶叶,经江城县至越南莱州,然后转运至欧洲。四是普洱至打洛的“茶马大道”,此系“官马大道”的延伸,自普洱经思茅、车里、佛海至打洛,然后到达缅甸的景栋。在今天的普洱县境内,还保留有三处较为完整的“茶马大道”的遗址,见证着普洱荼贸易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同治年间,普洱各地因遭受“白旗下坝”五年争战,茶市不兴,各地茶商渐撤,茶园荒芜,茶业一度衰落。清末,普洱的茶业渐渐衰落。光绪年间,茶市又复活跃,私商恢复,宁洱县城有秦晋、两广、四川、江西、两湖及玉溪、建水、石屏、旺江、通河等会馆十余处,商号180余家,其中较大商号有“协太昌、同心昌、荣和昌”等20余家,这些商号多数经营并加工茶叶。在宁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满茶、紧团茶、改造茶、金月天等品牌,外型为团饼、方砖、牛心和人头团茶等。思茅厅内,设有茶叶总店,除专制“八色贡茶”外,还加工各种紧团茶、园饼茶和毛尖茶。民间专业加工销售茶叶的较大商号有“恒和园”、“裕泰丰”、“雷永丰”等10余家,生产园饼、方砖、紧团茶和双喜牌茶。较大商号有“鼎光恒”、“同仁利”、“裕泰丰”、“信仁和”、“广益祥”等数家。汉族商人、地主还以客户身份进入易武产茶区,利用“夷民难以撑持门户”的时机,典进茶林,在易武、勐海开设茶庄,收购茶叶。

辛亥革命以后,汉族商人在西双版纳一带,特别是在勐海从事制茶的商号如雨后春笋,相继开业,傣族商人也建立起自己的茶庄。民国二年(1923年),普洱府撤销。民国三年(1924年),将迤南道(驻普洱)改为普洱道,辖宁洱、思茅、墨江、元江、新平、景东、镇沅、景谷、澜沧、缅宁10个县及普思沿边行政区(车里)。民国八年(1929年),思茅县城流行鼠疫、疟疾,茶商渐撤,思茅茶业长期停顿,茶商转入易武,故易武茶业又一度兴旺,延至民国26年(1937年)。此后因法国重新封锁老、越边界,南下茶路堵塞,茶商关门,易武茶业走向萧条。

抗战时期(1937-1945),外省人大量进入普洱,不少人从事商业,普洱商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商旅路线主要为南、北两途。北路即由普洱直往昆明,主要输出茶叶、食盐、地产中草药材,输入布匹、香烟、瓶酒、罐头及其它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等,称为“省货”;南路由普洱输出食盐、银饰等,经思茅、车里至佛海,销售后又转运茶叶至缅甸,输入象牙、煤油、洋靛、棉花、棉纱、布匹、西药、鹿茸、虎骨及杂货等,称为“坝子货”。此外,另有西北路经景谷、镇沅、景东等“后路地”至大理乃至西藏,输出茶叶、棉花等,输入菜油、白糖、冰糖、面粉、乳扇、核桃、干柿饼等,称为“后路货”;东北路由普洱经墨江、元江至石屏,输出食盐,输入豆腐皮、豆腐干、松子等,称为“石屏货”;东南路经江城出越南莱州至海防,输出紫胶、樟脑(冰片)、茶叶等,输入工业品、生猪、牛、粮食;西南路经思茅、六顺至澜沧,输出食盐、土布、银饰、黄烟,输入棉花等。此时的普洱茶不仅行销国内四川、西藏、湖南、湖北等省区,而且远销港澳、缅甸、越南、泰国、印尼、日本乃至欧洲,尤在日本和西欧享有盛名。普洱成为滇南重镇和商业活动中心。

抗战初期,佛海的普洱茶也是畅销无阻,国外至缅甸、印度、暹罗、南洋、香港一带,内地则遍及云南、贵州、康藏等地的商业市镇。日军南进时,由于战祸侵袭到佛海一带,国外交通受阻,内地交通不便,因而产销情况大不如前。紧茶主要销往西藏,大部分须经缅甸、印度转道而入。圆茶经缅甸、泰国,以仰光、曼谷两地为集散地,销往南洋、香港,北至土耳其。1942年,日本占领缅甸之后,则销路中断。由于茶叶滞销,茶农苦于无法,遂对茶园不加整枝刈草,任其荒芜。

20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曾大力宣传工商业政策,鼓励茶农加工栽培,增产出口,提出“恢复老茶园,开展新茶园”的号召,茶园的种植面积逐渐增加,茶叶产量比抗战后增长了许多,私商也纷纷收购,外销马来亚、香港、仰光等地。但由于总体来看茶价低贱,茶农采摘茶叶不足维持正常生活,且若由内地入藏,耗时久、运费高,因而产量销量都不高。60年代,也曾号召“大搞茶园建设”,在思茅坝、曼歇坝、景东县文井大街、澜沧县的惠民、勐滨开垦新式茶园。1975年,新建普洱茶厂,先后加工制作的青茶、红茶、花茶、沱茶、特制普洱茶等40多个精致茶叶品种规格,国内国外均有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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