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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藏川茶称谓流变及其历史内涵

文章通过对“蜀茶”“西番茶”“边茶”“藏茶”四个称谓与藏族族称对应变化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意在进一步分析其关联性,以加深我们对销藏川茶称谓流变及其历史内涵的理解。

本文转载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作者田茂旺。

作者简介:田茂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藏族历史文化。

藏族对茶的依赖程度深,茶叶主要来源于四川雅安地区【注:“川茶”是指由四川雅属地区(雅安、名山、荥经、天全、邛峡)销售到青藏高原以藏族为消费主体的茶叶】。近年来,“藏茶”在我国茶业界声名鹊起,名声享誉海内外。同时,茶业界陆续推出“边茶内饮”“藏茶汉饮”等方式,受到藏族以外人群的青睐,渐渐打破了“藏茶”由藏族独享的局面。“藏茶”作为茶名进入大众视野不过十多年,为何现今得以广泛传播?其历史称谓是什么,这些称谓变化与藏族族称之间有着怎样的对应关系?为何销藏茶叶中的“滇茶”、“湖茶”等称谓均依照中国传统以产地命名,并未釆用族称加茶叶的方式命名?同样,中国还有诸多少数民族也有饮茶习惯,为何没有形成其他类似的称谓?目前,这些问题在学术界还未得到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本文拟从销藏川茶的称谓变化入手,探讨其与藏族族称变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期望能对上述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销藏川茶称谓之流变

(一)“茶”字的来源与别名

中国是世界上产茶最早的国家,茶文化历史悠久。汉文文献对“茶”字的来源与称谓有着详细的记载,“茶圣”陆羽在《茶经•茶之源》里做了详细介绍:

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木茶”,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荼”,其字出《尔雅》。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周公云:“槚,苦荼。”杨执戟云:“蜀西南人谓茶曰蔎。”郭弘农云:“早取为荼,晚取为茗,或曰荈耳。[1](P5)

顾炎武还论证了“茶”字由“荼”字而来的演变过程,“‘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其说已详之《唐韵正》。按《困学纪闻》,‘荼’有三:‘谁谓荼苦’,苦茶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陆草也……”。[2](P39-42)可见,“荼”为一字多义,并非专指茶,有时指苦茶,有时指茅秀。到陆羽撰写《茶经》时简化为“茶”的写法,其意义也相对变得单一,专指茶叶,沿用至今。

从唐人陆羽和清人顾炎武对“茶”字的溯源可知:其一,“茶”从草;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所编字书《开元文字音义》就已收录“茶”字,比《茶经》约早二十五年。其二,“茶”从木;在唐朝高宗显庆四年(659)所编《本草》里记载的“木茶”,则比《茶经》更早了。其三,“茶”字草木皆有;我国最早的一部字书《尔雅》里对此有记载,相传《尔雅》为周公所撰或孔子门徒解释六艺之作。[1](P16)可见,“茶”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茶”的别名还有“槚”、“蔎”、“茗”等。“槚”本指楸树、葭本指芦苇,蜀西南常称“茶”为“槚”;“蔎”指香草;“茗”指“芽茶”。[1](P16)

唐朝以后,随着茶业的发展和饮茶习俗的普及,茶叶的用途也日益广泛,既可用于日常饮品,也可用于宗教、礼品交换等。当宋朝“以茶治边”策略实施后,自禁榷“蜀茶”易马始,不仅颁行了大量茶政法规作为“以茶治边”的制度保障,还逐渐形成了“博马茶叶”的特殊称谓。

(二)销藏川茶的主要称谓

1、“蜀茶

蜀茶”自唐代以来就有明确的称谓【注:《唐才子传》载:“蜀茶似僧,未必皆美,不能舍之。”参见(元)辛文房撰《唐才子传下》(卷9),第12页上,京都:上村二郎卫门正保4年刊本,1647年。《全唐诗》卷297《荆南赠别李肇著作转韵诗》载:“楚笔防寄书,蜀茶忧远热。”参见《全唐诗》(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366页】,当时并非专指销往藏区的茶叶,还指销往国内其他地方的茶叶。宋代史籍也沿用唐代“蜀茶”称谓,对“蜀茶”做了如下记载:

