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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盛川青砖茶历史溯源及价值考察

长盛川青砖茶不仅具有物用价值,还具有历史、科学、文化交流等价值,是值得重视和珍惜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需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对其加以保护和传承。

本文全文原题转载自《长江师范学院学报》(西南民族研究)2019年4月(第35卷第2期),作者黄柏权、黄祥深。

作者简介:黄柏权(土家族),男,湖北咸丰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南方民族历史文化和地方史研究;黄祥深,男,福建三明人,三峡大学民族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民族史和地方史研究。

长盛川青砖茶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影响力。在倡导文化传承和中俄蒙“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共同探讨青砖茶传统制造工艺的传承、保护与发展,繁荣地方文化,促进文明交流,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鄂西南茶叶生产贸易的历史考源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和生产茶叶的国家。关于什么时候开始饮用茶叶,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认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1]35  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史前传说时代就已发现了野生茶树的饮用方法。到了周朝,茶叶用途扩大,成为祭品。约在公元前6世纪初,茶叶已经既是祭品又是菜食了。[2]  后来茶叶又被当作饮料使用。由于茶叶用途越来越广,野生茶树不能满足需求,大约在公元前200年前后,人们开始拾采野茶籽,或培植野生茶苗进行繁殖,茶树逐步从野生转为人工栽培,茶叶产量也随之不断增加。西汉时期,茶叶在四川已经成为商品。当时的辞赋家王褒的《僮约》中就有“烹茶尽具”“武都买茶”[3]  的记载,这说明当时武都(今四川彭山县)已经形成茶叶市场。茶叶成为商品后,逐步由四川向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发展。[4]1

以上论述虽然梳理了茶叶用途和茶业生产线索,但未能考证我国茶叶起源地。关于我国茶叶起源地,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如浙江河姆渡说[5],云南说[6],中国西南说[7],川、滇、黔三省交界说[8]  等。关于茶文化发源地也有如下几种说法。其一为四川说。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9]  这就是说,春秋末年秦人入蜀之前,今四川一带已经有饮茶习俗。其二为西南说。《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说,“我国西南部是茶树的原产地和茶业的发源地。”[10]  其三为川东鄂西说。其依据是陆羽《茶经》上的说法。其四认为,以河姆渡为代表的古越族文化是饮茶文化的发祥地。[11]  我国茶的药用、食用及饮用价值,可能是巴人最先发现的。诚如顾炎武所考证的,在全国各地,关于茶的知识和饮用是在“秦人取蜀”后才有的事情,巴蜀确是我国茶业、茶文化的摇篮。[12]

古代巴人所活动的鄂西南和峡江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没有遭受第四纪冰川侵袭,保留了水杉等诸多冰川时代的孑遗物种,这些孑遗植物也可能包括古茶树。据《华阳国志》记载,巴国境内“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苧、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13]  这说明巴国境内种植有茶叶,茶叶还是进贡的特产。据《广雅》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14]203  荆巴间正好是今天的鄂西南地区,此种制作和饮用方法与今天鄂西南土家族地区的油茶汤十分相似。汉魏六朝时期,鄂西南一带已广泛种茶。西晋《荆州土地记》中记载:“武陵七县通出茶。”[15]337  武陵七县就包括今天的长阳、五峰、鹤峰、石门等地。《述异记》说:“巴东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蔷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诵无忘。”[14]207  据《夷陵图经》记载:“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15]43  黄牛山,在宜昌西九十里,亦称黄牛峡;荆门山,在宜昌县东五十里,与虎牙山相对,即楚之西塞;女观山,在宜都县西北;望州山,在宜昌西北九十里。唐朝陆羽在《茶经》更明确写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1]3“巴山峡川”就是今天宜昌及峡江地区,这里有两人合抱的大茶树,说明野生古茶树年代久远。李肇《唐国史补》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14]213  宋朝时,在江陵府、鄂州、归州、峡州、荆门军都设立了买茶机构,[4]15  因为这些地区是重要的产茶区。前述文献清晰地反映了鄂西南地区茶叶生产情况,说明鄂西南茶业生产从来没有中断过。

