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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期茶马贸易的民间化与政府的对策

明中期茶马贸易制度的破坏,最主要的是以商人为中心的民间贸易的发展,严重冲击着明政府官办的以垄断茶利为前提的茶马贸易。

本文全文原题转载自《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4期,作者秦川。

明政府苦心经营的茶马贸易制度,在中期以后,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并开始走向衰败。史载“自宣德以后,祖制渐废,军旅特甚,茶马其一端耳。”可见,茶马贸易的荒废,早在明前期就开始了。

首先是金牌制度停止。正统年间,随着蒙古瓦剌势力的强大,明政府与蒙古势力在西北地区战事频繁,各卫所属番民不断遇到侵扰,徙居无常,金牌散失殆尽。另一方面,因为连年战争,明政府无力抽出兵丁从事茶运,“陕西军民转输军饷,无暇运茶,腹里卫分军官,又各调去甘凉宁夏等处征操,别无官军可调。”由于茶运困难,在进行茶马贸易时,无茶可酬,金牌制只好停止。

明政府制定的茶马比价,在实际交易中,不能得到贯彻执行,往往是压低马价。如永乐八年(1410),河州官市上,茶马比价已压低到上马每匹给茶六十斤,中马四十斤,下马递减,这实际上是利用茶禁,进行不平等贸易。加之,在互市过程中,不法官吏互相勾结,经常以质量低劣的粗茶欺骗少数民族,引起了少数民族不满,其对策便是以劣马应付茶马司。

明中期茶马贸易制度的破坏,最主要的是以商人为中心的民间贸易的发展,严重冲击着明政府官办的以垄断茶利为前提的茶马贸易。永乐初年,茶禁有所松弛,遂使私茶大量出境,以后虽不断严申茶禁,但始终不能奏效,宣德以后,更为严重。

(1)正统以后,由于不断招抚流民开垦荒地新增不少茶园,如汉中府就有大批延安、庆阳、西安地区的流民,这些流民开荒种茶,多不起课,他们生产的茶叶,大多被商人收购,私下贩运到藏区进行交易。即使课荼户,也将细茶卖给商人,而将粗茶交纳政府。再者,明政府禁止茶马以外的其他物品贸易,而当内地商人冒险偷运私茶出境后,以比较合理的价格和交易商品的多样化受到欢迎,各部族群众直接用好马同商人换茶,而以劣马应付茶马司,政府即使出高价也难买到好马。

(2)西宁、河州、洮州靠近藏族地区的土著居民,大多通少数民族语言,各地商人聚集在这一带,“通番买马,雇请土民,传译引导,群附党援,潜住不出”,这就使政府很难查禁。

(3)边镇官吏私自同藏区进行贸易。他们利用职权,或让家人、伴当通番走私,或自出资本兴贩私茶,或受商人贿赂,与商人同贩私茶,或在互市过程中,将茶马司拨给的茶叶换取劣马,挪取大量余茶私贩牟利。

民间贸易的蓬勃开展,把茶马贸易推向另一高潮,到弘治、正德年间,出现了“沿边镇店,积聚如丘,外境夷方,载行如蚁”的局面。民间互市的兴起,猛烈冲击着官营茶马贸易,迫使明政府釆用适当调整茶马比价,厉行茶禁,惩办不法官吏等措施进行整顿,其中以弘治末年杨一清对茶马贸易制度的改革最有成效。

杨一清(约1454-1530),字应宁,原籍云南安宁,成化八年进士。弘治十五年(1502),被兵部尚书刘大夏荐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此时由于金牌制的废弛,私贩的盛行,而使朝廷坐失茶马之利,虽然政府不时派抚谕巡察之官,但终究不能禁绝私茶,朝野有识之士,莫不忧心忡忡,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边防缺马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来各少数民族不依赖政府就能获取茶叶,那么,“意外之忧,或从此生,藩篱之固,何所于托”,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大问题,精明强干的杨一清自然不会等闲视之。基于这种认识,杨一清到任后,驻扎在平凉、固原等地,在整顿马政的同时,着手对茶马贸易进行了整顿。

1、复金牌之制。在上述思想指导下,杨一清把恢复明初金牌信符制度,作为首要任务来抓。他主张:“招番必先运茶”,否则无茶可酬,就会使番人失望,且有损政府的威严。因此,必须“严禁私贩,广积官茶”。其次,“令兵备、守备官”将原甘青藏区各少数民族的“指挥、千百户、镇抚、驿丞等官”,“查出奏请,就彼各袭原职,以为统领”,然后,以弘治十二年为招番之期,届时会同陕西、甘肃二处巡抚官,照明初的金牌制度纳马易茶。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平时则任其自愿带马换取茶叶,若有不受约束,招调不来者,“再三抚谕,量调汉官官兵问罪诛剿,以警其余。”