公在谏垣,论蜀茶,祖宗朝量收税。李杞、刘佐、蒲宗闵取息初轻后益重;[3](P476)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4](P476)蜀茶法:尽卖于官场,蜀茶尽榷。民始病矣,知彭州吕陶言。天下茶法既通,蜀中独行禁榷;[5](P477)蜀茶旧无榷禁……今雅州檄外夷人,亦有即山种茶者,由是细茶遂为夷人所贱。然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6](P480-481)

由此可见,宋代汉藏茶马贸易的茶叶以“蜀茶”统称之,以地域“蜀”来命名,因产地主要集中在川西南雅属地区(雅安、名山、荥经、天全、邛峡)和川北地区。据贾大泉推算,宋代四川地区的产茶量以雅属地区为最多:“约占茶叶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余不足百分之四十的茶叶,则分布于夔州路、利州路和梓州路所辖地区。”[7](P109-124)同时,宋代茶场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已达41个。[8](P4500)其中在熙宁十年前,于川西地区眉、汉、嘉、邛、雅等州境内[9](P6641)就设置了20个买茶场,在川北、川东地区的利州和梓州路境内分设21个。可见,宋代用于博马的茶叶包括川西南、川北及川东地区的茶叶,茶场的分布也位于这几个区域。此时的“蜀茶”称谓兼具地名和茶名的双重含义,依产地命名,这是中国传统的茶叶命名方式。与唐代有所不同的是,宋代的“蜀茶”因销售数量和范围有限,人们对销往内地和藏区的“蜀茶”称谓区分不是很明显。虽然仍以产地命名,但是至少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比较固定的词汇,多代指销往藏区的四川茶叶。

2、“西番茶

到了元代,用于茶马贸易的“蜀茶”称谓开始发生变化。虽然元代还有“蜀茶”的说法,但是已不常用,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官买蜀茶,增价鬻于羌,人以为患。”[10](P3922)至元六年,元政府仿照宋朝设立了榷茶机构,置榷场于碉门、黎州,与吐蕃易马,[11](P190)同时设有“西番茶提举司”[12](P547)一职,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西番茶”的称谓。后因元朝罢西番茶提举司一职,官方文献对“西番茶”的交易记录便很少了,这也导致明代史家修《元史》时深感资料匮乏,感叹“至顺之后,无籍可考,他如范殿师茶、西番大叶茶、建宁胯茶,亦无从知其始士。”[13](P2394)

虽然元代汉藏茶马贸易史料零星,但是官方文献中已正式使用“西番茶”的称谓,这种釆用在“茶”前面加上族属的命名方式,改变了唐代以地名命名茶叶的做法。可见,元代为了区别内地所饮川茶,对于销往青藏高原的茶叶单独命名为“西番茶”,其制作的原料、工艺、采摘季节和包装等均与销往内地的腹茶不一样。【本站小编比较困惑,何为“腹茶”?是否和前文中的“建宁胯茶”之“胯茶”有类似出处?原文中未见作者做注释,不敢贸然做出修改;本站小编觉得此处的“腹茶”之“腹”字或许是校刊编辑输入多余的字,仅用“茶”字就可以;若原作者对此做了补充解释,可告知本站进行注释或修正。】

进入明代,汉藏茶马贸易逐渐繁荣起来,明廷既将“西番茶”用于易马,也作为赏赐藏区僧俗贡使的重要物资,并规定“西番茶”主产区的民众专门制造茶叶,不用缴纳土地税役。据史籍记载:“天全六番招讨司八乡之民,宜悉蠲其徭役,专令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比之雅州易马,其利倍之。且于打箭炉原易马处相去甚近,而价增于彼,则番民如蚁之慕羶,归市必众。”[14](P1268)另,宣德五年,六番招讨司奏:“旧额岁办乌茶五万斤,二年一次,运赴碉门茶马司易马。今户部令再办芽茶二千二百斤,山深地瘠,艰于采办,乞减其数。帝令免乌茶,只办芽茶。”[15](P8031)由史料可见,元明两代对销往藏区的茶叶称为“西番茶”,已大不同于宋代的“蜀茶”称谓,这与元明时期销藏茶叶制作的特殊工艺、销量的增加、销售范围的扩大、国家管理运营力度的加强以及人们对其认识程度的加深有着内在关联。