元明清时期,鄂西南茶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茶叶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顾彩在《容美纪游》说容美“诸山产茶,利最溥,统名峒茶。上品者每斤钱一贯,中品者楚省之所通用,亦曰湘潭茶。故茶客来往无虚日。茶客至,官给衣食以客礼待,去则给引。”[16]  同治《续鹤峰州志》载:“容美贡茶,遍地生植,惟州署后数株所产最佳。”[17]  光绪《长乐县志》记载:“邑属水浕、石梁、白溢等处俱产茶。每于三月,有茶之家,妇女大小俱出采茶。清明节采者为雨前细茶,谷雨节采者为谷雨细茶,并有白毛尖,萌勾亦曰茸勾等名,其余为粗茶。”[18]  从《容美纪游》《鹤峰州志》《长乐县志》的记载可以看到:其一,容美土司境内许多山坡都种植茶叶,这证实茶叶种植面积大,种植范围广;其二,种茶的收入低,卖不出高价钱;其三,茶叶有雨前细茶、谷雨细茶、白毛尖、萌勾、粗茶等(估计其制作方法是白茶和绿茶的加工方法),并有了等次,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其四,这一带产的茶统称“峒茶”,其中等的“湘潭茶”是两湖通用的茶叶,说明茶叶的交易范围主要是两湖和周边地区;其五,进山购买茶叶的客商很多,顾彩在进入容美和从容美出山的路途中,多次遇到购买茶叶的茶客,并且土司对茶客很优待,不但管他们的吃住,离开的时候还给出关的执照。

通过田野调查也可以证实以上文献记载的真实性。自从2009年4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五峰古茶道”以来,为了使“五峰古茶道”能申报“中俄蒙万里茶道”世界文化遗产,对“五峰古茶道”进行了大量调查和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400多年前的“古茶道”线路,在该线路上还发现了许多古茶园、古村落、古石桥、骡马店、碑刻、摩崖石刻等文化遗迹。2007年中国地质大学许文胜副教授在五峰楠木河考察时发现一株距今500年前的小茶叶古树,胸径0.6米,株高1.3米,树冠直径1.5米。[19]  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了五峰楠木园茶园,这个古茶园有许多100年以上老茶树,在古茶园的周边发现了土司遗址、茶店旧址、碑刻、牌坊等。又比如,我们在鹤峰县调查时发现了文献记载的神仙茶园,该茶园在鹤峰中营镇蒙古族村。这里环境优美,古风犹存,无任何污染。当地居民以部姓蒙古族为主。据邓和平考证,部姓蒙古族人于元至正十九年(1359)流寓中兴路后,逃至松滋。第四代部氏兄弟二人率其家人从松滋迁湖南澧州,第十一代部锡侯率全家(有三子)从澧州迁湖北鹤峰。[20]  这就是说,部姓蒙古族可能在明末清初迁到鹤峰。在部氏蒙古族居住地发现了许多古茶树,其中一株茶树直径14.5厘米左右,高2米余。如果神仙茶园是部氏栽种的,那么其至今已有300多年。以上说明,元明清时期,茶叶生产已是容美土司社会重要的经济来源和土民生活来源。从容美地区茶叶生产可以窥见整个鄂西南茶叶种植和交易的情况。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茶叶对外贸易更加兴盛。1850年,俄国商人在汉口收购茶叶,进行出口。1861年开辟汉口为通商口岸后,许多国家在汉口设立商行,采办茶叶,从而刺激了鄂南和鄂西南茶叶生产。《湖北茶业贸易志》写道:“19世纪以后,外贸有了较大的发展,我省出口红茶贸易也随之兴旺起来,清代道光年间,广东茶商钧大福带领江西技工到五峰渔洋关传授红茶采制技术,设庄收购精制红茶运汉转广州出口。咸丰四年(1854)高炳三及光绪二年(1876)林紫宸、泰和合等茶商(均为广帮)又先后到鹤峰改制红茶,在五里坪等地精制红茶,通过渔洋关运汉出口,渔洋关一时成为鄂西著名的红茶市场。”[4]  18从此,宜红茶作为鄂西南的品牌成为外销商品。1876年宜昌开埠后,更加促进了茶叶等特产对外贸易的发展,红茶出口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

通过梳理鄂西南地区茶叶饮用、生产、贸易的历史可以看出,鄂西南地区是我国最早的茶叶种植地区,也是最早饮用茶叶的地区,悠久的茶叶生产、饮用和贸易历史,形成了丰厚的茶文化,为制茶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社会基础。