2、专巡禁之官。成化年间,明政府因为“行人职轻,难以革弊”而停止差遣行人,派御史巡禁私茶。杨一清认为既有都御史兼理荼马,又遣御史巡禁私茶,会造成事权不一的局面,建议中央将巡茶御史调回,一应事务都由他负责办理,并耳从弘治十八年开始,由他“自择有风力才干一员,驻扎于临洮府,不许别项差占,专一往来巡视,严禁私茶,痛革通番积弊。”一年满后,另派一官员更替。

3、严私贩之禁。针对明中期以来民间贸易的发展,杨一清认为应该象明初那样,严加整肃,要厉行茶禁,就要从“禁止通番”和“禁约私茶”两方面入手,但考虑内地与边防的具体情况不同,对贩茶与通番之人,也应区别对待。为此,杨一清制定了一套治理办法,认为这样就可以使“法令一新,积习之弊可袪”,达到严禁私販茶叶的目的。

4、处茶园之课。由于不断招抚流民开荒种茶,到弘治、正德年间,川陕地区的茶园有了很大发展,这样就出现了“户口日繁,茶园增加不知几处,而茶课依旧”的局面。这些新增的茶园,不向政府交纳课税,所产茶叶大多卖籍商贩运往少数民族地区,如汉中府“岁课不及三万,而商贩私鬻至百余万以为常”,这样“非惟细民有不均之叹,抑且奸民遂玩法之私”。杨一清提出按照“有益于官,不病于民”的原则,令陕西布按二司会同汉中府掌印官,亲自前往产茶州县,“遍历园山界畔,再行踏勘丈量,斟酌地里远近,佃户多寡”,“勘处停当,备开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数目,造册奏缴,永为遵行。”

5、广价茶之积。明政府在实行“马赋差发”制度的时候,按照一定的比价,给纳马各族以一定数量的茶叶,称为“价茶”。要获得马匹,首先必须保有足够的“价茶”。杨一清认为,确保茶课和改革茶运是“广价茶之积”的关键,必须从这两方面进行整顿。但如果采取“商贩停革,私茶严禁”的办法,就会使种茶之人觉得无利可图而“不复葺理”茶园,茶课势必受到影响。若茶课减少,则茶马司无足够的价茶,就会使少数民族失望,茶户也因积茶无用,而“失小民之业”。针对这一情况,杨一清采取委官购茶易马的办法,这种办法虽比买马获利较多,但所购茶叶仍需官运。若要广为收购茶斤,则汉中、巩昌、河西一带人民将不胜其劳忧,故非长久之计?

如何才能保证既不使商贩私鬻茶户所产之茶,又不“失小民之业”?杨一清认为,“如欲官民两便,必须招商买运,给价相应”,这一办法实行后,他又感到这种做法的不足之处是给予商人的茶价,都由政府支出,岁岁支给,亦非可继之道。经过再三考虑,权衡利弊,杨一清提出“若运到富茶,量将三分之一,官为发卖,以偿商价,尤为便益”。并且指出,这种办法和开中商茶不同,开中商荼,其利在商,招商买茶,其利在官,是可以实施的最佳方案。

这个方案的具体实施办法是,“自弘治十八年为始,……招谕山陕等处富实商人,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其价原定每一千斤给五十两之数,每商所买不得过一万斤,给与批文,……听其自出资本,收买真细茶斤,自行雇脚转运,照商茶事例,行令沿途官司,称盘截角,如有多余夹带茶斤,照私茶拟断,运至各该茶马司,取获实收,……分投于西宁、河州二卫,官为发卖,每处七八万斤至十万斤为至,价银官库收候,尽勾给商,如有赢余,下年辏给”。这种做法“不伤府库之财,不失商民之业,而我可坐收茶马之利”,诚可谓“长久利便之策”。

杨一清将上述主张及实施方案上报中央,除了恢复金牌制度的措施因明中央政府认为金牌制度废弛太久,一时难以恢复而未获批准外,其余都得到中央政府首肯,得以实施并取得了成效,“所用茶斤,皆招商买运,不烦军民转输,故边防既得实用而内地若罔闻知”,“四年间易马九千余匹,而茶积四十余万斛”。这样自宣德以来,日益破坏的西北茶马贸易,经过杨一清等人的整顿,再度出现了兴旺的局面。

杨一清对茶马贸易的整顿,是随着明孝宗“弘治中兴”局面的出现而出现的,明孝宗在位时对政治的整饬,给杨一清创造了整顿茶马贸易的氛围,使其取得了成就。但是,杨一清整顿茶马贸易带来的繁荣局面为时并不长。明孝宗死后,继位的明武宗不问政事,从而使大权落于大宦官刘瑾之手。正德三年(1508),兵部尚书刘大夏被刘瑾陷害下狱,杨一清对茶马贸易的整顿因得不到中央的支持而不能坚持下去。接着,杨一清亦遭诬陷,被迫致仕归家,这样杨一清等整顿茶马贸易带来的繁荣局面也随之消失了。

