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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在世界传播的历史

我国古代巴蜀先民,早在公元前1066年之前就发现了茶的用途,并实现了茶的人工栽培、但茶从何时何地开始向外传播?却鲜为人知。传

本文全文原题转载自《中国茶叶》2012年8月(历史文化版),作者刘勤晋(西南大学茶叶研究所)。

我国古代巴蜀先民,早在公元前1066年之前就发现了茶的用途,并实现了茶的人工栽培、但茶从何时何地开始向外传播?却鲜为人知。传说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东汉使臣张骞便在中亚发现了邛杖、蜀锦和茶叶等来自巴蜀的特产。韩国史书也记载,早在公元五世纪便有驾洛国王妃许黄玉从四川安岳带回了茶的种子,并在全罗南道开始种植,许黄玉陵墓至今仍完好保留在韩国釜山金海市供人瞻仰。总之,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通过使臣来访、人员交流、礼尚往来等非贸易渠道把茶叶带往国外已有近2000多年历史。但有文字可考的,应在盛唐时期的公元六世纪以后。茶叶通过佛教僧侣的交流,首先传到朝鲜和日本;随后沿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传到中亚和东欧;再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到西欧;公元18世纪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之超级间谍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偷运到印度大吉岭。种植成功后,传播到非洲南美以至全世界。从而使今天全世界有60余个国家实现了人工种茶,160余个国家和地区普遍饮茶,茶叶成了惠及50余亿人的大众化健康饮料。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th Lee)博士所说:“茶是中国贡献给人类的第五大发明。”

一、茶在中国周边的传播

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茶文化的传播首先从朝鲜开始,然后才是日本、东南亚诸国、中亚及俄罗斯等。从茶字的发音可以证明这一点:

国名茶学发音
朝鲜Chá
日本Chà
越南Cha
菲律宾Cha
印度Chai
土耳其Chay/cay
阿拉伯(伊朗)Chay
俄罗斯Chai
波兰Chai
葡萄芽Cha

1、韩国从中国传去“茶礼

早在新罗真兴王五年(544),即高丽三韩时代智异山华岩寺就有种茶记录,比茶传入日本尚早200余年。又据韩国古籍《三国史记》卷十《新罗本记》记载,新罗二十七代善德女王时(623),遣唐使金大廉由中国带回茶籽,种于地理山(今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后逐渐扩大到以双溪寺为中心的各寺院。但也有传说,韩国茶源于公元五世纪末,驾洛国首露王妃许黄玉从中国带回茶种:许王妃为中国四川安岳人,与驾洛国王首露在东海之滨相遇,两人一见钟情,结为夫妻。许黄玉出嫁时带去许多中国特产,包括茶籽,后来这些茶种洒播于全罗南道智异山华岩寺附近。《三国史记》中並有山僧向国王献茶纪录,还有公元四五世纪时代圣王饮茶故事等。据笔者考察,许王妃在韩国为受人尊敬的古代王室成员,死后葬于釜山市近郊的金海市,该市至今每年均举办茶会祭拜她,甚为隆重。智异山和全罗南道河东郡花开村至今保存许多中国茶树遗种,生长繁茂。“花开绿茶”在韩国因品质优异,十分著名。韩国是一个尊孔崇儒的国家,十分重视家庭伦理道德的教育,并以茶礼规范家庭秩序、传承传统文化。民间无论婚丧嫁娶、迎来送往、年节祭祀均十分重视“茶礼”的应用。“茶礼”把禅宗思想和人性教育融为一体,并成为一门综合艺术,通过茶礼与茶具,使韩国茶文化成为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的完美结合。

2、“弘仁茶风”和日本茶道之形成

日本是我国东部第一大邻国。传说在先秦时期(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大陆移民带着农作物种子、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源源不断地到达日本。如方士徐福以寻长生不老仙药为名带着3000名童男女,500名技工到达日本,并“止王不旧”。公元五世纪时,又有自称秦始皇后裔的秦氏一族,来到日本从事农耕、养蚕和纺织。茶叶传到日本与佛教传播和日本长达200多年向中国派遣遣唐使和留学僧制度有关。茶叶引入日本首先必须提到的便是最澄、空海和永忠三位高僧。最澄(762-822)为日本近江滋贺人,12岁出家,20岁在奈良东大寺戒坛院受戒,后在京都比睿山结庵修行,他在研读鉴真和尚从中国带去的天台宗章疏的过程中萌发了对天台宗的极大兴趣,为彻底究明宗义,最澄奏请天皇批准来唐求法,他到浙江天台寺短期留学。

