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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茶闽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

说贡茶,中国朝朝代代多的是。所谓“贡品”,凡民间上好物品上献朝廷供皇室用者皆可谓贡,有吃的、用的、玩的。如果论中国御茶,历史上只有两个:一是顾渚,一是北苑。

本文全文转载自《农业考古》2011年第5期,原题《中国茶叶的龙头——北苑》,作者李挺桢(福建)。

贡茶,中国朝朝代代多的是。所谓“贡品”,凡民间上好物品上献朝廷供皇室用者皆可谓贡,有吃的、用的、玩的。如果论中国御茶,历史上只有两个:一是顾渚,一是北苑

唐代的御用品贡茶,集中在湖州、常州接壤的长兴、宜兴边境一带生产,两县交界的啄木岭建有一座“境会亭”,作为两州官员修贡聚会的地方。白居易有一首《夜闻贾常州崔湖州境会》诗说:“遥闻境会茶山会,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眼人。”末两句是说他当时坠落马背损伤了腰部,正服蒲黄酒。这首诗很生动地描绘了两州官员在境会亭集会的盛况。这两个州所产的紫笋贡茶,分别称为顾渚紫笋和阳羡紫笋,说顾渚御茶、阳羡御茶,实际上是两州官府组织起来的官办皇家专用茶,是一码事,一个藤上两个瓜罢了。

根据《嘉泰吴兴记》:长兴有贡茶院,在虎头岩后,曰顾渚。旧时顾渚有茶寮,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在顾渚建草舍三十余间,作为贡茶的官办手工作坊。到贞元十七年(801年),剌史李词“以院宇隘陋,造寺一所,移武康吉祥额置焉。以东廊三十间为贡茶院,两行置茶碓,又焙百余所,工匠千余人,引顾渚泉亘其间,烹蒸涤濯,皆用之,非此水不能制也。刺史常以立春后四十五日入山,暨谷雨还。”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上说,顾渚山紫笋茶釆制最多时“役工三万,累月方毕。”袁高的《茶山诗》更说:“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所有这些,确实都说明了顾渚贡茶的规模很大,耗资不少。唐代李郢的《茶山贡焙歌》对贡茶扰民和制送贡茶的紧急艰辛作了深刻的描写。这个由州官建立起来的中国最早的御茶苑,到南唐保大四年(公元946)因“命建州置的乳茶,号京铤,乃罢贡”,算来一共存在176年。

北苑御茶和顾渚、阳羡御茶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首先,北苑最初是闽国朝廷龙启元(933)办的御茶苑,其后建州被南唐占领,御茶苑又被南唐朝廷(保大初)接管;南唐亡,宋开宝初(968)北苑再度为宋朝廷派官员接管,先有丁谓,继有蔡襄,代有重臣襄其事,成为北宋、南宋以至元代的朝廷御茶苑,直至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罢造,御焙关闭,共存在458年,比顾渚、阳羡多存在282年。当然,不论顾渚、阳羡还是北苑,在官焙关闭之后,都像殒落的彗星拖着长长的光芒落入民间,并且仍然由地方官府征集其地民间精品茶入贡,这种情形跟御茶又自当别论了。

御茶从规模而言,北苑大于顾渚、阳羡。《嘉靖建宁府志》载:宋代北苑官焙有三十二所,小焙数十所,分内园外园,内园三十六是专供“玉食”的,外园三十八是采制赏赐大臣的,按宋子安的《试茶录》等专著,内外园面积不少于一百平方公里。每到采制季节,便征召建宁府六县丁夫上山采制,多则七八万人,少则五六万人。这跟顾渚、阳羡派用徭役是一样的,只是规模更大,徭役更多。

