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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商:敢为天下先的开放与精明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五口通商,广州再也不是唯一的对外窗口,曾经辉煌一时的十三行渐渐地走向了末路。

作者:大宇,本文来源:茶道 2019年3期

喜欢广东,从喜欢粤菜开始。由于参加茶博会的缘故,笔者去了广州、深圳多次,每次都对粤菜赞不绝口。粤菜的花样特别多,宋人就曾记载岭南人“不问鸟兽蛇,无不食之”,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其中有一道吃法叫“粥底火锅”,就是顺德商人的发明,可以解决传统火锅容易上火的问题,感叹其间的精明,让原本在火锅上没有优势的粤菜,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粤商的精明从广东的经济水平可以洞察到。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国内生产总值自1989年开始连续居全国第一,地位无法撼动,而且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也全国最多。而在历史上,广东经济在全国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唐宋年间的市舶贸易,一举让广东成为朝廷的财富重地,至明代,“广货”名扬海内外,广东商帮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到清代奉行闭关锁国后走上历史的高峰。

公元1757与十三行

清乾隆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757年。大清帝国正处在鼎盛时期,乾隆却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为近代中国落后世界埋下了祸根,他的圣旨由军机处发出,很快传达到沿海各省。

圣旨上写到:“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埔,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

圣旨提出了广州“一口通商”,其他港口不再对外贸易,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对于广州来说,得到了这个天大的利好。茶叶、瓷器和丝织品是当时广州输出的主要商品。根据历史记载,早在西汉广州已有少量茶叶外销,到了唐代,广州已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出口茶埠,大量的茶叶经由海路运往世界。

清代,茶叶就成了广州十三行与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由于当时经营出口贸易除领贴的官商外,还有未经批准的散商,于是1720年成立官商的组织——公行,规定共同遵守的行规十三行,包括垄断出口价格、独占价格、独占贸易等。在清代,茶叶是限定由公行(官商组织)垄断经营的商品。外商要购入茶叶,只能委托公行代购。

外国商馆也设在十三行,当时的广州十三行街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中心,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景象,茶叶外销日渐发达。据历史记载,清雍正八年至乾隆五年(1730-1740年),广州出口茶叶平均每年476万担,到乾隆五十年至十九年(1790-1794年)增至23.11万担,以后继续增加,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1836-1838年)约40.27万担,当时广州出口茶叶约占中国九成以上。

广州十三行行商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外贸的“官商”,由于洋行垄断了中国对外贸易,其财富不断膨胀,涌现了一批像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伍秉鉴、叶上林等豪商巨富。“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这首清代的竹枝词,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广州十三行商人经营对外贸易至其殷实富足的情景。

首富的经商哲学

伍秉鉴的传奇故事,都从他的富有讲起。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将他列为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十個人之一,说他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产,天下第一大富翁”。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下令商行出资三百万银元以偿还债务,伍秉鉴一个人就出资一百万银元。而他的财产据说有2600万银元之巨,那时美国最大的富翁也只有“区区”700万。

伍秉鉴生于广州,祖籍福建泉州,祖上在福建种茶。他的父亲叫伍国莹,在十三行的另一个巨富潘振承家里当账房先生。潘振承也是泉州人,被《法国杂志》评为十八世纪的“世界首富”。在世界首富家耳濡目染,伍国莹有点积蓄之后就跳出来自己干,潘振承非常支持,甚至还把客户介绍给老乡。伍国莹把业务传给儿子伍秉钧,也就是伍秉鉴的哥哥。伍秉钧把父亲的商行更名为怡和行,可惜英年早逝,于是在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成了怡和行的主人。

接管了家族企业后,伍秉鉴面临着和现状企业同样的问题——如何做强做大?虽然当时已经实行“一口通商”的政策,怡和行也尝到了垄断贸易的甜头,但是怡和行在广州商行中还不算“大企业”,论实力只能算十三行的小字辈。那么这个小字辈在伍秉鉴手里是如何实现逆袭?从伍秉鉴身上,我们又看到了怎样的粤商精神?