天台山盛产茶,早在东汉末,葛玄(164-244)在天台山的主峰华顶修炼金丹时便开辟了葛仙茶圃,唐代天台山道士徐灵府的《天台山记》说:华顶上“松花仙药,可给朝食。石茗香泉,堪充暮饮。”此葛仙茶圃至今仍见于华顶上葛玄归云洞前。

805年春,最澄要辞别天台返回日本,台州刺史陆淳为最澄饯行。此次饯行以茶代酒,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茶会。从台州司马撰写的《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序》可得知,序中言:“三月初吉,遐方景浓,酌新茗以饯行,劝春风以送远。”序中所说的“三月”是指旧历三月,相当于阳历的4月,正是天台山采新茶的时节。以茶饯行既尊重佛教的戒规,又展示了天台山茶文化的风貌。

最澄没有辜负天台众人的期望。805年5月回到日本,向天皇上表复命,将带回的经书章疏230部共460卷、金字《妙法莲华经》、《金刚经》及图像、法器等献上,并创建了日本天台宗。同时还把从天台山带回的茶籽播种在位于京都比睿山麓的日吉神社,结束了日本列岛无茶的历史。至今,在日吉神社的池上茶园仍矗立着“日吉茶园之碑”,碑文中有“此为日本最早茶园”之句。

最澄不仅将茶籽带回日本,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将饮茶文化也同时带回了日本,并且借助他作为日本天台宗创始人的影响力,将饮茶文化导入了日本的寺院佛堂和上流社会,得到了当时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嵯峨天皇的大力支持。

嵯峨天皇(786-842)是日本平安初期的诗人,嵯峨天皇在位的弘仁年间(810-824),日本贵族饮茶活动达到髙潮,形成“弘仁茶风”。

嵯峨天皇有《和澄上人韵》诗一首,其中便涉及饮茶:

          远传南岳数,夏久老天台。

          枚锡凌溟海,蹑虚历蓬莱。

          朝家无英俊,法侣隐贤才。

          形体风尘隔,威仪律范开。

          袒臂临江上,洗足踏岩隈。

          梵语飞经阁,钟声听香台。

          经行人事少,宴坐岁华催。

          羽客亲讲席,山精供茶杯。

          深房春不暖,花雨自然来。

          赖有护持力,定知绝轮回。

诗的主要部分是赞颂最澄上人为日本众僧灌顶传教,伴有饮茶、供茶的情景,说明最澄在回国后的传教活动中伴有行茶之事。

其次,与最澄同船来唐留学的还有一位高憎空海(774-835)。空海回国后创立了日本真言宗,与最澄一起被誉为日本平安时代新佛教的双璧。最澄对空海的学识十分尊重,812年,最澄与弟子泰范一起,拜空海为师,接受了空海的灌顶,公元806年,空海回国带回了茶籽并献给了嵯峨天皇。至今,在空海回国后住持的第一个寺院——奈良宇治郡的佛隆寺里,仍保存着由空海带回的碾茶用的石碾及茶园的遗迹。809年,空海在京都传教,得到了嵯峨天皇的大力支持,816年,在高野山辟真言宗道场;他经常应邀出入宫廷,奉敕举行求雨、攘灾的法事,与嵯峨天皇论经品茶。由此嵯峨天皇有《与海公饮茶送归山》一首:

          道俗相分经数年,

          今秋晤语亦良缘,

          香茶酌罢日云暮,

          稽首伤离望云烟。

最澄和永忠是在陆羽《茶经》发表之后,传达中国唐代最新文化信息的使者。他们除了将当时新兴的密教文化带回日本之外,还带回了中国的茶籽、茶饼、茶具以及陆羽倡导的煮茶法与由他制订的某些“茶道”仪规。另外,从弘仁饮茶对陆羽煮茶法模仿、弘仁茶诗与中国茶诗词语雷同的表现上可以推测出《茶经》一书与当时的中国饮茶诗文,也由最澄、空海等人一并带回了日本。以嵯峨天皇为首的日本上层人士,对新来的饮茶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特别是嵯峨天皇,不仅多次参与茶会,还在皇宫里特置茶园,下令在近畿地区种茶,饮茶文化在日本快速发展,形成一股“弘仁茶风”,并为13世纪后南浦绍明、村田珠光以及千利休等人在日传播茶道奠定了基础。