北苑的最大贡献是使团茶的釆制技艺发展到顶峰。苏东坡有一首讽喻诗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宠相加,争相买宠出新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这里讲的“前丁”即丁谓,北宋太宗朝进士,咸平初(公元998年)任福建转运使,在建安北苑督造凤团,后又造出龙团,精品年产不过四十饼。“后蔡”是指蔡襄,在丁谓漕闽之后相隔42年,即庆历初任福建转运使,又在北苑督造出小团龙凤茶,“其品绝精,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大小团茶都是当时极品,除供皇室御用外,只有少数分赐近臣。到了熙宁年间(约1071年)贾青为福建转运使,又造出比小团更加精奢的“密云龙”,密云龙也是二十饼为一斤,但等级在包装上加以区别,双袋装的叫双角团茶,不论大小都用“绯”包装,用来偿赐大臣,而御用“玉食”则独用“黄盖”。《清波杂志》上说宣仁皇帝因为被“戚里贵近”乞赐密云龙闹得不得安宁,慨叹说:叫建州今后不要造密云龙算了。当然密云龙仍在釆造上供,而名声却更大了。到绍圣间(1094-1097)奉诏把“密云龙”改为“瑞云翔龙”。据史籍资料,建安团茶最精美、最繁盛的高峰,当是宣和年间郑可简漕闽之后的事,他把团茶分成细色茶五纲四十三品种,根据不同的采制时间和茶树品种,“形制各异”。这五纲的第一纲叫试新,顾名思义,这是最早的试产茶,产区斗茶常用这种茶;第二纲叫贡新,最早上供的贡品;第三纲有十六个品种,叫龙团胜雪、万寿龙芽、白茶、御苑玉茶、上林第一、乙夜清供、承平雅玩、龙凤英华、玉除清赏、启沃承恩、雪英、云叶、蜀葵、金钱、玉华、寸金;第四纲有十三个品种,叫龙团胜雪、无比寿芽、万春银芽、宜年宝玉、玉清庆云、无疆寿芽、玉叶长春、瑞云翔龙、长寿玉圭、兴国岩銙、香口焙銙、上品拣芽、新收拣芽;第五纲有十二个品种,叫太平嘉瑞、龙苑报春、南山庆瑞、兴国岩拣芽、兴国岩小龙、兴国岩小凤、太平嘉瑞(与上述同名但銙形不同)、长寿玉圭、御苑玉芽、万寿龙芽、无比寿芽、瑞云翔龙。这五纲细色茶一经焙成便速派官员飞骑急驰送入京师,到全部发完时夏季已过半了。按《宣和北苑贡茶录》说:第三纲中的白茶和龙团胜雪两色是在惊蛰前即“兴役”采制了,欧阳修所说的“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师三月尝新茶”,到宣和时上供时间又提前一些。淳熙十四年(1187)赵汝砺著的《北苑别录》,与六十年前的《宣和北苑贡茶录》所列细、粗分纲品名基本相同,这说明“贡纲”制品已成不变之法,换句话说,此时茶釆制技术已达到顶峰。

北苑,可以说是中国茶叶的龙头。理由:

第一,在北苑存在时期,也是中国茶学研究最初步入系统化、科学化时期,而且主要的茶学专著是以北苑为研究对象的,已知宋代二十多部茶叶专著中接近三分之二讲的是北苑,这中间影响较大的有:丁谓的《建安茶录》、蔡襄的《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刘异的《北苑拾遗》、赵汝砺的《北苑别录》、章炳文的《壑源茶录》、顾元庆的《茶谱》、范逵的《龙焙美成录》等等,连徽宗皇帝赵佶也参与了研究,写下《大观茶论》,这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更是顾渚、阳羡时期所未见。

第二,正是风盛的茶学研究,大大促进了团茶制作技艺的不断提高,同时也推动了茶文化的快步发展。唐代的刘贞亮,把饮茶的好处加以总结归纳,提出茶有“十德”,“以茶可行道”的学说。但是把茶文化升华到一个新境界,比较完整地创立茶道精神的,当推宋徽宗赵佶。赵佶,史称“善百艺”,创瘦金书法,在音乐、绘画、诗歌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对茶学也有颇深研究。他以建安北苑、壑源为研究对象,写出的《大观茶论》中,最先提出“清、和、澹、洁”四字的茶品精神,在后来的岁月里被公认为茶道风范。赵佶认为:谷粟充饥,丝枲御寒,这是任何庸人孺子都知而日用;茶叶不同,它是“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而生,饮用茶能“祛襟涤滞,致清导和”,是一种“冲澹间洁,韵高致静”的生活艺术。鉴于“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的时候提出来,以“薰陶德化,盛以雅当相推”,这恐怕就是他倡导茶品精神的本意。在赵佶提岀茶品精神后,茶道之风开始在朝廷内外形成。三十年后的绍兴十一年(1141),日本高僧茶西禅师到中国求禅朝佛,带去了《大观茶论》,并把赵佶所提的茶道精谛翻释成“清、和、澹、静”四字,在日本传播,引起极大反响,后来武野绍鸥、千利休等人逐渐完善,形成了日本茶道。因此,我们有理由认定建安是我国茶文化的发祥地。

第三,带有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的斗茶活动,始于唐而盛于宋;陆羽的《顾渚山记》写到斗茶;但把斗茶豪情和宏大场面描写得淋漓尽致的则是范仲淹的《斗茶歌》和唐庚的《斗茶记》。他们写出了斗茶的文化氛围,更写出了东方文化的特色。据一些史籍资料记载,斗茶文化是丁谓、蔡襄在建安主持漕务、监造龙茶时,将斗茶引向上层社会、引进宫廷、播向各地的。与此同时,因斗茶应运而生的是建窑所产的黑釉瓷茶盏,日本僧人到我天目山拜求佛禅带回建盏,称为“天目瓷”,被视为“稀世之宝”。在宋代和斗茶形成姐妹篇的“分茶”游艺,据史籍资料也由北苑茶官传入上层社会。分茶法是茶文化中的一种绝技,后来随着团茶的消失而消失。

