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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茶侵藏:中印关系的历史检讨

中国与印度山水相连,友好交往的历史悠久。但印度遭受英国的殖民侵略后,中印关系恶化。特别是印茶侵藏,更是中印关系史上应深刻检讨的行为。清末民国时期,印度大力发展茶业,妄图用印茶切断西藏同祖国内地的血肉联系。

本文全文原题转载自《南亚研究季刊》2013年第1期,作者董春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四川大学物理学院讲师)。

中国与印度山水相连,友好交往的历史悠久。但印度遭受英国的殖民侵略后,中印关系恶化。特别是印茶侵藏,更是中印关系史上应深刻检讨的行为。清末民国时期,印度大力发展印茶,采用各种手段销售印茶,排挤西康边茶,妄图从经济上切断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联系。西康边茶在西藏的销售面临严重危机,这一危机不仅牵涉到各大茶商的经济利益和当局的财政税收,还因事关边疆安危而引起了当政者的重视。

印度大力发展茶业

在中国茶叶史上,茶叶曾是中国贸易出口的大宗货物,英国殖民者很早就发现茶叶的诸多好处,并大量进口。华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西康边茶在藏区的大量需求,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注意。特别是东印度公司,尤其关注茶业。1833年,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为了保持公司在茶叶贸易中的利益,另辟茶叶来源,公司立即采取了三项措施,包括根据本丁克总督的指示成立“茶叶委员会”专门研究在印度种植茶叶;派遣该委员会秘书戈登到中国引进茶种;向公司所有职员发指示,普遍征集在印度种茶的可行性报告。[1]  1826年,英国人大卫•斯科特和査尔顿先后在印度的阿萨姆发现野生茶树,东印度公司立即组织了调査组前往阿萨姆调査,报告确认阿萨姆自然条件适宜种茶,有野生茶树生长,但野生茶树品质低劣,建议引进中国茶种试种。清宣宗道光十六年(1836年),“据威廉•乌斯克《茶叶全书》载,1835-1836年,印度科学会通过种植中国茶树的决定,在印度加尔各答以中国茶籽育成茶苗四万二千余株,分别发至上阿萨姆、古门、苏末尔、南印度等一些地方栽种,发展茶叶生产。”[2]  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阿萨姆各地均办起了茶园,逐渐推广到其他地区。印度第一个茶叶公司也同时成立,并于1852年售茶获利。1857年,印度置于英王直接管辖之后,英国资本大规模进入印度,大部分投入种茶业,各种茶叶公司纷纷涌现,1881年在加尔各答成立印度茶业联合会。联合会在茶的种植、加工、运输、销售等方面协调成员利益,交流情报、技术、采取共同措施,抢占国际市场,打击排斥华茶。“19世纪英国茶叶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的茶叶产业产生了严重的损害,而鸦片战争又使这个国家陷入了混乱。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饱受政治动荡和战乱的蹂躏,由于许多西方人都养成了饮用红茶的习惯,中国绿茶的出口大大下降。”[3]“1875年印茶销往伦敦2950万磅,1881年4557万磅,1886年增加至7650万磅。”[4]  中国茶业却由盛转衰,华茶出口大幅下降,“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尚有一百一十四万九千余担,二十六年(1900年)只有一百零六万三千余担,二十七年(1901年)则仅有八十五万四千余担。”[5]  这充分表明了印茶的大力发展已经大大冲击了中国的固有市场。[6]

中国西藏更是成为印度茶业资本家销售印茶的目标。《泰晤士报》曾发文说,“我们到处听到商人诉说贸易停滞。如果我们坚决要求进入西藏,那儿有一个广大的市场在等待我们”,英国的呢绒、棉织品、金属制品将在西藏畅销,而且,“大吉岭百里以内,有一个民族每日三顿除茶而外,不用其它的饮料,而茶的供应是来自一千二百里以外的中国。”[5]  为了占领市场,英属印度想尽了办法。在西藏地区,更是无所不用,力图动摇西康边茶在藏区的地位。英属印度力图将印茶打入西藏的边茶市场,经济上掠夺西藏廉价的珍贵药材;通过印茶渗透,排斥西康边茶,在政治上离间汉藏感情,截断自古以来汉藏的经济文化联系。