二、茶由葡萄牙荷兰引入欧洲

阿拉伯人早在16世纪以前把茶叶经由威尼斯传到欧洲。不过将茶作为商品引进欧洲的仍应归功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他们凭藉发达的航海事业,1514年,葡萄牙船只首先打通与中国的航路到达广东,并在澳门开始和中国进行海上贸易。

1557年,葡萄牙在中国取得澳门作为贸易据点,在这期间,商人和水手携带少量的中国茶回国。1559年威尼斯作家拉穆斯奥所写的《航海旅行记》中曾记载中国茶,此为欧洲文学中首次出现“茶”的用语。

如佛教僧侣大力引茶到韩国、日本一样,耶稣会教士也在茶的传播上起了作用。他们来中国传教,见识了茶这种饮料的疗效,于是将其带回葡萄牙。1560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著文专门介绍中国茶:“此物味略苦,呈红色,可治病。”而威尼斯教士贝特洛则说:“中国人以某种药草煎汁,用来代酒,能保健防疾,并且免除饮酒之害。”早期,茶从东方进入欧洲时,是以具广大疗效的神秘饮料现身,价格昂贵异常,只有豪门富商才享用得起。由于英国皇室成员对茶的狂热吹捧,使其在英国塑造了高贵的形象。

在欧洲茶风的弘扬中,首先必须提到是1662年嫁给英王査理二世的葡萄牙公主凯萨琳,人称“饮茶皇后”。她虽不是英国第一个饮茶的人,却是带动英国宫廷和贵族饮茶风气的开创者。她陪嫁来的茶叶和陶瓷茶具,以及她冲泡的茶和饮茶方式,在贵妇社交圈内形成话题。在这样一位雍容高贵的王妃以身示范下,饮茶成为风尚,并在英国上层阶级流行。

英国人饮茶吹捧的是中国茶,而非独重分级红茶。至今英国人仍喜饮福建小种红茶、茉莉花茶、乌龙茶及祁门红茶、普洱茶等。

18世纪英国安妮女王,也以爱饮茶著名。她不但在温莎堡的会客厅布置了茶室,邀请贵族共赴茶会,还特别请人制作银茶具组、瓷器柜、小型移动式桌椅等。这些器具优雅素美,呈现“安妮女王式”的艺术风格,从而推动英式“下午茶”的流行。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1610年,东印度公司将从中国及日本买的茶叶集中于爪哇,然后载回国,正式开始为欧洲引进大批绿茶及陶瓷茶具。1650年,荷兰又输入中国红茶到欧洲。

茶叶初传入荷兰时,放在药铺里和香料一起发售,商人们宣传为灵丹妙药。饮茶在荷兰人的推动下日渐风行,茶叶也成为一项重要的商品,并因此掀起荷、英之间的贸易战。

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看好中国茶的市场,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开始与荷兰在茶叶生意上短兵相接进行竞争。但开始仍然是荷兰占优势。

国名茶学发音
英国、美国tea
德国tee
法国thé
意大利
酉班牙
马来西亚the
拉丁语(学名)thea
瑞典te

英国在1651年通过航海法,规定外国进口货物至英国及其属地,必须由英国船或出产国船只来载运。航海法的通过,使英、荷之间的贸易竞争更加白热化,在1652年至1654年,英、荷两国终于兵戎相见,英国因赢得一连串的胜利,而成为威胁荷兰海上势力的强大对手。

英荷之战后,英国茶叶进口渐增,茶在英国国内开始走入民间。

1658年9月30日,英国《莫丘里斯》报刊出一家咖啡店为进口的中国茶叶所做的广告,这是全世界第一篇有关茶的报纸广告。

1665-1667年爆发了第二次英荷之战,由于英国再度获胜,取得贸易上的优势,摆脱荷兰人而渐渐垄断茶叶贸易权。1669年,英国政府规定茶叶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专营,从此,英国东印度公司由厦门收购的武夷红茶,取代绿茶成为欧洲饮茶的主要茶类。

在英国,早期是以“cha”来称呼茶,但自从厦门出口茶叶后,即依闽南语音称茶为“Tea”,又因为武夷茶茶色黑褐所以称为“Black Tea”。此后英国人关于茶的名词不少是以闽南话发音,如早期将最好的红茶称为“Bohea Tea”(武夷茶),以及后来的工夫红茶称为“Congou Tea”。