长盛川青砖茶发展的历史脉络

在鄂西南的茶叶中,青砖茶久负盛名,其产地最早在湖北咸宁的柏墩(今咸宁桂花镇)。柏墩一带地处中纬度,四周群山环抱,中部较低平,地形主要是低山丘陵,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阳光充足,土壤疏松肥沃,属于弱酸性壤土和砂壤土。年均气温16.5℃,年均降雨量1500毫米,特别适宜茶叶生长。据光绪《咸宁县志》记载:“咸宁马桥、柏墩地方植茶最广。”[21]  在柏墩从事茶叶收购、加工、贩运的人群中,以江西迁来的何氏家族人数最多,从业最早,代代相传。此外,根据《何氏宗谱》记载,何氏是在明朝洪武年间(约1368)从江西建昌县(今修水县)迁到湖北咸宁,始迁祖为何德海。《何氏宗谱》多处记载其先辈经营茶叶的事迹,如卷首记载:“致文公第八世孙德海(字子福)公自三溪桥兰冈畈迁咸宁县挂榜山下,定居于淦川之上水口,迄今约六百年。始至咸宁,地寡,遂以茶为事。至民国,何氏事者甚多。传至今者,有长盛川、长顺川、生甡川等。”[22]  从《何氏宗谱》的零星记载中,可以看到何氏家族一心一意致力于砖茶事业。何氏家族制茶、贩茶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毛红茶到帽盒茶。何氏家族约在1368年从江西迁徙到湖北咸宁淦川上水口,开始种茶、制茶。明朝早期,咸宁柏墩一带的茶叶通过加工成为红茶,在每年采茶的季节,茶商来柏墩坐庄收购茶叶,分级打包,外运销售。随着外销市场扩大,需求量增加,散装茶叶体积过大,不便于长途贩运。柏墩的茶农开始对初制毛红茶进行再加工,用铡刀将初制毛红茶铡细,继而以高温蒸制,再用木榨压紧成型,然后用木炭烘干,这种红砖茶被称为“箱红”。在清朝康熙年间征噶尔丹后,开放了汉蒙民间贸易,帽盒茶远销西北各地。

第二阶段,“川”字牌青砖茶由创立至兴盛。据介绍,清朝乾隆五十六年(1791),何盛林(曾任西域盐运史,咸宁柏墩中田畈人)与好友晋商何长林到柏墩合资开第一家茶庄“长盛川”,茶庄是他出的资,收茶的资本是晋商带来的。“川”字牌青砖茶从此诞生。清代中叶,开始使用由杠杆原理制造的牛皮筋架压制砖茶,这种茶即现代意义的青砖茶。为扩大经营,长盛川在多地开办分厂,分厂遍及鄂西南和鄂南地区,多达30多家。鼎盛时期长盛川青砖茶厂有工人229人,年产砖茶5000箱,每年收益高达76000银元。1905年,还注册了砖茶商标,清政府以蒙文、汉文颁发,并用繁体字注有“采办应时原料,自制特等茶砖。适合卫生需要,科学蒸焙精研。久藏益成珍品,实非虚伪宣传。警告寰宇顾客,请认商标为先”。[23]  这个商标不仅是清政府认可“川”字牌砖茶的标志,而且明示了清政府对青砖茶的高度评价。当时民间曾流传着一首茶歌:“……长盛川,金字招牌金光灿。钦赐皇商红龙票,通行天下借皇权……”[24]“红龙票”因为得到朝廷的保荐而被商人视为货真价实的保障。青砖茶还曾因为治愈慈禧太后的腹泻,被清廷定为“贡砖”。[23]  1908年9月在武汉首次举办的博览会湖北省武汉劝业奖进会上,长盛川青砖茶获一等奖。1910年,长盛川青砖茶在南洋劝业奖进会上荣获一等奖。1915年,长盛川青砖茶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

第三阶段,“长盛川”青砖茶曲折发展。清朝末年,由于印度、斯里兰卡、爪哇、日本等国茶业的兴起,逐渐取代了中国茶叶在欧美的市场,加之俄国、英国商人渗透到咸宁柏墩,开设了“顺丰”(俄商)、“兴商”(英商)2家茶厂,用金属制造的螺旋式的洋榨代替“牛皮筋”榨,所制茶叶成本低、质量好、产量高。除少数几家外,柏墩原有的几十家茶庄皆不能与其抗衡,纷纷倒闭。民国初年,柏墩只存几家茶庄,年产砖茶1.48万箱,包茶10.2万担,折合300万斤,从业人员仅2000多人。到抗战时期,除“生甡川”茶庄完整保留下来外,其余都毁于战火。日本投降后,由中国银行、西北民生公司、湖南省政府合资组成安化茶叶公司,在湖南安化和湖北柏墩设立茶厂,仍沿用“川”字牌号。[25]  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川”字牌青砖茶被咸宁供销社接管,1952年与蒲圻羊楼洞茶厂合并,并迁至赵李桥。之后,因忽视历史品牌和老字号,“生甡川”、“长盛川”等品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第四阶段,长盛川青砖茶的复兴。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和民间工艺得到恢复和发展。长盛川青砖茶制作工艺传人“建”字辈何氏三兄弟,肩负祖上使命,决定继承长盛川青砖茶传统制作技艺。1990年代,他们发现湖北宜昌气候和环境非常适宜长盛川青砖茶的生产。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和精心准备,2013年,长盛川青砖茶第19代传人何建刚在宜昌正式成立长盛川青砖茶研究所,传承长盛川青砖茶传统制作工艺,新建长盛川青砖茶叶基地,拟建设湖北省最大的青砖茶生产企业。目前已经传承和新创“长盛川”青砖茶多个品种。产品远销俄罗斯、蒙古、波兰等国。