杨一清招商买运,以商运代替官运,实际上承认了民间贸易的合法地位,但招商买运,价银实际由商人所运茶叶里付给,这种“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做法,损害了商人利益。所以,正德六年(1506),杨一清又建议“商人不愿领价者,对分,官茶贮库,商茶令自卖,遂为例永行焉”。这就打破了官府垄断茶马贸易的局面,以后,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贸易,逐渐成为明中期以后的基本形式。

明政府开放商营,使茶马贸易在明中期以后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运到茶马司地区的商茶大大超过了前期,大批商人运茶至茶马司后,官商对分,然后将对分所得之茶出售,由于商人增多,使商人抽分之茶也随之增加。商人手中掌握的茶叶增加,而茶马司地区地广人稀,商人手中的茶叶难以全部销售,只好寄放于当地居民家中,或雇请当地居民深入藏区交易,或待下年支付官府换取新茶,从而促进茶马司地区民间贸易发展起来,冲击政府茶马贸易。

其次,由于开放商营,西宁、河州、洮州等茶马司地区的居民,从商人手中获得的茶叶也有所增加。当地群众用所得茶叶换取藏区良马,然后出售给商人,换取更多的茶叶,再与藏区群众交换其它产品,出现了“茶司居民,陆续窃易马匹,以待商人,往来兴贩,岁无虚日”的局面。

第三,由于实行招商中茶及商运,明政府的控制和干预相对减弱了,给私贩茶叶出境以更多的机会。加之,在法律上,弘治年间整顿茶马贸易,将私茶出境之罪由极刑减为充军,法律上岀的松动,助长了私茶大量贩运出境,“私茶盛行,以致官茶阻滞,易马甚难。”

与此同时,西北各茶马司却因民间贸易的发展,造成大量茶叶积压,换不到马匹,明政府十分焦虑,嘉靖十一年(1532),因西宁、洮州、河州三茶司及徽阶二州、西安等卫积茶很多,明政府下令兵备、边备等官,不拘年例,设法多易马匹,以备征战急需。但还是难以从藏区获得好马,以致于大量茶叶腐烂,嘉靖十五年(1536),西宁、洮、河三茶司烧毁茶叶二千万斤,明政府控制的茶马贸易名存实亡。并且,由于茶叶积压,各在边官吏又乘机勾通商人,将官茶化为私有,从中牟利。

嘉靖十五年,巡茶御史刘良卿就茶马贸易中岀现的问题提出六条建议,户部尚书梁材根据刘良卿的建议,上疏皇帝,一、规定以后西宁、洮州、河州三茶司只能留够两年所用之茶,其余茶叶都贮存于巩昌府,以防私通藏区。二、开放内地荼禁。规定“今后商人中茶,每年多开百万斤”,扣除茶马司用茶外,其余分派西安、凤翔等内地府县,官商对半抽分,商茶给商人自卖,但不得出所属州县,官茶俱出给印票,分散铺行卖之,收入除供养马解茶之费外,其余归抚院以备军储,这样既可杜绝私贩茶叶,又能增加军储。三、重申若有兴贩私茶出境及防守官员玩忽职守者,按明初旧例,处以极刑。四、责令各道防守等官,发现有兴贩番马入境,拿获马匹入官,犯人以通番罪论,处以死罪,使番马不得私贩,政府就容易从藏区获得马匹。这些建议的实施,使日益衰落的茶马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整顿,是嘉靖万历时最有成效的整顿措施。

但由于内地茶禁松动,进一步促进了商茶的流通和以商人为中心的民间贸易的发展。因此,尽管政府一再严禁私茶出境,但由于茶叶主要掌握在商人手中,明政府根本无法禁止,梁材的整顿也不过昙花一现。

随着民间贸易日益成为明后期茶马贸易的主流,从根本上动摇了国家对茶马贸易的垄断权,为了保证茶马司有足够的茶叶,使茶马贸易得以继续进行,实现其以茶制番的决策,明政府不得不对民间贸易加以限制。

嘉靖二十六年(1547),定“造假茶及贩私罪例”,规定“凡行茶之地,但有豪强岀本雇觅十人以上,挑贩私茶者,照例问罪。”四十三年(1564),又规定“以后每年开茶,仍止五六十万斤,商人以一百五十名为止,勒限买茶报中。”但明政府的限制,并未奏效,特别是商人,由于其利益受到影响,干脆不把茶叶运往茶马司,而是私贩到藏区,获得更大利益。万历二十九年(1601),陕西巡茶御史毕三才谈到这种情况时说,由于禁严,以致“商人绝迹,五司茶空。”商人是否报中,直接关系着官府茶马贸易的进行,政府对民间贸易的限制,反而加速了其控制的茶马贸易的衰落。