首先,商号虽小,但伍秉鉴志存高远,可以放弃眼前利益,为将来打基础。1805年一家外国商号进口的棉花受潮发霉,无人问津,洋商急得团团转。伍秉鉴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来到这家商号,表示自己愿意买下这批棉花。在洋人的干恩万谢中,伍秉鉴就说:“来日方长,希望你们多照应我。”伍秉鉴靠着这种类似“吃小亏”的办法,慢慢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还有一则故事流传甚广,说美国一个商人欠伍秉鉴7万多银元,连回美国的路费都没了。伍秉鉴撕毁欠条,还赠他路费安心回了美国。伍秉鉴的名声越来越响,自然生意也越做越大。

其次,从生意开始之初,就立下了“有钱大家赚”的信条,让他获得了广阔的合作资源。1811年,伍秉鉴获得了一个新差事,他担任了一家英国棉纱公司在中国销售的代理人,说白了就是个中间商。伍秉鉴把棉纱销售获得的绝大部分利润都给了和他订货的中国商人,收取的中介费远低于市场水平,这么一来谁都愿意跟他做生意。另外,伍秉鉴特别擅长在洋人和中国商人之间斡旋,为中国同胞讨公道,而对于陷入资金苦难的商人,伍秉鉴也会酌情提供周转资金,为自己立下非常好的口碑。

第三,找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商机。当时中国跟老外做生意,主要是茶叶、丝绸和瓷器,可是几家大商行分块垄断了这些货物的交易,伍秉鉴想插足进去谈何容易。但是伍秉鉴不着急,他留心观察广州的贸易活动,从中寻找机会。他发现,外商在中国做买卖都会出现资金不足的问题。因为当时欧洲民众非常热衷中国商品,洋商进入中国发现遍地是宝,但没带那么多钱。可是中国商号多数都不愿意放债给洋人,毕竟风险太大。伍秉鉴却看到了机会,他愿意放债给洋商,但要求付利息。当时中国货物的利润率很高,付点利息不算什么,于是洋人纷纷向伍秉鉴举债。伍秉鉴在那时已经在从事小额放贷了,把商号剩余的资金贷款出去获取利息,其实是提高了资金的利用率。

第四,分散投资,鸡蛋不能搁在一个篮子里。当时在广州从事海外贸易,很多洋人为了方便业务开展、获取更多利润会投资中国商号,但是中国商号投资洋人公司却很少见。伍秉鉴却开始入股洋人的公司,这在当时也算开了先河,这么一来,怡和行就成了跨国公司了。早在1807年,伍秉鉴就开始入股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之后逐年增加投资,成了该公司在中国最大的股东。

除了投资东印度公司之外,伍秉鉴还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投资了铁路、证券、房地产等多个领域。这在中国商业史上,都是非常超前的。而大胆的金融投资,带给伍秉鉴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到1834年,伍秉鉴名下的资产高达2600万银元。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按照《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的赔款为2100万银元,伍家一家就能把赔款全出了,真是富可敌国。

帝國的余晖

伍秉鉴能够成为巨富,当然是得益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一口通商”让十三行垄断了中国对外的贸易,而伍秉鉴凭借着精明强干,很快让怡和行壮大为十三行的头把交椅。茶叶是怡和行对外贸易的核心产品,中国独享茶叶贸易带来的的丰厚利润长达百年,怡和行自然赚得盆满钵满。作为首富,伍秉鉴在商业运作的头脑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从一件事就可以印证。十三行中主营茶叶出口的牙行有两家最大,分别是怡和行和广利行,实力旗鼓相当。为避免竞争、实现强强联合,伍秉鉴把侄女嫁给了广利行老板卢观恒的儿子卢文锦。通过联姻,两家牙行垄断了茶叶对外贸易,而且操控的茶叶的市场价格,保证了稳定的利润。

在当年,伍秉鉴就有很强的品牌意识。在欧洲和美国市场上,“怡和行”的茶叶评为两个“最”:最好、最贵。这是现今的茶叶霸主英国立顿所不具有的,后者最多也就是最大的茶企。怡和行输出的武夷山茶叶,虽然价格昂贵,但销售畅通无阻,是西方上层社会的最时髦的商品。在伍秉鉴精明的商业运作下,怡和行成为当时世界贸易的巨无霸。

常言道,盛极必衰、物极必反,世界首富的荣光并没持续多久。英国商人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怡和行卷入其中,开始走下圣坛,伍秉鉴甚至背负了汉奸的骂名。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伍秉鉴损失了200万银元。这笔损失不至于伤筋动骨,而且伍秉鉴深谋远虑、早就把生意拓展到海外,商行生意已经不是唯一的生命线,但是经过这番折腾,伍秉鉴已经心灰意冷。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五口通商,广州再也不是唯一的对外窗口,曾经辉煌一时的十三行渐渐地走向了末路。1843年9月,伍秉鉴在内忧外患之中,溘然长逝。在他死后,怡和行又坚持了20年,终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与广州十三行一起,彻底成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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