长盛川青砖茶的价值

长盛川青砖茶原料主要产自宜昌及其周边地区。宜昌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春秋较长。年平均降水量为992.1~1404.1毫米。雨水丰沛,雨热同季,全年气温较高,无霜期较长,年平均气温为13.1~18℃,其中三峡河谷及清江、香溪河谷地带,由于群山耸立,溪流纵横,冬季暖和,水汽丰富,是得天独厚的茶叶生产基地。因为良好的地理环境和生态,宜昌自古以来就是名茶的核心产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长期的积累和集成创新,长盛川青砖茶具有独特的价值。

其一,历史价值。长盛川青砖茶最早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在这600多年中,青砖茶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作为重要历史文化载体的青砖茶,其发展和兴衰反映了我国种茶、制茶、茶叶贸易的历史,以及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交往交流交融情况,印证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脉络;而茶叶生产贸易的兴衰则见证了我国的社会历史变革,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外交的变化情况。

其二,文化价值。长盛川青砖茶制作技艺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采茶、制茶、贩茶、饮茶不仅是生产、交易的过程,也是文化创造和传承的过程。在采茶、制茶、贩茶过程中形成的茶歌、茶故事、制茶技艺和茶道,构成了特有的茶文化。比如,“长盛川”青砖茶创制的传说,青砖茶治好慈禧太后腹泻的传说等,以“长盛川”为题材创作的许多文学作品、影视剧等,都是长盛川青砖茶文化价值的具体体现。有关“长盛川”的民间文化和文人创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茶文化的内容,同时传播了“长盛川”这一品牌。

其三,工艺价值。传统长盛川青砖茶从采摘到包装有77道工序,全由手工完成。在6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其加工工具和工艺经过了多次改进,但长盛川青砖茶的基本制作技艺一直传承了下来。即使当前已使用机械化生产,杀青、渥堆、干燥、筛分、汽蒸、预压、紧压、包装等77道生产工艺中的大部分还是继承自传统,这些工艺是何氏历代制茶人经验的积累。

其四,科学价值。从茶叶的种植到压制成砖茶,长盛川青砖茶整个生产过程都包含了科学原理和科学价值。其原料要求特殊的环境、气候和土壤;生产过程从杀青到包装充分保证了茶叶的营养、味道、色泽;成品含有丰富的多酚类、咖啡碱、氨基酸、维生素、蛋白质,具有御寒、杀菌、生津止渴、化滞利胃、清心提神、治疗腹泻、减肥、降脂、抗动脉硬化等功效;特别适合西北人群饮用,西北少数民族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

其五,经济价值。首先,发展长盛川青砖茶产业将解决当地数以万计人员的就业问题。其次,茶叶生产和加工可以有效地提高茶叶资源的利用率,促进农民增收,财政增效。再次,可以实现出口创汇。青砖茶在明代以后就是边贸产品,远销中亚、欧洲诸国。鑫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宜昌建立湖北省最大的青砖茶生产企业,将成为宜昌乃至湖北最大的农业科技企业。2016年宜昌市出台了《关于促进茶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茶叶强市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提升绿茶、振兴红茶、发展黑茶”的战略,可以预期,青砖茶的生产将由此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其六,文化交流价值。长盛川青砖茶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和载体。长盛川青砖茶在内外蒙古牧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牧民称为“生命之饮”,是内地与边疆加强经济文化联系、增强民族团结的桥梁。长盛川青砖茶出口中亚、欧洲等地,成为中国与这些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媒介,故有“映着蒙古草原的马蹄,流进第聂伯河的歌声”的赞誉。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做了《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精彩演讲。演讲中他提到17世纪的“万里茶道”,将它喻为联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当时俄国人称之为“伟大的中俄茶叶之路”。“长盛川”作为中俄蒙“万里茶道”开拓者之一,是传递中华文化的载体和象征符号,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物质载体,更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载体和文化符号。

本站小编注:原文中的第四部分“保护建议”,在本次转载中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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