3、“边茶

清末印茶入藏,时任川滇总督的赵尔丰号召并动员地方官员和茶商仿照印度组建边茶公司,“炉茶行销藏卫,为川省一大利源。而印茶种植之繁、焙制之精、运输之便,又立一绝大公司。集商智、团商力,以困我茶商,夺我茶利。若不设法抵制,不独失我西藏之大销场,亦将摇我炉边之根据地。”[16](P89-90)1908年,赵尔丰在对雅安茶商组织筹集股份、推举创办人时谈道:“商战时代,非组织公司无以竞争,而组织公司又非股份无以立基本。印茶方挟绝大公司之财力以倾注两藏(指前藏和后藏)乎!前据该商等具呈抵制印茶之法,本大臣即以须设公司为训。”[17](P256)1910年,官督商办创立了“边茶股份公司”,在雅安设总号,打箭炉以西的里塘、巴塘、昌都、界姑等处设分号售茶。民国时期,刘文辉主政西康时也仿照清末设立边茶公司。为振兴边茶业,一大批学界人士赴雅属边茶产区调查茶叶产销状况,纷纷撰文探讨边茶销藏的历史及其对边政建设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整改提出看法,其成果多发表在《边政公论》、《康藏前锋》及《康导月刊》等刊物上【相关研究成果包括:沈月书《整理边茶之管见》,《康导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佚名《边茶与边政》,《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1期;佚名《边茶之厄运》,《康藏前锋》第四卷;董天休《西康建省与川茶问题》,《康藏前锋》第四卷等】。自此,“边茶”或“南路边茶”的称谓逐渐在官方文献、报刊及学术刊物上出现。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史籍对销藏川茶的称谓有“蜀茶”、“西番茶”、“边茶”、“南路边茶”及“边销茶”等,但主要还是“蜀茶”、“西番茶”和“边茶”。宋代销往藏区的“蜀茶”与唐代已有所不同;元明时期“西番茶”称谓出现后,“蜀茶”称谓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同样,自清末民国时期销藏川茶以“边茶”或“南路边茶”称呼后,“西番茶”的名称也逐渐消失了。可见,“西番茶”和“边茶”的称谓与藏族族称有关,其变化原因与历史上中央王朝对现今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称谓的变化相关联。

4、“藏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小平就意识到边茶的重要性,他对西康省书记廖志高强调:“藏族要吃茶,在藏族生活中,最要紧的是茶叶。这就是说要把茶叶发展起来,把茶叶给藏民送进去,使他们能买到茶叶。”[18](P3)同时,地方政府也将边销茶的生产、加工制造、运销作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工作来抓,[18](P7)特成立了国营茶厂和公私合营茶厂,使边茶生产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发展。[18](P196)在20世纪80年代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中央政府还专门委托雅安茶厂生产了42万份边茶作为礼品赠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四川雅安下辖的各产茶区将茶叶列入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龙头产品。20世纪90年代,国家鼓励民营资本发展,雅安又建成了一批中小型边茶加工厂,除了汉族企业家新成立的私人边茶企业外,西藏民营企业家还投资新建了名山县西藏朗赛茶厂。可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销藏边茶的经营主体、经营形式及产销规模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2004年,“欧盟茶叶委员会委员芭芭拉女士到雅安考察边茶生产加工基地时,反复使用‘Tibetan Tea’。她回国时,接受了‘Tibetan Tea’作为礼品带往欧洲”。[19](P20-23)这次考察引发了销藏川茶“Tibetan Tea”的改造和国际化,雅安边茶业界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南路边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甘玉祥于2005年提出“藏茶”称谓。2007年,雅安地方政府将“雅安藏茶”注册了商标,保护了“藏茶”品牌的知识产权。自此以后,“藏茶”称谓及“藏茶”品牌伴随着市场推广到海内外,茶业界多了一个新名词,同时又推岀了“粗茶细作”、“藏茶内销”、“藏茶汉饮”或“各族共饮”等产销思路。新型藏茶在传承边茶原有的制作工艺、成分、味道和功效的基础上,对产品包装设计、饮用方式等方面加以改造升级,扩大了消费群体,更好地适应了城市各族居民的饮用习惯和现代生活节奏。

近年来,“藏茶”已成为茶业界或销藏川茶的代名词,“边茶”称谓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很明显,“藏茶”沿用族称加茶名的命名方式,与今天的藏族称谓密切关联。

二、藏族族称的变化

(一)从“番”族到“边民”