印度利用印茶侵藏的种种手段

印茶初入藏,并不受欢迎。西藏同胞习惯饮用西康边茶,印茶为了打开销路,印商在印茶中掺入华茶,低价销售,用造假的手段偷占市场;在茶叶的包装、外形上仿冒西康边茶;冒用西康边茶的商标,欺骗藏民消费印茶。印商在造假的同时,也很注意科学种茶。如培育良种,加强管理,施肥修枝,使用机械揉制茶叶,以提高茶叶的品质。茶叶的运输和销售条件也不断改善。产于雅安的西康边茶距离西藏路途遥远,运输艰难,一般需要半年以上才能运到销区。且西康边茶层层征税,运到西藏后价格较高,甚至高出印茶几倍,这使大部分藏胞难以接受,转而购买价格便宜的印茶。

为了开辟西藏市场,抢夺茶利,英属印度政府、商界、探险家不约而同地展开行动,深入中国穷乡僻壤、高原峡谷、雪山莽林测量考察,收集情报,研究对策,堪称历尽艰辛,孜孜以求。清宣宗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英东印度公司派员到中国内地,选购茶籽、茶苗运回印度,并雇得种茶、制茶工人八名,于1850年去印度传授种茶、制茶方法。”[2]  1868年9月,英属印度加尔各答商会的代表托马斯•唐•古柏到达打箭炉。古柏此行的目的是对打箭炉的茶叶贸易及清王朝的茶政进行考察。法国主教丁硕卧(Joseph Mary Theruveru)其时在打箭炉已居留很久,对打箭炉作了详细的调査研究,并写成长篇报告交给古柏带回。