三、从Tcha到Tea演变

18世纪以前,英国人是中国茶的积极推广者。从公元十四世纪开始,人们就在雷诺(Reinaud)翻译的《编年史系列》中读到:“(中国的)皇帝在种类繁多的丰富矿产中,只在盐和一种需要在热水里泡了以后饮用的植物上给自己保留了特权。人们在所有的城市出售这种植物,获得巨额的利润,被称为茶,叶子比三叶草多,闻起来很芳香,但是有一种苦味。水煮开了以后,人们把它倒在这种植物上。这种饮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益的。”

法国汉学家亨利•柯蒂安(Henri Cord ier)1908年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找到一封信,是该公司的职员威克汉(R.Wickham)于1615年6月27日在日本写给在米阿考(Miaco)的伊顿(Eaton)先生的,他在信中要“一包最醇正的茶叶”,这是有关茶的最早记录。Tch´a是俄罗斯人给茶的称呼,他们通过中国北方获知这个发音并且保存在自己的语言中。俄语是чай,希腊语是Tδāζ。在日本,对于同一种植物所用的Tch´a这一相同称呼表明,尽管这个日出之国的居民们与福建有着众多的联系,但他们还是通过中国的北部,也有可能是通过朝鲜认知茶的。对于西方,茶是以tê这个在中国福建南部的发音进入西欧的,这是福建的方言,在那里,茶的产量很大,而且质量上乘。茶在17世纪中期被引进到英国,英国海军秘书佩皮斯(Pepys)在1660年9月25日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派人去找一杯叫tee的中国饮料,之前我从没喝过。”

四、茶在法国引起轰动

茶是从荷兰运到法国的。

在一封1648年3月10日吉•帕坦(Gui Patin)写给里昂的斯邦(Spon)博土的信中提到:

“下周四,我们这里有一篇论文要答辩,很多人都抱怨做得不好。它的结论是:‘因此,中国茶可以让人感觉舒适’。最后的推论谈到了茶,但是在论文的其他部分一点都没有涉及。我已经和这个人说过,chinensium不是拉丁文,托勒密、克吕韦修斯(Cluvérius)、约瑟夫•斯卡利热(Josephe Scaliger)和所有写过中国(Chine这个词在法文中是个贬义词)的作家们,在作品中都用sinenses,sinensium或者sina,sinarum。这个幽默又无知的家伙却告诉我说,他的手头有一些作家都用chinenses,那些人可比我举例的作家有名得多。我怀疑他的那些作家没有一个是像样的。我想这个人写这篇论文并不是真的研究茶这种植物,而只是为了向我们的总理大人献媚而已,对这种‘药’的夸赞就是来自这个官员。而对于他们所吹嘘的好处,没有人敢发誓保证。”

在1648年3月22日吉•帕坦写给同一个人的另一封信中,他又提到了这篇论文:

“我们一个极其自负、又很精明的博士,叫莫里塞(Morisset)的,写文章支持这篇本世纪最无理的新作,借此想增加上司对自己的信任,使这篇关于茶叶的论文传播出去,他和论文作者一样,得出了正面的结论。所有的人都无法证实这篇论文,我们已经有一些博士把它给烧了,向系主任提出的诉讼已经被批准了,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阿尔福雷德•福兰克林(AlfredFranklin)认为,正是在这封1648年3月22日的信中,人们在巴黎第一次提到茶,他还补充说:不应当把吉•帕坦的讽刺看得很严肃,他是所有革新,尤其是医药方面创新的反对者。他所贬低的那篇论文以“茶能让人感觉舒适吗?”为题更好。它得到了阿尔芒-让•德•莫维兰(Armand-Jean de Mauvillain)博士的支持,也就是在1666年成为主席的那个人。根据帕坦所写的,茶早已为巴黎人所赏识,到1648年3月,就剩下如何保存的问题了。

在整个17世纪下半期,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茶好处的宣传册。丹麦国王的御医菲利普•西尔威斯特•迪福(Philippes Sylvestre Dufour)和佩奇兰(J.N.Pechlin),还有巴黎医生比埃尔•佩蒂(Pierre Petit)是主要的鼓吹手。很多的文章、论文和诗颂扬这种饮料的好处。一个崇拜者把它称为“来自亚洲的天赐圣物”,“是能够治疗偏头痛、痛风和肾结石的灵丹妙药。”

