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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销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

“边销茶”,顾名思义,是销往祖国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从清代末年开始,为便于运输,将散茶发酵后压制成外型似砖的紧压茶,因此,我们现在所说的边销茶,又泛指砖茶。

本文全文原题转载自《丝绸之路》1998年第6期,作者吴尚平、胡卫平。

边销茶”,顾名思义,是销往祖国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从清代末年开始,为便于运输,将散茶发酵后压制成外型似砖的紧压茶,因此,我们现在所说的边销茶,又泛指砖茶。其主要品种有湖南的茯砖、黑砖、花砖;湖北的青砖、米砖;四川的康砖;云南的砣茶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团结是关系到祖国领土完整和繁荣昌盛的头等大事。我国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边销茶,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祖祖辈辈生活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以及延绵数千公里的丝绸之路两侧的蒙、藏、回、维吾尔、裕固、锡铂、哈萨克等十多个少数民族,由于气候寒冷、干燥,缺乏蔬菜,加之主食为牛羊肉和奶酪食品等原因,经过长时期自然选择后,逐步形成并沿袭至今,将有分解脂肪、舒畅肠胃、增加热量等功能的边销茶作为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勤劳智慧的西北各少数民族群众,根据当地各自的饮食习惯,用边销茶创制出了风味独特的藏族酥油茶,蒙古族奶茶,维吾尔族奶茶、清茶,裕固族摆头茶,回族的三炮台茶等适合本民族口味的茶饮,形成了多姿多彩的茶文化

在辽阔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有谚语云:“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痛”;“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由此可见,茶在他们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封建统治者把边销茶视为“治边”的工具

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有“不可一日无茶”的习俗,但是,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这些地区又不产茶,所需茶叶只能从千里迢迢的南方运来。因此,从唐代至民国的统治者,正是利用他们这个弱点,把边销茶作为工具,对他们进行利用和控制,达到以茶治边、巩固国防、繁荣经济、增强国力、增加财政收入、稳定政局的目的。所以,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

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开始换马的贸易并不称“茶马贸易”,而称“市马贸易”。我国的“市马贸易”始于汉代,据《册府元龟》载:“宣帝(前73~前49年)在位时,北匈奴乞和亲,远驱牛马与汉合市。”而大规模市马贸易则始于曹魏。魏文帝黄初三年(222),鲜卑“驱牛马七万余口交市”,虽然不知汉魏用何物支付马价,但可以断定不是用茶。

唐与回纥市马,当始于贞观十七年(643)。回纥部落薛延陀向唐请婚,一次献马5万匹,唐太宗回赠赐的礼品中是否有茶也难断其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茶在中唐以后才逐渐普及到民间,在开宝以前仍是很珍贵的奢侈品。所以很难设想,唐王朝会用大量的茶去易马。这是以和亲为主的“贡赐贸易”。“安史之乱”以后,适合于牧马的陇右地区丧失,形成了战马奇缺的局面。唐王朝为了加强国防,不得不大批向回鹘市马,用大量的绢帛铜钱支付马价,“绢马贸易”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了。而真正的“茶马贸易”却是从宋代开始的。据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载:“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壬申,盐铁使王明言: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七百里沙碛无邮传,冬夏少水,负担者甚以为劳。戎人得铜钱,悉消铸为器,郡国岁铸钱不充其用,望罢去,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马。”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饮茶之风的盛行,茶园面积迅速扩大,茶叶产量大幅度提高,茶马贸易代替过去的绢马贸易成了一种必然。公元998年,宋朝廷正式在京师成立了“估马司”,掌管市马的估价、验收、牧养等事宜,并在陕西、四川、山西等沿边18城市专设招马之处,以茶、布帛、银绢等作为易马的交换物。当时对茶马贸易的地点、价格、数量、办法、交易对象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并采取“茶引”课税制度,首次揭开了我国历史上茶马贸易的帷幕。宋代诗人陆游有诗曰:“自从国家兵事起,年年买马西南夷。”艺术地概括了赵宋王朝用“茶马贸易”,强化综合国力的状况。

到了明代,茶叶产量比前朝有了大幅度提高。以茶易马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其管理制度也更加规范。朝廷专门设立了官营的贸易机构“茶马司”。“内地所产茶,有官茶、商茶、贡茶三种,边茶之所用贮边易马,商茶洽卖,贡茶供御用”。明朝廷每年以数10万斤茶叶换取战马数千匹。为了加强“茶马互市”管理,明朝廷将“茶引”制度进一步发展到“引案”。所谓“引案”就是固定产销地区,领定课税标准,由官方发给特许证茶引。“茶引”又分“腹引”和“边引”;“边引”只能在边境地区贸易。没有“茶引”,不能经营茶叶。明朝廷还规定将贩私茶者与贩私盐同罪。明太祖朱元璋处斩贩卖私茶的驸马欧阳伦便是其中一例。