自唐蕃时期以来,历代史籍除了对藏族的政治、经济及宗教文化习俗有着丰富的记载外,还对藏族族称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有着详细的记载。唐代将今“藏族”称为吐蕃,“杜佑撰《通典》,注意到吐蕃与秃发(发音跋,秃发即拓跋之别写)音近,因记传闻,言其君为鲜卑秃发樊尼之后,故名。新旧两《唐书》皆袭此说。”[20](P92-98)说明唐代将今“藏族”称为“吐蕃”是根据“吐蕃”与“秃发”发音相近的缘由。“‘吐’是藏语‘上方’或‘高处’的汉文音译。‘吐蕃’的意思是‘高处的蕃’、‘上方的蕃’。此称最初应当出自青藏高原周边地区,即今西藏自治区东北部、青海、甘肃西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的藏族先民对兴盛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蕃人部落的称呼。”[20](P92-98)由此可见,唐朝已将“吐蕃”作为族称,随后,宋元明清史籍里才出现了“番”、“蕃”或“西番”的族称。宋代史籍载:“真宗景德元年三月乙酉朔,赐西凉蕃族雅尔藏虎皮翻披。蕃俗受此赐者,族人推奉之。”[21](P1231)元代史籍载:“至元七年五月甲辰(1270年5月26日),威州汝凤川番族八千户内附,其酋长来朝,授宣命,赐金符。”[22](P129)明代史籍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23](P1937)清代史籍载:“四十一年闰六月辛丑,木鸦番民万九千余户内附,请置安抚使、副使、土百户等职,均从之。”[24](P260)可见,宋元明清时期对今藏族的称呼有“蕃族”、“番族”、“番人”和“番民”等,这些称呼之间有着前后承继的逻辑联系。这说明唐代以后,随着汉藏之间交流往来的加深,“番”已逐渐成为人们对藏族群体的固定称谓,不管在“番”字后面加“族”还是“人”或“民”,都具有族称的内涵。

当清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后,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大背景下,一批知识精英、民族精英开始反思以往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称谓等名词,如“藏番”、“蛮子”和“夷人”等,并采取了改族称的相应行动。如藏族代表格桑泽仁认为,过去视蒙藏民族为化外,对其称谓多暗含粗野之意,他建议国民政府改以往对藏族的称谓。最后,民国政府于1929年10月15日通过了格桑泽仁的提案。[25](P40-42)1935年,格桑泽仁再次呈请,“査甘边青海一带对于蒙藏人民之称呼极不一致,如通称藏人曰番子,稍通汉语以耕种为业者曰熟番,专事牧畜者曰生番,居黄河以北者曰北番,居黄河以南者曰南番,尚有黑番、黄番、真番、假番等区别,于蒙古民族则统称曰鞑子……拟呈请饬令甘、贵、川、滇、康各省政府,转饬所属,嗣后对于蒙、藏民族即称之曰蒙人或藏人,不得再有番、蛮、鞑子等称谓,以示民族平等之意。”[26](P8)

在各族知识精英的倡导和抗战全面爆发的大背景下,国民政府明令改变原来以“番”、“蛮”等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性和侮辱性称呼以及由动物性偏旁部首书写族称的情况。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为了团结各族人民一致对外,中国知识界提倡改变满、蒙、回、汉、藏“五族共和”的提法,而以中华民族代之,熊十力、顾颉刚等提出“今不当复分汉满蒙回藏五族之名,只统称华族可也”;[27](P634)“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28](P3-8)在此时代背景下,顾颉刚先生还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概念,他指出:“九•一八事件后,伪满洲国在伪‘民族自决’的口号下成立了,认为‘民族’不能乱用,要慎重。”[29](P1-3)紧接着,1939年3月教育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决定,“对于边疆教育问题,认为应以恢复中华民族之信念、泯除界限为目的,凡足以妨害民族团结者,均设法避免,以期矫正过去错误观念。经大会决议,由教育部转呈中央通令全国,以后对于苗、番、蛮以及少数民族等名称,禁止滥用。”[30]

为了团结国内一切民众抗日,此一时期,国民政府也在顾颉刚等知识精英的倡导下,慎用“民族”概念,而对边疆少数民族多以“边民”统称,刘文辉对“边民”做了如下阐释:“所谓‘边民’者……它是专指少数民族而言……因为多住在边区,所以概名之曰‘边民’。现在中央明令公布,改称‘边民’,除学术研究无法外,均禁止使用以往带有歧视性的字。”[31](P597-598)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边民”指称边疆少数民族的现象渐渐突显,“边茶”或“南路边茶”的称谓便相应地在民国时期官员和学者的文本中产生。

(二)从“边民”到“藏族”