五、茶叶引发美国独立战争

167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将茶卖到新大陆。早在1620年,有一批来自英国的清教徒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登陆并定居下来,两年后他们向印第安人购买今日的曼哈顿岛,取名为新阿姆斯特丹城;当时他们即向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到了1664年,新阿姆斯特丹城为英军所占领,并改名为纽约,自此英国垄断了美国的茶叶贸易,并使美国人也承袭英国人喝茶的习惯。17世纪末,波士顿的商店已贩卖起武夷茶和红茶。英国统治者为了获取更大利润,便趁机提高茶叶税,使新兴的美国不堪重负。为了抗议英国提高“红茶税”,1773年12月16日,一群激进的波士顿茶党,乔装成印第安人,爬上停泊在波士顿港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将342箱中国茶抛入海中,此举激怒不可一世的不列颠王朝,在英国文攻武吓淫威之下,美国独立战争因此在两年后爆发,并催生了一个世界大国——美国的独立。

六、中国茶是如何种到大吉岭上去的?

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的茶叶需求迫切,而英国与中国在通商上又有种种的限制,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致力在殖民地印度试种中国茶树。在此之前,积极与英国贸易竞争的荷兰,早已在殖民地印尼引入中国茶树试种,但成效不大。不过在印度,最初既得利益的东印度公司暗中阻挠,不使茶产量过多而影响售价,所以茶园推广有限;1833年,英国开放国内市场以后,茶叶需求急剧上升,国人眼看为买中国茶付岀大笔银子,很不舒服,竟然在印度大量种鸦片,源源运售给中国,藉以平衡支出。中国满清政府将鸦片销毁,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因此爆发,茶可以说是一大关键因素。

在此期中,东印度公司派间谍潜入中国,掌握了茶的种植与红绿茶加工技术,并从中国偷运茶种与茶苗,聘用技术工人和技师,终于在印度大吉岭植茶成功。这就是英国皇家植物园温室部负责人,被世人讽为“在中国人鼻子底下窃取茶叶机密”的冒险家罗伯特•福钧(Roberf Fortune,1812-1880)。

福钧对中国比较了解,因为1842至1845年间,他曾作为伦敦园艺学会领导人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在中国,他学习中文和风俗习惯,熟练掌握了使用筷子的技巧,并在回国时带回了100多种西方人没有见过的植物,他指出,绿茶和红茶是同一种植物,这一看法在西方人中引起了争论,被认为是胡说八道。

福钧受东印度公司的派遣,于1848年6月20日前往香港。但这时他还不知道自己使命究竟是什么?英国作家佩雷尔施泰因从保存在英国图书馆里的东印度公司资料中发现了一份命令。命令是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1848年7月3日根据植物学家詹姆森的建议发给福钧的。命令说:“你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出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然后由你负责将茶树和茶树种子从中国送到加尔各答,再运到喜马拉雅山。你还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否则我们将无法进行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生产。”福钧毫不犹豫地充当起了间谍角色,当时英国付给他的报酬是每年550英镑。

1848年12月15日,福钧在写给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的信中说:“我高兴地向您报告:我已弄到了大量茶种和茶树苗,我希望能将其完好地送到您手中。”

1849年2月12日,在途经香港时,福钧致函英国驻印度总督说,他想到著名的红茶区武夷山去考察一下。获准之后,他以及随从又到了武夷山,住宿在寺庙里。他从寺庙的和尚那里打听到了一些茶道秘密,特别是泡茶对水质的要求。

3年后,福钧终于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要想同中国茶竞争,他们就必须掌握这些知识和技术。笔者在收集本资料时,也发现福钧当时要把茶籽和茶苗运岀中国因沿海查缉十分严格,他另辟蹊径,走了川藏茶马古道。从四川雅安聘请8位茶工和技师,经康定→昌都→亚东→到达大吉岭。到达大吉岭后,天气转暖茶籽快要发芽,仓促之中便全部播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至今中国茶种在印度只有大吉岭才有,也是此因。

如今在西方,已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关注福钧曾来中国偷走茶种的情况。但英国茶道爱好者、纪录影片制片人威利•佩雷尔施泰因1996年在阅读了福钧的手记《茶叶和鲜花之路》以后,他感觉到在这部手记的字里行间蕴藏着许多隐情。于是,他同作为电视工作者的姐姐黛安娜•佩雷尔施泰因以及另一位合作者一起开始研究,历时4年的研究证明,福钧当年的冒险活动乃是一种经济间谍的行为。他不仅使中国茶业经受了与印锡竞争百年的巨大挑战,也使全世界茶叶生产国增加了20倍,中国从此享有“茶的祖国”之崇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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