据清史《茶法》记载:“官营易马头数,每年为一万一千零八十匹,茶马交易比价为上马一匹换茶一百二十斤,中马一匹换茶九十斤,下马一匹换茶七十斤。”

随着清王朝疆域的不断扩大,“茶马互市”也随之外移,成为与外国的国际贸易,其内容也发生了变化。除了“茶马贸易”外,还从俄国、蒙古及欧、亚等地获得了巨额利润。俄国库罗帕特金所著《喀什噶尔》称:“中国人征服喀什噶尔和准噶尔中得到的好处是较好地保障了中国西部边境,更主要的是为了中国产品,主要是茶叶找到了广阔的销售市场,中国茶叶不仅在被征服的城镇中被愈来愈多的人所饮用,而且经过喀什城开始大批运销浩罕、布哈拉,甚至阿富汗。”

据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记行》载:“涅尔琴斯克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砖茶。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好喝茶之人能喝十至十五杯,不论你走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你。”“砖茶在贝加尔地区的一般居民中,饮用极广,极端必需,以致往往可以当钱用,一个农民或布里亚特人在出卖货物时,宁愿要砖茶,而不要钱。因为他们相信,在任何地方,他都能以砖茶代替钱用。”

由于俄国茶叶的需求量大,中国输入俄国的茶叶量大增,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主要口岸。据统计,从道光十七到十九年(1837~1839)两年间,经恰克图每年输入俄国的茶叶量平均为8701880俄磅,约值800万卢布。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山西茶商将体积膨大的散装茶改进为压制成块、便于运输、便于贮藏的砖茶。这对我国以后边销茶的运输、贮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国后,边销茶成为民族团结的桥梁和纽带

解放前,由于战乱不断,西北各地出现茶荒。一片茶砖在西北少数民族牧区可换回两只羊,两片茶砖可换回一头牛,一些不法茶商乘机获取了高额利润。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边销茶工作,并制定了“国家定价、定点生产,归口经营,计划调拨,保证供应”的边销茶政策,相继扩建和新建了四川雅安茶厂,湖南白沙溪、益阳、临湘茶厂,云南下关茶厂,贵州铜梓茶厂,湖北赵李桥茶厂等边销茶加工厂,保证了西北少数民族饮茶的需要。据《湖南省白沙溪茶厂厂史》载:1950年片(封)重2公斤的黑砖茶出厂价仅为5.2元,按当时的比价计算,一头羊可换回十片(封)砖茶。《当代青海简史》记载,据青海省民贸公司1951年9月测算,由于“剪刀差”的变化,仅国营贸易即收购羊毛约88.8444万公斤,按解放前后价格差额计算,各族人民即可从中多换购茯茶653.1575万封(每封重量为2kg);以全省人口平均受益计算,每人多换购四封茯茶。据对曲麻菜五千多牧民调查,解放前生产生活极为困难,到1951年,100%的人喝上了茯茶。翻身解放后的西北各族人民满怀深情地称边销茶为“共产党茶”、“毛主席茶”。

1954年8月,贺龙元帅视察四川雅安茶厂时指示:“要大力发展茶叶生产,保证藏族兄弟的需要。”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亲自打电话过问雅安茶厂的边销茶生产和发展情况。1985年,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国务院把向藏族人民每户赠送一份礼茶的制作任务交给了雅安茶厂,该厂奋战72天,为西藏人民赶制出了43万份优质礼品边销茶。新疆自治区成立30周年之际,中央代表团送给新疆人民的礼品就是湖南省益阳茶厂生产的精制茯砖茶。1986年8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来到四川雅安茶厂视察,兴致勃勃地挥笔题词:“煦风送暖催春意,碧玉绿叶舞新姿;馨香扑鼻味醇美,雅安边茶迎嘉宾。”前中国侨联主席张国基92岁时在湖南省益阳茶厂视察,挥毫写下了“益阳砖茶香万里”的题词。

从新中国建国至今,南方各省区的边销茶厂共为西北边疆少数民族提供各种规格的边销茶一百八十多万吨,通过边贸和出口的边销茶达数十万吨,不但保证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饮茶的需要,为国家增创了外汇,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茶叶生产的迅速发展。

我国的边销茶既像一条金色的民族团结纽带,越过莽莽高原,穿过漫漫戈壁,将汉民族与西北各地的少数民族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同时也像一座跨越国界的友谊大桥,沟通了我国西北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为祖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友好往来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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