在清代,“藏”多为地域概念。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初期提出“满、蒙、回、汉、藏”五族共和的口号,“藏”便有了族称的意义。随着一批知识精英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藏”作为族称概念又逐渐模糊起来。纵观民国时期,“藏”兼具地域与族属称谓,两者时常混用,如“藏军”、“藏官”和“藏番”。这一时期对“藏”的称谓分别为“藏族”、“康族”和“博族”,[32](P115-128)这些称谓主要来自三种不同的力量,即民国中央政府、刘文辉领导的西康省政府和以格桑泽仁为代表的地方民族精英。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藏”作为族称开始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报告中就指岀:“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但其特点是汉族占人口的最大多数,有四亿人以上;少数民族有蒙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夷族、高山族等,总起来,还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33](P139)不过建国初期,“藏族”的族称仍未确定,如1950年下半年中央访问团重要领导人刘格平曾指出:

在西康藏族中,支系较多,其中一个县就有24个支系。尽管存在差异,甚至是鲜明区别,并不影响其族别的归属,他们都认可“藏族”或“博巴”族称。毕竟有血缘联系,受共同习俗及文化因子等影响,有强烈的认同感及凝聚力;再者,与其他民族相比较,藏族各支系的差异并非“质”的表现,并不妨碍统一,他们乐意接受“藏族”族称。[34](P34-48)

后来,在民族识别工作中,“藏族”作为族称正式被官方认定并沿用至今,从而结束了历史上对藏族称谓不一的局面。

由上可知,从唐代到明初,官方正式文献大多称今藏族为“吐蕃”;宋以后,“西蕃”(后又有“西番”一词)的使用频率有所上升,但更多的是一种泛称,尤其是明代,西部很多少数民族都被称为“西番”;清代以后则多称为“藏人”;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一般称其为“西藏民族”。此时期的“边民”多是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泛称,而非专指“藏族”。不难看出,“西番”、“边”和“藏”等词汇既可表族称,又可理解为地区称谓。

三、销藏川茶称谓与藏族族称变化的内在关联

从上述销藏川茶称谓和藏人族称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出,销藏川茶称谓往往以藏族族称为载体,当族称发生变化时,茶叶称谓也相应地发生变化。销藏川茶至少在唐代时还没有专门称谓,而是采用传统的以产地命名的方式。宋代以“蜀茶”来称呼销往藏区的茶叶,此称谓虽然源自唐代,但所指却有变化,它不仅指代四川所产茶叶,还时常用以特指销藏的茶叶。元明时期,人们对今藏族有一个较为固定的称谓即“番”,不管在“番”字后面加“族”还是“人”或“民”,兼具族称的内涵。由此,从元代始,“西番茶”或者“番茶”便成为销藏川茶的固定称谓。釆用“茶”前面加以族属的茶叶命名方式,与元朝称呼今藏族为“番”密切相关。在修史过程中,明代史家为了区别于内地所饮川茶,对于青藏高原居住人群所需茶叶单独命名为“西番茶”,也与明朝称藏族群体为“西番”相关联。清末民国时期随着“边民”称谓渐渐突显,“边茶”或“南路边茶”等称谓也相应地在民国时期官员、学者的文本中产生。进入21世纪后,“Tibetan Tea”、“藏茶”、“雅安藏茶”和“藏茶汉饮”等称谓也随之产生,这既与当今藏族族称相对应,也与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从国家层面打造民族品牌以及市场推广紧密相连。

综上可知,自元代起,销藏川茶的茶叶专门称谓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以产地命名传统到以族称命名变化的过程。如以“西番茶”取代“蜀茶”、以“边茶”取代“西番茶”、以“藏茶”取代“边茶”,茶叶称谓的变化与居住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群体的族称变化相关联。它反映的是内地人群对藏族群体的认识在发生变化,从而引起供其饮用的茶叶称谓也在发生变化。可见,销藏茶叶专有称谓的出现及其变化并非主要缘于茶叶本身,而是缘于茶叶在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节庆习俗及宗教仪式中的重要性,以及汉藏之间以茶叶为媒介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这也是销藏茶叶中除了川茶以外,其他如“滇茶”、“湖茶”等仍然依产地命名,且在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中并未形成类似茶叶称谓的主要原因之一。从销藏川茶称谓流变与藏族族称变化的内在关联也可看出,茶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还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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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4]  秦和平,“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关于族别调查的认识与思考[J],民族学刊,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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