“丁硕卧在报告中比较了美、法、俄、英诸国,认为唯有英国可凭其雄厚的资本、熟练的技术和处理殖民地事务的丰富经验把中国(包括西藏)纳入英属印度殖民地体系内,完成中国殖民地化的‘伟大工作’。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进行商业和经济方面的渗透,要开通英属印度与中国的商业通道,为此英国要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商业枢纽城市拉萨、巴塘、大理、重庆建立英国商馆,开辟市场,由这些地方再向中国内地扩散,最终完成对中国的合并。英国在上述城市建立商馆将会遇到种种阻碍,其中拉萨阻力最大,重庆次之,大理最为易行。丁硕卧为古柏提供了大量的打箭炉茶叶交易的情报,认为茶叶交易对于西藏的经济、政治具有巨大的作用,而川茶入藏路程漫长,交通条件极为艰难,倘若英属印度能够打通向西藏倾销茶叶的渠道,那么印茶就可以取代川茶占领西藏市场,不仅将获得极其可观的经济利益,而且必将动摇清王朝在西藏的管辖,把西藏纳入英属印度。”[5]  受丁硕卧的思想影响,古柏在《一个商业先驱在中国的游历》一书中也主张:“茶叶是英属印度打通西藏道路的有力武器,一旦印茶销藏,川茶入藏就会被切断,他估计从打箭炉入藏的川茶每年为600万磅,印茶取代川茶,获利巨大。”[5]  古柏注意到川茶销藏对于中国的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宗教集团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印茶取代川茶不会是没有斗争的,他暗示要使用武力:“要到英国使节驻扎的拉萨,并且喇嘛们在与英国军队的接触中受到教训从而意识到他们完全没指望”,[5]  印茶入藏才能成功。古柏的提议在英属印度政府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印度茶叶种植业的发展为英属印度向外扩张提供了经济推动力。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批英印官员积极行动打通西藏道路,他们串通联系,通过各种渠道,向英国当局高层人士发出呼吁,要求采取行动,压迫清政府开放西藏。在这样的背景下,1888年3月,英国殖民者发动第一次侵略西藏的战争,1890年3月,强迫清政府签订《藏印条约》,条约规定,关于印度与西藏通商事宜,中英两国政府在批准换约后六个月,再行派员妥商(第七款)。[7]  1893年12月5日,英国强迫清朝政府在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不平等条约《1893年藏印条款》上签了字。该条约对印茶入藏问题,作了如下规定:“至印茶一项,现议开办时,不即运藏贸易,俟百货免税五年限满,方可入藏销售,应纳之税不得过华入英纳税之数。”[7]  1903年12月,英国为了达到攫取新的侵略特权、独占西藏市场的罪恶目的,发动了第二次侵略西藏战争。1904年9月7日,英国侵略者用武力逼迫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拉萨条约》,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清政府拒绝承认该条约,中英两国政府于1906年4月在北京签订了《续订藏印条约》,但迫使清政府承认和保留了通过《拉萨条约》所攫取的大部分侵略特权。进而,英国迫使清政府于1908年4月20日签订了《修订藏印通商章程》,但并未提及和解决藏印贸易关系问题。因此,有关印茶入藏问题,在该条约签订后,中英两国政府仍应执行印茶不得运销西藏和中国不得对印藏贸易征收关税的旧有规定。1914年7月3日,英国侵略者诱迫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英国所拟定的《1914年英藏通商章程》上签了字,虽然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该条约,就连当时的英国政府也不认为这个非法条约具有法律效力,但该条约没有禁止印茶入藏和对印茶加征关税的规定,为印茶侵藏提供了可乘之机。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上述的不平等条约都只是英国侵略者企图使印茶侵藏合法化的手段,实际上,随着英国的武装入侵,印茶在西藏大量倾销已经成为事实。据当时印度报纸公布,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一年里,仅运销到噶大克一地的印度茶叶就价值60万卢比。[8]  中国边茶“竟有江河日下之势”,1918年边茶销量仍有800万斤,1938年锐减至400万斤。[9]  印茶销藏于中国关系巨大,不仅四川的国计民生受重大损失,茶税作为财政的重要来源也将失去,依靠边茶业生存的茶农茶商和背工,也将无以生计。更为严重的是,印茶侵藏将给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政治、军事带来严重的后果,并将影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权的关系。“印茶销藏一开始便成为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早在光绪十二年,驻藏大臣色楞额便认为印茶侵藏,后患无穷。此后,不少封疆大臣具奏陈述印茶侵藏的种种危害,因而引起清廷的密切关注,以致在清末民国时期四川、西藏地区掀起一场抵制印茶倾销的斗争。”[10]