第四,对茶的关注、赞颂、以茶会友、以茶交际,并付之以诗文的风盛时代,当推宋朝,文人中间吟茶诗词歌赋,饮茶赠茶的相互传唱,相当普通。笔者爱茶,曾不间断地收集不少茶诗茶词,发现在宋代古茶诗茶词中几乎有一半以上是褒赞颂扬北苑贡茶和建茶的,其作者之广、篇幅之多为历史所罕见,也是其他茶类所未有的。茶诗茶词增大了茶文化氛围,也是茶文化的巨大助推器。建安北苑正是引领宋代茶文化的龙头,其诗词之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陈寅洛云:“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此话不假。应当看到茶和茶文化典雅质朴的美,也代表了两宋总的时代风尚,在封建王朝时期,宋时文人受到比较多的礼遇和尊重,有相对自由的精神空间,更在物质上享以较高额的俸禄。正是在这种所谓“盛世好尚”的深厚文化背景下,北苑龙凤团茶得以独占鳌头数百年、而且其精湛的制茶技艺竟然绝后,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建州北苑御茶的地位问题,1990年5月,南京农大教授朱自振、中国茶叶博物馆主任张子华两位专家到建瓯考察北苑御茶的历史文化,到东峰镇裴桥村林珑山察看宋庆历间所刻的记录龙凤贡茶始创年代、焙址的凿字岩后,发表了权威性论断,争论至此划上句话。1995年1月,日本前东京博物馆副馆长、茶史专家林物晴三等专家实地考察了北苑遗址和凿字岩保护亭。

当笔者写到这里,有人可能要问:是不是忘了提武夷山的御茶?元代武夷山的九曲溪的第四曲确实置有御焙,如果我们能诚挚地尊重历史,按史实而不是步随新潮说话的话,那只是北苑官焙的延续。

北苑御茶设官衙督造,掠民山、役民力,不惜工本,用徭役丁夫血汗凝聚起来而标榜封建王朝皇冠上的这颗耀眼明珠,也植下了劳动者的愤恨之根,招来了一拨又一拨的抗争。敢于陈言的推官陈纲,对建宁府“岁春夏间,率丁夫数万为釆茶之役”十分担忧,所以“奏请以北苑园供御之外,余皆赋民收其租,入在官者,官复定其值偿之。”宋初民山收归官府,办御茶的地多范围大,陈纲奏请之后,至道中将游坑、西蒙州等六焙划归南剑州(今南平),并免去五县釆茶徭役,专以建安一县民力采造。然而,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它的属性,建安县民众反而加重了负担,在官焙上供不足时,还向民间强征所谓“附纲”,搞得茶农苦不堪言。积怨积恨的结果,到北宋末就引发了一系列的反叛和抗拒。建炎元年驻建州的军校张员反叛,杀守臣张勤;建炎四年在建州的御营前军将杨勍举旗造反。这些军将原本是护卫御茶苑的,反而掉转枪头杀“自家人”了。建炎四年七月,建安农民范汝为率饥民起义,夺占北苑御茶苑,知州事刘子翼和御茶的主管部司逃往崇安。这些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北苑却被鼓捣得消沉难浮了。南宋朝廷釆取了一些政策上的改良措施,比如改变榷茶制度,放弃官府独家经营建茶,开放茶市等,缓和了御茶苑与徭役、官府与茶农之间的矛盾,使得北苑重开。但好景不长,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正如清代诗人朱彝尊形容武夷山茶苑后来抗役的情形一样,“先春一闻省贴下,樵丁莞竖纷逋逃。”宋元改朝换代的战乱,元初黄华在建安树旗反元,又一次给北苑御茶以沉重打击,元成宗大德初(1297)被迫在武夷山筹建御茶官焙,以替代北苑。大德六年御茶园正式移置武夷山九曲溪的第四曲溪旁,北苑则交给建安县地方官府营办,这便是史志上记载的北苑官焙为什么转移到武夷山的缘故和过程。武夷官焙产量少,不足以供上御用,原来北苑所辖的茶园仍由地方官府承办,生产龙凤团茶上贡。因此,同属于建宁府的建安县北苑官焙和崇安县武夷官焙,一样地打上龙凤团茶的牌子上贡。这种两县官府营办御茶的情形,很有点像本文开头所说的顾渚与阳羡共办紫笋御茶一样。建安与崇安,直至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朱元璋下令罢造龙凤团茶而同时结束了官府营办御茶的历史。

北苑有金灿灿的历史,也有茶工茶农的血泪,但不管怎么说,它却是中国茶叶史上一颗最耀眼的明珠,是茶叶的龙头,是研究茶史不可忽视的最最重要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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