自嘉靖十五年刘良卿建议通行内地之茶后,内地茶禁不断向商人开放,促进了商茶流通扩大,考虑到这样做会引起私茶大量岀境,万历十六年(1588)明政府接受巡茶御史钟化民的建议,“分任责成,在陕者汉中府所属关南道臣督之,府佐一人专驻鱼渡坝查理,在州者保宁府所属川北道臣督之。各立哨官,率州县官兵为防守缉捕之政。”然而,不管明政府采取什么对策,都难以遏制因开放茶禁而带来的大规模私茶出境,并且伴随内地茶禁的开放,大批湖南茶叶被私贩到西北地区。前面说到,西北茶马贸易所用茶叶主要来自陕西和四川,其他地区的茶叶是不能大量运往西北地区的。明后期,随着茶禁松弛,许多商人前往湖南贩运茶叶,由于湖茶价值低廉,明政府招商中茶,商入往往不去中引,万历年间,甚至出现了“商人率越境私贩,中汉中、保宁者仅一二十引,茶户欲办本课,辄私贩岀边”的情况。商入将湖茶运往西北后,以比较合理的价格同少数民族交易,少数民族利私茶之贱,不愿向政府纳马,万历二十三年(1595),就是否禁止湖茶,出现了两种意见,御史李楠主张严禁湖茶,认为湖茶通行,则茶法、马政两弊,应该令巡茶御史招商给引,愿报汉中、保宁、夔州等者,都准报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李楠还指出,“湖南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番人亦受其害”。但御史徐侨认为“汉川茶少而直高,湖南茶多而直下,湖茶之行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严核,以遏假茶。”户部根据李楠和徐侨的意见,加以折衷,最后商议确定“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南。”明政府这个决定,承认了湖茶流通的合法化,这就使商茶流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商茶在明政府的茶马贸易中越来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明后期尽管政府组织的茶马贸易仍在继续维持,但占主导地位的已成为以商入为中心的民间茶马贸易。

明正德以后,蒙古势力进入青海地区,西宁、洮、河一带不断遭到蒙古势力的进攻,直接影响了明政府的茶马贸易。尤其是蒙古势力进入甘青藏区后,也向明政府提出了茶马互市的要求,引起明政府的担忧,不得不釆取措施严格限制与蒙古贵族的茶马互市,这是明后期茶马贸易新的变化。

嘉靖二十九年(1550),发生了明朝历史上的“庚戌之变”,这年蒙古俺答汗从古北口入犯,兵临北京城下。在蒙古势力的逼迫下,嘉靖三十年,明政府在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等地开设马市。隆庆五年(1571),明政府同俺答议和,并与俺答建立贡市关系,在西北边境开设马市十一处。明朝官方贸易以购马为主,也兼收杂畜及鬃尾等畜产品,每年各镇官方购买的数量及马价银两,都有一定的限额,马市在指定地点,每年开设一、二次,在双方官员的监督下,由明政府规定牲畜的价格,用银两、钱钞收购马匹,或用布帛、铁锅等折价易马。这种由政府组织的贸易,称为官市。官市外又设民市,允许民间也进行贸易。

明政府虽然在西北地区并设马市,但各方面都严格控制,尤其是蒙古势力进入青海地区后,对可能出现的蒙藏联合,常常引起明政府的担忧,为此,在经济上明政府严格限制同青海蒙古的茶马互市。万历初,俺答子宾兔“要求河西互市”,明“立大市于甘州,小市于庄浪”,允许同宾兔互市,但严格限制用茶叶进行互市,明确规定,与蒙古互市“惟易缎绢布粮等物,茶篦仍留招番”,如果“以招番余茶易虏马,将使番人仰给于虏,彼此势合,贻患匪细。”为了防止蒙古贵族利用互市取得茶叶,然后“以茶制番”,明政府还规定了与番人中马日期,洮州茶司在五月,河州、甘州二茶司在六月,西宁茶司在七月,“番市告竣后虏酋赴市,庶经过中马,番族可保无虞。”

万历五年(1577)九月,俺答投书甘肃军门,请开茶市,巡按陕西御史李时成认为,“番以茶为命,若虏得借以制番,番必转而从虏,贻患匪细。”明政府担心开茶市后,既不能以茶制番,又可能促使蒙藏联合,决定不许茶市,对俺答的要求,只给茶叶数十篦以示厚待。后来俺答要求进马五百匹以开洮州茶市,亦遭明政府断然拒绝。俺答死后,其子孙仍占据青海,经常和明政府发生冲突,但明政府严格限制用茶叶同蒙古互市的政策始终没有变化,这是由明政府对甘青藏区的总决策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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