中国政府改进西康边茶以抵制印茶侵藏

在改进西康边茶、抵制印茶侵藏的斗争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赵尔丰。面对印茶侵藏,边茶衰落,赵尔丰经边时,提出诸多改进西康边茶的措施,包括改进产制、销售办法,甚至废除历代“严禁茶种出关”的禁令,提倡西藏种茶。“川素禁茶种入藏,藏亦不知自种,固得垄断居奇。今商战交通,物穷必返,藏民赴印度、汉口等处,均能运购茶种……并准茶种入藏,教其自种,亦免利权外溢。”[11]  赵尔丰在《致外务部整顿茶务电》中,谈到了印茶与边茶在西藏市场的竞争中,边茶业日益暴露的弱点,“近年以采制不精,且多掺伪,行销久已减色。”[11]  这种状况,任其发展,川茶必被印茶排斥。面对此种困境,赵尔丰召集五属茶商,讨论抵制印茶,整顿西康边茶的措施。大家都认为“炉茶入藏,为川省商务大宗”,印茶“因照约通商,万难阻止”。商议后的对策为“拟先设立公司,招集商股,商股不足,助以官帑。整顿维持之法,则以精采制,禁掺假,轻成本,便运道,革正税之外一切陋规杂费。”[11]  具备与印茶竞争的条件,西康边茶方可立于不败之地。于是,宣统二年四月十二日(1910年),在雅安成立了边茶公司,公司全称为“商办边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成立在商界引起巨大反响,雅城商情为之一振。公司在筹备期中明确宣布抵制印茶,保障川茶业利权是其纲领。但边茶公司并未把自己局限于纯商业范围,而在茶叶的种植和和制造方面,亦要加以改良。因为只有改善茶园的种植才能提高茶叶的产量和质量,才是振兴西康边茶的根本途径。虽然这颇具远见的策略,由于清朝的终结而未付诸实施,但为民国时期抵制印茶侵藏提供了借鉴。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政局动荡,西藏与邻近各省关系紧张,时有战端,运送西康边茶的商路不畅,使得印茶侵藏更是变本加厉。印茶逐步占领了西藏大部分茶叶消费市场,中国内地各省运往西藏的茶叶数量则相应地逐年减少。“印度茶叶占领西藏大部分茶叶消费市场,大约是在1925年前后得以实现的。因为,根据英国官方情报资料统计,西藏东部和中部地区每年对包括茶叶在内的外部商品需求价值额和西藏产品输出价值额之和大约40万英磅,约合600万卢比。而在1924-1925年贸易年度,亚东商路的印藏商品贸易额已达到5322260卢比。”[12]  另据1935年英国印度事务部官方文件记载,在1934-1935贸易年度,经亚东运往西藏的茶叶共有57万磅,其中印度茶叶50万磅,中国茶叶7万磅。[12]  面对印茶侵藏,边茶衰落,边政当局对边茶的改良尤为重视。在20世纪30年代,成立了川边垦牧公司,该公司在计划中提到了经营茶业,包括茶叶的运输。在计划中,直言不讳的提出通过经营茶运,扩充经济势力,扩大政治上的影响。“本公司以垦种牧草,改良畜牧,为基础事业,垦种药材谷物,采伐木料,办理运输,经营茶业,为扩展事业……经营茶运目的,在求经济势力之扩展。关外经济势力,完全寄托于茶,茶砖殆成康藏之货币,任何汉官政治势力不能到达之地(如野番地方与藏番割据之地),茶商皆能深入,且得一般人民相当之崇敬。又役畜于包运乌拉与商货之外,多有闲时,自运茶包,既利用闲时,仍获商运之利,将来各地茶店营业发达,占有各地方经济界之重要地位,即可取得其政教上之立场。”[13]

一些关心茶业的有识之士,也发出了挽救西康边茶的呼吁:“救济之策,不外救济农村,改良栽种,禁绝假茶,便利交通,调剂金融各项,其属于政治力量范围之类者,尤冀当局注意提倡赞助也。”[14]“救济之法,是在政府实行从事检验,务使茶商制茶,注重清洁,剔除假坏,促进品质向上,限制劣质茶类之运销,以其茶样而定价格,更组信用合作社与园户特别贷款,使为整理茶园之用,不至受茶商之压迫而售价自由,禁其掺杂桤木叶于茶,以坏茶品。此属于边茶之改良也。”[15]  可以看出,人们已经认真探索改良边茶的根本途径,对改良茶叶种植和禁绝假茶引起高度重视,便是有益的尝试。为了挽救边茶业颓败的趋势,西康当局又于1939年成立了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在西康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成立的,在政策上得到了当局的扶持和优惠,经营规模大,并且由富有经验的大茶号老板任总经理,因此人们对之期望甚高。“惟该公司因组织较大,资金较多,周转较便,故每年辄能按时收购各地新茶,其茶质较其他厂商出品为佳,故公司茶价,无论关内外皆较其他厂商所制同牌茶价,每包最少高二千元,最多有高至六千元者。总计该公司本年制茶十余万包,其较荥经精制厂出品高出之价,各牌每包最低以二千元计,总数亦在三亿元以上。如厂茶能有盈余,则公司茶应有厚利。”[16]  但是,康藏茶业公司1939年成立至1949年,先是抗日战争,后解放战争,社会动荡不安。国民党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财政混乱、物价飞涨、现金飞速贬值。因此,康藏茶业公司经营遇到了极大困难。

由于社会的动荡,上述改进西康边茶的努力未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些措施对扶持民族工商业,巩固西康边茶在藏区的地位起到积极作用。特别是印茶侵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抵制。

结语

清末民国时期,印度利用印茶侵藏,严重影响了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1947年8月15日,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由尼赫鲁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总揽外交大权。尼赫鲁政府继承了英印留下来的在中国西藏攫取的各项特权。“‘西藏问题’仍然是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印度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印度政府用以制华的一张王牌。1947年独立后,印度就积极干涉西藏事务,虽然1954年它与中国签订了《藏印交通与通商协定》,承诺放弃在藏‘特权’,但中印之间因‘西藏问题’而产生的分歧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7]  印茶侵藏,是印度应该深刻反思和检讨的一段历史,两国只有健康竞争,才能共同受益。面向21世纪的中国和印度,都存在广阔的市场,稳定与发展都是两国面临的重大和紧迫的问题,“中印关系的稳定发展对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极为重要,两国和则利,斗则伤,在政府和民间层面,以及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等诸多领域都有较大的合作交流机会与空间。”[18]  中印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深相互了解,在两国关系上创造双赢的局面。

【注】英殖民当局为了利用这一发现达到商业上的目的,掀起了一场茶树原产地的讨论,企图抢夺中国在世界的茶叶市场。具体内容参考:

1、赤霞:“茶之源流考”,《江宁实业杂志》,1911年第1期;

2、吴觉农:“茶树的原产地”,《中华农学会报》,1923年第37期(见关剑平:《茶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第408页);

3、刘轸:《茶树原产地及种类之研究》,金陵大学农学院农林新报第十四年第八期抽印单行本,1937年3月11日,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历史资料目录全宗,全宗号7-11,卷号8-2-13;

4、刘和法:“从山科植物起源看茶树的原产地”,《茶业通报》,1981年第1期;

5、朱自振:《茶史初探》,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5-12页。

参考文献:

[1] 佘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22。

[2] 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茶人联谊会编,中华茶叶五千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2)。

[3] (英)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毕小青译,生活•读书•新知[M],三联书店,2006(3):212。

[4] 赫德,査访茶叶情形文件//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5篇):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M],上海:中华书局,1983:172。

[5] 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4)。

[6] 陶德臣,英属印度茶业经济的崛起及其影响[J],安徽史学,2007(3):127。

[7] 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M],三联书店,1982。

[8] 《清季筹藏奏犊》第三册,《张荫棠奏犊》卷四:15。

[9] 杨逸农,中印茶叶藏销问题[J],中农月刊,第3卷第5期:16-17。

[10] 陈一石,清末边茶股份有限公司[J],思想战线,1987(2):79。

[11] 吴丰培,致外务部整顿茶务电//赵尔丰川边奏牍,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12] 兰姆,麦克马洪线(第2卷:629-630),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馆藏档案,L/PS/10/218,P1521号文件。转引自董志勇:”关于“印茶入藏”问题”,《中国藏学》,1993年第3期。

[13] 《川边垦牧公司经营事业计划》,川边季刊,重庆中国银行,1936(6)-2-2:167。

[14] 郭国芳,西康茶叶之过去、现在与将来[J],西北问题季刊,西北问题研究会,1936:212。

[15] 金飞,南路边茶与康藏[J],《新西康》月刊,第1卷第2号:第10页。

[16]《蒙藏委员会派驻金川调査组呈报康茶产销及荥经茶厂情形报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成都: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9):372。

[17] 何文华,1947年至1954年印度对藏政策的两面性探析[J],南亚研究季刊,2012-1:75。

[18] 李涛、魏文婧,从天安门到印度门:面向21世纪的中印关系——第二届中国-印度论坛会议综述[J],南亚研究季刊,201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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